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視野網2月26日電(李由 裴振萍) 在哈爾濱抗疫戰場上有一支“特種部隊”，之所以特殊是因為他們離新型冠狀病毒最近，也是危險性最高的崗位。他們就是哈爾濱市疾控中心病毒檢驗科的工作人員。
他們，人員不多，卻要24小時保持戰鬥狀態，隨時對從各醫院取回的疑似病人的標本進行核酸檢測，確認感染者。
他們，也是普通人，卻無法為年邁的雙親盡孝，無法照顧嗷嗷待哺的幼兒，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成了“留守兒童”。
哈爾濱市疾控中心病毒檢驗科主任懷清傑 李由/攝
哈爾濱市疾控中心病毒檢驗科是醫學重點學科，在這場與病毒作戰的戰役中，幾乎承擔了哈爾濱市所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例標本的檢測任務。
病毒檢驗科全員進入備戰狀態
疫情就是集結號，哈爾濱市疾控中心病毒檢驗科主任懷清傑在哈爾濱進入應急戒備狀態之前，就開始預訂儲備新冠病毒的檢測試劑盒，以保證實驗室有足夠的檢測能力。
主任懷清傑加班加點、緊張地工作，連日的過度勞累和精神緊張，她經常感覺心臟不適，但是她邊敲打胸口邊工作，輕傷不下火線，始終未曾休息一天。
1月21日，哈爾濱市三家醫院根據新冠肺炎患者的臨床體徵和流行病史分別上報疑似病例。在哈爾濱市疾控中心主任高曉麗的部署下，病毒檢驗科全員迅速進入備戰狀態。
病毒檢驗人員不多，面對這麼大的檢驗需求是巨大的挑戰。懷清傑主任親自到醫院採集樣品，在接下來的50多個小時裡，她一直沒有休息，奔波於實驗室、會議現場和培訓現場之間。
病毒檢驗科副主任任莉娜檢測出哈市首份新冠肺炎陽性病例 李由/攝
樣品進入實驗室的每個環節和流程都要反覆斟酌，懷清傑主任要對檢測樣品相關的所有紙質文件反覆核對，還要“腦補”新冠檢測方案，同時還要為下級單位做生物安全防護及樣本採集運送的培訓。
懷清傑主任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無論白天還是夜晚，都要審核實驗室每一份樣品的報告，統計檢測樣品的相關信息，第一時間給流行病學調查人員和上級行政部門提供準確的實驗室數量。這期間，由於過於勞累，她心臟不適，血壓升高，靠吃硝酸甘油頂著，經常是一邊敲著胸口一邊核對報告。
1月21日至22日，哈爾濱市疾控中心病毒檢驗科副主任任莉娜連續工作了48小時。她檢測出哈爾濱市第一份新冠肺炎陽性病例，第一個陽性患者治癒出院的陰性檢測也是由她主做完成的。
任莉娜身兼檢測一組組長，負責對同事進行生物安全防護、樣品拆包消毒、排樣檢測等培訓。
那麼，檢驗人員是如何進行核酸檢測的呢?任莉娜向記者講述了她2月20日的工作經歷。
檢驗人員因和病毒直接接觸，風險更大，完成實驗需要三級防護。進入實驗室前，任莉娜要穿上密閉的防護服，戴上護目鏡、N95口罩和三層手套，再打開樣品傳遞窗。
15時，任莉娜穿戴整齊後進入實驗室。她先要費力地打開擰得很緊的樣品桶蓋，拆開三層外表溼滑的封口袋，拿出樣品，消毒，核對送檢單信息、網報信息、採集次數，對樣品進行備註、編號，這期間還會不停地有樣本送進實驗室。
趙素歐累得癱坐在椅子上睡著了 李由/攝
儀器開機、試運行，因為樣品會產生氣溶膠，所以要經過10-15分鐘裂解再提核酸。單進行熒光PCR檢測就需要1小時22分鐘-1小時50分鐘。這一過程會在實驗室裡重複多次，之後再對樣品進行結果判定，確保結果準確無誤，有的樣品還要進行復試，最後再核對信息後發報告單。當她從實驗室出來的時候，已是21日的凌晨。
