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珠海白蕂湖度假村，《花城》編輯部與作家莫言（右四）等人合影。
部分《花城》雜誌封面及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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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燕玲 《花城》雜誌主編，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編輯過大量當代作家的重要作品，並策劃和編輯“藍色東歐”大型譯叢。
在前互聯網時代，作家的作品要被廣泛閱讀，主要通過報刊和出版兩種媒介。中國當代文壇的崛起，與文學期刊的發展幾乎同步，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依靠文學雜誌發表和成名，而雜誌也有賴於優秀的作品贏得讀者和市場。
人們熱衷談論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熱和文化熱，這種現象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那時，文學雜誌一度成為文學青年手中的標配，成為市面上的緊俏商品，每期雜誌輕輕鬆鬆可以賣出數十萬份。其間，最突出的代表當屬《收穫》《花城》《當代》《十月》，它們被評論家譽為純文學期刊的“四大名旦”，如今公眾耳熟能詳的那些當代作家，最初都是通過這些雜誌走入讀者的視野。
今年10月，《花城》雜誌社在北京舉辦成立四十週年紀念活動，王蒙、張抗抗、李敬澤、葉兆言、格非、畢飛宇、李洱、林白、西川、北村、梁鴻、阿乙、潘軍、張清華、何平等一大批作家和評論家齊聚現代文學館，暢談與《花城》雜誌數十年的情誼，以及《花城》作為文學重鎮為中國當代文學所作的特殊貢獻。對此，新京報記者專訪了《花城》的主編朱燕玲。她於1985年從南京大學畢業後進入《花城》，此後三十餘年再也沒有離開過。從《花城》的轉型因應之道，我們也可以管窺文學期刊在互聯網時代的共同命運。
“先鋒精神”是尋求文學變革的內在力量
新京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花城》就發表了大量先鋒作家的實驗性作品。在一種文體或敘事手法尚未被讀者普遍接受之時，過於先鋒前衛是需要承擔風險的。《花城》是如何將先鋒性一以貫之的？這與廣州相對開放的思想和輿論環境是否有關？
朱燕玲：當然密切相關。《花城》誕生於改革開放初期的文學熱潮之中，鳳凰衛視曾經用“應運而生”來形容她，她紮根於開放拓新的嶺南文化土壤，汲取廣東“開風氣之先”的改革精神，藉助地理上毗鄰港澳的優勢，率先為中國文學界打開了南窗，向讀者介紹港臺與海外文學作品與思潮。
我更願意將“先鋒”理解為一種精神氣質，一種不懈地尋求變革的內在力量。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上去理解《花城》，就能看到一以貫之的“先鋒性”：在上世紀80年代表現為突出的啟蒙性、思想性和現實性；在90年代表現為鮮明的實驗性；在新世紀後表現為多元性和融合性。變化有之，但始終沒有喪失的，是關注中國現實、關注文學現場、關注未來人類命運的熱情和勇氣。
在人們對商品經濟仍然抱有疑惑的時候，《花城》率先刊發了改革開放代表之作《廬山戀》和《“雅馬哈”魚檔》。這兩部作品隨後拍攝成同名影片得以公映，《廬山戀》當年的銀幕第一吻，可謂驚天動地，成為青年男女的愛情典範，創下連續放映6300多場的吉尼斯世界紀錄；《“雅馬哈”魚檔》聚焦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廣東個體戶，他們敢想、敢闖、敢幹，推動社會價值觀念的新變，從不起眼的“街邊仔”，到令人羨慕的“萬元戶”，展現了廣州城立於改革開放前沿的繽紛與活力，熱播後轟動全國。
在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遭到冷遇、多次被退稿的時候，《花城》力排眾議，予以其充分肯定，在1986年第6期全文刊發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並在刊發後為其舉辦了大型作品研討會，還將第四屆花城文學獎授予路遙。90年代後，《花城》接過先鋒文學的旗幟，推陳出新，成為先鋒文學的重鎮與青年作家的搖籃，以及到今天提出“文學策展”辦刊理念，都是《花城》敢於立於潮頭的表現。
把文學期刊想象成一個展示文學的藝術館
新京報：四十年來，《花城》的辦刊風格、選文標準是否有調整？一本文學期刊需要與時俱進和持之以恆的東西分別是什麼？
