距離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首次被明確為國家戰略已過去十餘年。2009年4月，國務院發佈19號文，以國家文件形式正式對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進行指導，並明確提出“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
如今，這一時間點已至，為護航決勝之年的衝刺，2月14日，《關於進一步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金融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正式發佈，從積極推進臨港新片區金融先行先試、更高水平加快上海金融業對外開放和金融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方面為上海量身定製了30條具體措施。
針對《意見》出臺的背景、意義及內容上的創新，近日，第一財經獨家專訪了上海交大高級金融學院執行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屠光紹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大力推動者，也是上海金融改革與創新的踐行者，在他分管上海金融的八年多時間裡（2007年12月至2016年6月），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第一次站上了國家戰略的高度，並開始了黃金髮展——金融基礎設施不斷完善、金融要素市場逐步健全、金融創新穩步推進，“上海價格”、“上海聲音”日漸影響全球市場。
屠光紹表示，2020年出臺的《意見》可看作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進一步推進，與19號文相銜接，起到承前啟後的作用。就內容而言，亮點頗多，主要體現在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對外開放、法律和制度創新、長三角一體化、金融科技五大方面，比如，推進直接融資、金融市場離岸與在岸的打通、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等。
十年傳承與創新
第一財經：作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大力推動者，在你看來，十年前後出臺的兩份文件有何聯繫？從國內外環境看，當前的上海又面臨著哪些機遇與挑戰？
屠光紹：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通過不同的階段逐步實現，國務院的19號文，在總方向上明確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任務，同時又提出了具體的階段性目標。從這一角度分析，2020年出臺的《意見》可以看作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進一步推進，這正好也與19號文相銜接，起到承前啟後的作用。
從目的、方向、原則、內容、體系、方法等層面比較，兩份文件基本保持一致，體現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一貫性和可持續性。比如，在目的上，均以服務國家戰略、適應經濟發展為主；方向上，都體現了市場化、國際化與法制化；原則上，均堅持業務創新和風險防範相結合、業務推進和發展環境相結合、業務開展與監管體制相結合三大原則；內容上，兩份文件都提到了市場結構、市場工具和產品、金融對外開放、深化金融改革、創新監管方式、完善營商環境等。
不過，從2009年到2020年，國內外市場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也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機遇方面，中國經濟正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無論是從經濟體量，還是產業結構等來看，都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供了既有需求。同時，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中國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在堅持“走出去”和“引進來”的背景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正可被看作是中國與國際開展經濟合作的一張名片。挑戰方面，目前，受歐美政治和經濟形勢的影響，“逆全球化”潮流湧現，貿易保護主義增強，確實給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帶來挑戰。
勢變則法不同。考慮到當下的環境，《意見》在一些具體措施的制定上，又有新的部署和亮點，以適應新的環境，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亮點一：發展直接融資：銀行進入資本市場
第一財經：如何看待針對臨港新片區的金融創新？這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何關聯？