懷清傑說：“檢驗工作看似模式化，但卻至關重要，出具的檢測報告支撐著防控措施的導向，決定著病例治療的方向。”此次疫情的病毒是全新的，從試劑的諮詢訂購、方法的摸索、檢測流程的制定、生物安全的培訓到記錄表格的設計，都需要團隊事無鉅細、充分論證，確保實驗萬無一失。每一份樣品檢測都要耗費三個多小時，而且樣本隨時都會來，像夜班檢驗人員幾乎每天從19時30分工作到次日8時30分，有時甚至要忙到中午，這期間難有短暫休息，更別說睡覺了。
檢驗人員的防護是最高級別，檢驗過程漫長而艱難。“我們進入實驗室前，要少喝水防止尿急。穿上防護服不久，整個人都會浸泡在汗水裡，如同高溫蒸桑拿，加之整個工作過程處於高度緊張狀態，我們要吃藥提高心臟血氧飽和度以減少窒息感。”任莉娜說。
護目鏡上佈滿霧氣，給工作帶來困難。
任莉娜告訴記者，護目鏡起霧影響視力，讓辨別樣品耗時而艱難。正常穿著三級防護服在二級實驗室裡工作時長不能超過4小時，而她和助手趙素歐有一次在這種狀態下連續工作6個多小時。
第四檢測組組長王宇 李由/攝
高負荷工作導致檢驗人員口乾噁心、胸悶氣短。汗珠滴到睫毛上，身體泡在汗水裡，弄得皮膚生疼。很多人對乳膠手套過敏，起皰疹，紅腫疼痛。每個人走出實驗室摘下口罩的瞬間，都會大口地喘息，渾身痠軟，臉上佈滿口罩留下的深深印痕。
每個人都想自己多幹活
疫情在哈爾濱市蔓延最初的一個多月內，哈爾濱疾控中心病毒檢驗科是唯一一家能夠為哈爾濱地區進行核酸檢測的實驗室，工作量特別大。
在這個團隊中，每個人都不去攀比誰幹的少，都想自己多幹活，讓同事少辛苦一點。
檢測二組組長梁爽連續工作一晚，心動過速，失眠，醫生建議她必須休息，但是她依然堅持站好每一個崗。
李學東臨危受命擔任組長，他個子很高，本就“修身”的防護服對於他來說又短又小，他時不時地仰頭來緩解一下頸椎的不適。
第四檢測小組組長王宇患有先天性心臟肌橋過長，本身就怕勞累。有一次，他累得蹲在地上，出現了胸悶氣喘、噁心胃痛的症狀。同事勸他去休息，他卻說：“我沒事，吃點藥就好了。”
趙素歐是任莉娜的助手，她說：“任姐，我比你年輕，善後的活兒都交給我。”工作一夜後，她穿著防護服在實驗室裡癱坐在椅子上睡著了。
27歲的李志蕾在接到工作通知後，她連夜從外地回到工作崗位。有一次，她從20時連續工作到次日9時，累得忍不住哭了。第二天她還不好意思了，覺得自己太脆弱。
收樣組工作人員姚鯤是個“老糖友”，她的父親癌症晚期，她沒法在家盡孝，還堅持上夜班。整理實驗室內務、訂飯……這個“後勤部長”默默做了很多工作。
1月26日，艾滋病實驗室的王尚博和梁笑天“不請自來”，成了檢驗團隊的首批外援，負責信息錄入和實驗數據統計等工作。他們說：“我們是被你們團結合作的精神感染了。”
對不起寶寶，媽媽“不合格”!
檢驗人員也是普通人，可當疫情來臨，他們只能遺憾地把家人放在一邊。任莉娜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她想把12歲的孩子送到親戚家，可孩子卻說：“媽媽，我就自己留在家裡，讓你知道有人在等你回家。”一天，任莉娜下夜班到家，發現桌上放了兩盤菜，原來是孩子跟網上學著做菜，希望媽媽到家就有飯吃。任莉娜心疼地對孩子說：對不起寶寶，媽媽“不合格”!
“奶媽”張炳麗每天工作12個小時，奶水漲得胸部生疼。
檢測三組組長杜溪喬在外地接到返崗通知，孩子在飛機場抱著她的大腿哭，不讓她走，她硬是狠心上了飛機。那天是杜溪喬的生日。她到了實驗室就連著上了兩個夜班。杜溪喬的手都泡出了千溝萬壑的勒痕。
宋曉琳下了飛機就一頭鑽進實驗室，孩子委屈地打來電話：“媽媽不在寶寶身邊，寶寶好可憐。”
王巍為了工作把孩子送到孃家，她在單位總是搶著幹活。看著她忙碌的身影，你的腦海會閃現出這樣幾個詞語：付出、擔當、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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