朱燕玲：一本刊物的風格既體現著時局和文壇大勢，也明顯體現著主編個人的審美趣味。《花城》經歷了時代的變遷，也經歷了多任主編，從辦刊風格和選文標準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首先是叢刊時期（1979年第1期到1980年第4期），叢刊時期的七期本著“解放思想、博採廣收、新鮮活潑”的辦刊宗旨，奠定了《花城》的發展基礎。此時的《花城》無疑秉持了“立場高於名家”的策略，努力在思想上、藝術手法上衝破禁區，努力產生全國性的影響，欄目設計上充分體現了開放性。
1981年花城出版社成立，辦刊方針和辦社方針達成一致，即“立足本省、放眼全國、兼顧海外”。藉助沿海地區的地理優勢，設置了“香港通訊”、“海外風信”、“外國文學”等欄目，推介港臺及海外華人作家的作品，這在全國刊物中具有開創意義，率先打開了港澳臺和外國文學的窗口，具有非常鮮明的“開窗”意識。
進入90年代，雜誌開始轉型，更注重對小說形式的探索，追求一種自覺的文本意識。堅持純文學，扛起先鋒旗幟，成為“先鋒文學的重要陣地”。這個階段的《花城》，以“先鋒守護者”的角色為90年代文學發現了大量重要作品，深度參與了“90年代文學”的建構與呈現。90年代《花城》小說欄目有很強的藝術判斷的勇氣，樂於發表新人力作。潛質作家的作品中具有一種尚未確定的可能性，它考驗著編輯的藝術眼光和勇氣。90年代以後的《花城》，也成為不同代際的作家形式實驗的重要文學基地。
新世紀後，應對新媒體時代，拓展思路，提出“文學策展”和多元融合的辦刊理念，勇當文學現場的“報信人”。以“文學策展”的思路觀察中國當代文學，把文學期刊想象成一個展示文學的藝術館，促使文學期刊成為整個文學生產、文學生態和文學現場中最具活力的公共空間。一個刊物的表現方式可以與時俱進，而內在的精神與編輯立場需要持之以恆。萬變不離其宗，“內容為王”永遠不會過時，而對內容的追求，我們秉持一以貫之的態度，即文學性、藝術性為第一要義。
新京報：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的黃金時代”，到今天純文學熱退潮、網絡文學和科幻文學等類型文學異軍突起，文學的讀者群體在發生變化。作為文學期刊主編，要如何照顧不同讀者群體的審美趣味？你如何看待網絡文學對傳統文學的衝擊和影響？
朱燕玲：純文學從走下神壇到今天的小眾化，是一個社會從非正常走向正常的歷史必然，辦刊者既要順應時代的變化，也需有自己的立場和堅持。我們要做的就是時刻關注文學現場的動態，研究並且取我所用。
《花城》一直很關注新時代的語境變化，文學的方向就是青年人的方向，所以必須瞭解青少年的趣味和愛好。2016年，《花城》與日本學者千野拓政牽手，推出“域外視角”專欄，分析解讀中日韓青少年流行文化走向，以及東亞地區未來一代的文學表達。又與北京大學網絡文學研究論壇（邵燕君及其博士研究生團隊）合作，推出了“特約”欄目，從網絡文學、遊戲、宅文化、虛擬社會、愛豆文化等文化共性點切入，解讀當下青少年的文學語境與精神歸屬。
2017年以來，重點推出“花城關注”欄目，融此前“花城出發”欄目的年輕態和“實驗文本”欄目的實驗性為一體，邀請著名評論家何平擔任主持人，希望通過這個欄目，尋找中國當代文學中更具年輕特質和創意態度的寫作，發掘更多文學新生力量。“花城關注”突出問題意識，每期一個主題，三年來做了“影視”“劇本”“故鄉書寫”“科幻”（人工智能）“搖滾”等文學熱點。
新京報：“花城關注”等欄目一直致力於推出文學新人，與當年的先鋒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的先鋒性是否在減弱？目前有哪些青年作家值得關注？
朱燕玲：青年作家是文學的未來，用心扶持，嚴格要求，是我們一慣的態度，我們不願意因為年輕就對他們降低文學的審美標準。“先鋒性”並非是一個固定的概念，文學潮流是流動的，對於今天的青年作家來說，如果僅從技術上繼承所謂“先鋒性”，已經遠遠不夠——事實上20多年來，“先鋒性”已經變成尋常元素融入大多數作家的寫作之中。我們期待青年作家有更新意義上的創新和突破。
90後作家群體受到的關注是空前的，但個體又是模糊的，很難看到一個集群化的現象。他們自由而分散。我暫時看不出後續會有如八九十年代那樣爆發的態勢。從一個社會來講，這並不是壞事，現代社會就應該是多元的，多向度的，今天傳播方式、傳播渠道已發生巨大的變化，興趣分化，眾聲喧譁是必然的結果。
但從文學內部來講，我們並不滿足，我們期待看到更有個性的作家脫穎而出，即便是一個“小時代”，也該出現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我們一直在努力不懈地尋找這樣的新人。
採寫/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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