屠光紹： 其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很多內容都聚焦直接融資、發展資本市場，目前中國的主要融資體系是以商業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體系，直接融資比重過低，中國一直希望改變這一格局，提升直接融資比重。
《意見》也體現了目前需要思考如何提高商業銀行在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方面發揮更多的作用，其中創造性的提出支持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在上海設立專業子公司和金融資產投資公司設立專業投資子公司，投資臨港新片區和長三角的重點建設項目股權，以及參與相關企業重組、股權投資、直接投資等業務，從而更好地支持臨港新片區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航空航天等具有國際競爭潛力的重點產業發展。
到目前為止，根據資管新規，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的業務範圍還沒有上述部分，但這次在臨港新片區的金融先行先試內容中已有所體現。銀行可以通過兩個途徑參與直接投資，一是銀行理財子公司，二是通過商業銀行金融資產投資公司來設立專業的投資子公司，投資未上市公司股權等，這意味著商業銀行可以做PE，這是很重要的創新動作，有助擴大直接投資比重。
其實，我一直提出資管新規的核心，關鍵是要有利於發展直接融資，變過去的通道為渠道。過去銀行的通道業務主要是銀行將理財資金通過各種通道進行“佈局”，實際上是變相的信貸（如非標資產）。資管新規的目的就是要堵住這些通道，但是我認為也要開渠道，有序的通過商業銀行把間接融資資金引導到直接融資上來，這次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財經：在上世紀90年代初形成的“分業監管”架構之下，中國在銀行進入資本市場方面一直存在思維和事實上的“紅線”，雖然國際金融的實踐和監管思潮在分業、混業間已經反覆調整，但中國變化不大。如何看待這次商業銀行在試水股權投資的基礎上，未來參與直接融資和資本市場發展的速度與方向？
屠光紹：我們目前的融資體系和當前產業結構升級、新舊動能轉換等要求存在一定矛盾，而供給側改革就是要解決結構問題，以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體系與發展科技創新等是存在矛盾的。同時，從宏觀層面看，我們也面臨債務水平和槓桿率過高的問題。目前，加快發展直接融資已經成為十分迫切的任務，其中的關鍵在於找到合適的發展路徑即如何通過有效的渠道將銀行體系的龐大資金逐步引導到直接融資體系裡來，從而實現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的協調發展。其實，發展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已是一個提了多年的老問題，為什麼解決不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脫離銀行體系來發展資本市場。現在來看需要在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之間建立更多的渠道，實現發展直接融資路徑的進一步完善。但也不是要讓商業銀行一下子轉到直接融資模式，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找到路徑並有序地逐步實現轉移。
如果能夠逐步打通銀行和資本市場的渠道，把銀行資金引到資本市場來，對於上海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金融中心建設意義重大。
此次《意見》的出臺只是在自貿區臨港片區開了一個口子，但我認為是標誌了一個重要方向方向，即通過建立渠道實現投融資資金的轉換，我認為這一路徑是對的，也是可持續的。有了渠道之後，當然不是說要將間接融資完全轉換，更多是要有序轉換。尤其是考慮到整個經濟、金融體系不可能短期實現巨大轉換，未來直接融資的推進應是逐步的、有序的，比如從開始的百分之十幾，逐漸發展至30%，再到理想比例40%~50%。
現在，《意見》針對臨港新片區可以投資PE投資股權，但上海資本市場不能只看公募市場，還要看到私募市場，上海現在的公募市場已經很發達了，私募市場還是很大一片有待發展的領域。所以臨港的政策意義，在於對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對資本市場，特別是對私募市場的直接融資意義重大。
亮點二：金融對外開放新突破：離岸、在岸相融合
第一財經：《意見》中涉及金融對外開放的有11條，分量頗重，你如何看待目前金融對外開放的程度？11條措施中都有哪些亮點？
屠光紹：金融對外開放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金融服務業的開放，二是金融市場的開放。整體而言，眼下我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並不夠，特別是在金融服務業方面。中國的金融機構數量不少、規模和體量較大，但金融服務的效率和能力還有待提高。因此，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將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供更好的基礎。
《意見》還提及支持跨國公司在上海設立的資金管理中心經批准可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豐富外匯市場的投資者種類，增強外匯市場的活力，這有助於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與國際金融市場法律制度的對接效率，同時也將有效彌補我國風險管理產品和手段不足問題，顯著增強上海金融市場的綜合服務能力。
第一財經：關於臨港新片區的作用，當前有一種觀點是將臨港當作離岸，可嘗試實現外匯、資本自由流動，試行英美法系等；另一種觀點也認為，中國的國際化進程發展至今，再發展一個小規模的離岸意義有限，難以真正與紐約、倫敦等大型金融中心相比，因此不如將其發展成在岸開放的概念。你認為應該選擇在岸還是離岸？在通道的設計和更高的戰略安排上如何把握？
屠光紹：我認為我們不能搞純粹的離岸。中國需要的是在更多、更寬的領域有更多實踐，純粹搞一個小的離岸，對整個金融國際化、貿易便利化的作用沒這麼大。但也不是完全開放的在岸，而是有序的放開，將離岸和在岸有效結合。
《意見》中，涉及臨港新片區共有7條，涵蓋了“促進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的3條舉措，以及“支持臨港新片區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重點產業”的4條舉措。“促進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意見》明確提出，探索開展本外幣合一的跨境資金池試點，支持符合條件的跨國企業集團在境內外成員之間集中開展本外幣資金餘缺調劑和歸集業務；在臨港新片區內試點開展境內貿易融資資產跨境轉讓業務，促進人民幣跨境貿易融資業務發展。這意味著人民幣的收付一部分已擴展到了資本項下。
綜上可以看出，我們選擇的並不是封閉起來的離岸，而是嘗試將離岸和在岸的範圍打通，在臨港新片區逐步探索資本項下開放，這算是比較大的突破方向。但後續還需關注如何操作，比如對於“符合條件”的界定等。
第一財經：將上海打造成“國際資管中心”也始終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目標之一。目前，眾多國際資管巨頭已進入上海，下一步將如何完善更高層次的開放，並充分發揮這些國際巨頭的作用？
屠光紹：目前，中國的資本市場服務能力嚴重不足，金融市場服務的供給能力不夠，而金融開放程度恰恰又是滯後的，因此這兩大方面需求結合起來，就突出了金融開放的重要性。畢竟，資本市場的金融服務供給和銀行體系的服務供給有本質的不同。本金在銀行相對安全，需要考慮的可能只是利息水平能否跑贏通脹，相對於金融市場的風險要低得多，需要的金融服務也不同，而資本市場的投資需要考慮眾多方面，例如如何判斷產業、宏觀政策、選股、基金公司本身的好壞等都需要權衡，因此，金融市場特別是股市的投資人對服務的需求很大，金融服務業的大力度開放既是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核心內容，是中國堅持全球化和國際合作的態度，又非常有利於通過引進境外機構增加和提高資本市場的服務能力。另一方面，金融市場也應該堅定不移的有序開放，金融服務業和金融機構的開放也有利於金融市場的擴大開放。
亮點三：法律和制度創新：強調公平競爭
第一財經：全球成功的金融中心大多為英美法系，其關鍵根基在於支持創新、講究判例。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你認為上海如何朝著打造資管、金融中心邁進？
屠光紹：在金融開放的過程中，境內外製度的對接同樣重要。因為全球成熟的金融中心大多是英美法系，這是支持創新的基礎，英美法系講究的是“法無禁止皆可為”，相較之下，大陸法系更接近於“正面清單”。
此次《意見》中關於金融對外的一大亮點是首次明確允許境外機構自主選擇簽署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NAFMII）、中國證券期貨市場（SAC）或國際掉期與衍生工具協會（ISDA）衍生品主協議，要特別注意“自主”，這可謂向與國際法律制度的對接邁出了重要一步。而允許境外機構選擇國際通行的主協議也將更便利外資進入中國衍生品市場。
第一財經：你如何看待“合作”在下一階段金融開放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屠光紹：目前，隨著外資金融機構不斷進入中國境內市場，外資和外資、外資和中資之間的競爭難以避免，畢竟這些國際巨頭都實力雄厚、經驗豐富、管理能力強。當然，外資也面臨對境內市場熟悉程度不夠的問題，因此既有競爭也有合作，所以這次《意見》多次突出了“合作”的概念，例如支持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與外資機構在上海合資設立理財公司等，這也主要為了解決外資在中國境內市場資源、渠道欠缺的問題。
第一財經：目前的外資法人機構如WFOE（外商獨資企業），背靠海外總部，如果套用中資機構的監管方式來對其進行監管，可能無法契合，中國要如何把握監管的容忍度，同時把握公平競爭？
屠光紹：中國尤其講究商業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其實這又牽涉到中國的制度能否對接國際，如果可以接軌，其實並不一定需要商業存在也能對接。但暫時中國的監管框架無法契合，因此可以選擇給予外資機構國民待遇，但同時這也要求外資機構要受到中國規則的管理，這也避免了國際上法律監管不一致的問題。
目前，外資在華的戰略主要分三種選擇——設立分支機構、合資、獨資（直接設立法人機構）。各大機構也在根據各自的優勢在這三種方案中權衡，部分機構與初期相比出現了戰略上的轉變，可能實力特別強的機構會傾向於選擇直接獨資，也有一些機構會選擇合資，當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更有效的進入中國市場。可見，促進境外、境內機構的合作，也是下一步開放進程中可能出現的新變化。
亮點四：長三角跨區域互聯互通
第一財經：《意見》中明確了金融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的發展方向，提出要推動金融機構跨區域協作、建立健全長三角金融政策協調和信息共享機制等。應如何看待長三角一體化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關係？對金融監管又提出了哪些挑戰？
屠光紹：作為國家戰略的長三角一體化，同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構成了我國區域發展的總體格局，正在打造以中心城市為引領的新城市群。未來，長三角區域可能成為最大的城市群之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長三角一體化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互為支撐。一方面，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利於長三角一體化在金融資源上的實現，另一方面，長三角一體化也將會夯實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基礎。不過，從《意見》的命名來看，兩者之間既有聯繫，也有區別。
在金融監管方面，主要涉及到金融業務跨行政區域的開展，目前銀行、保險等機構仍是按照行政區域來劃分、經營業務，尤其是銀行的信貸業務，這就要考慮到如何讓金融監管與長三角一體化的發展相適應。
《意見》中實際已有所突破，如提升長三角跨省（市）移動支付服務水平，推動長三角公共服務領域支付依法合規實現互聯互通；積極推動長三角法人銀行全部接入合法資質清算機構的個人銀行賬戶開戶專用驗證通道，對綁定賬戶信息提供互相驗證服務等，我認為這是很大的進步。
但如果將來更多的業務在長三角跨區域經營，就需要金融監管的配合，即監管信息的互聯互通。所以要建立長三角金融協調的相關機制，保證風險防範，並且在區域內監管標準的制定上要防止監管套利。
第一財經：在監管協調方面，央行上海總部、長三角各地的銀保監局、各地金融辦分管內容並不同，根據《意見》，三者之間既有交叉又有銜接，較難協調，比如央行負責支付和賬戶管理、銀保監會負責信貸管理，但長三角一體化的架構又是由發改委系統主推，你認為未來是否需要在金融監管架構上做一些框架性的改變？
屠光紹：要實現長三角內金融資源的共享以及金融業務的跨區域經營，我認為，有必要在金融經營業務的開展和金融監管的互動方面形成良好的配合。從管理部門看，央行和發改委之間需相互配合，但金融方面的內容仍是需要金融管理部門負責，所以未來央行上海總部肯定會做一些調整。
亮點五：金融科技中心催生新業態
第一財經：《意見》明確強調了金融科技的重要性，如在總體要求中提到加強金融科技在監管領域的應用，在臨港新片區中提到支持金融機構和大型科技企業在區內依法設立金融科技公司，重視金融科技人才培養等。如何看待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金融科技的分量？
屠光紹：從過去多年來金融交易方式所發生的巨大改變來看，上海的金融中心本身就是科技發展支撐下的一個產物。我經常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呈現三個“新”特點，分別是新生、新興和新型，其中，“新型”指的就是要依靠金融科技。新技術的使用將使得金融中心建設跟傳統的金融中心相比，具有擴大性、開放性以及更普遍的參與性。隨著大數據、雲計算、智能終端的發展，金融中心建設的路徑、方式都將有所改變。同時，新技術也會催生出諸多新的金融業態。
2019年初頒佈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行動計劃（2018~2020年）》也曾提到，上海要建設金融科技中心，構建金融科技產業生態鏈，吸引金融科技公司來滬發展。與2009年國務院的文件相比，此次《意見》中涉及金融科技的內容也算一大亮點。
此次《意見》支持臨港新片區大力發展金融科技等新興金融產業。金融科技是金融業發展的未來趨勢之一，市政府辦公廳1月中旬印發了《加快推進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設實施方案》。本次疫情也讓金融行業進一步堅定了推進金融科技發展的決心。臨港新片區具有大力發展金融科技的技術研發、應用場景等良好基礎，也已出臺了有競爭力的人才政策，《意見》支持金融機構和大型科技企業在區內設立金融科技公司，積極探索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等新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金融科技在臨港新片區擁有更廣闊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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