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视野网2月26日电(李由 裴振萍) 在哈尔滨抗疫战场上有一支“特种部队”，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离新型冠状病毒最近，也是危险性最高的岗位。他们就是哈尔滨市疾控中心病毒检验科的工作人员。
他们，人员不多，却要24小时保持战斗状态，随时对从各医院取回的疑似病人的标本进行核酸检测，确认感染者。
他们，也是普通人，却无法为年迈的双亲尽孝，无法照顾嗷嗷待哺的幼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
哈尔滨市疾控中心病毒检验科主任怀清杰 李由/摄
哈尔滨市疾控中心病毒检验科是医学重点学科，在这场与病毒作战的战役中，几乎承担了哈尔滨市所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例标本的检测任务。
病毒检验科全员进入备战状态
疫情就是集结号，哈尔滨市疾控中心病毒检验科主任怀清杰在哈尔滨进入应急戒备状态之前，就开始预订储备新冠病毒的检测试剂盒，以保证实验室有足够的检测能力。
主任怀清杰加班加点、紧张地工作，连日的过度劳累和精神紧张，她经常感觉心脏不适，但是她边敲打胸口边工作，轻伤不下火线，始终未曾休息一天。
1月21日，哈尔滨市三家医院根据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体征和流行病史分别上报疑似病例。在哈尔滨市疾控中心主任高晓丽的部署下，病毒检验科全员迅速进入备战状态。
病毒检验人员不多，面对这么大的检验需求是巨大的挑战。怀清杰主任亲自到医院采集样品，在接下来的50多个小时里，她一直没有休息，奔波于实验室、会议现场和培训现场之间。
病毒检验科副主任任莉娜检测出哈市首份新冠肺炎阳性病例 李由/摄
样品进入实验室的每个环节和流程都要反复斟酌，怀清杰主任要对检测样品相关的所有纸质文件反复核对，还要“脑补”新冠检测方案，同时还要为下级单位做生物安全防护及样本采集运送的培训。
怀清杰主任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要审核实验室每一份样品的报告，统计检测样品的相关信息，第一时间给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和上级行政部门提供准确的实验室数量。这期间，由于过于劳累，她心脏不适，血压升高，靠吃硝酸甘油顶着，经常是一边敲着胸口一边核对报告。
1月21日至22日，哈尔滨市疾控中心病毒检验科副主任任莉娜连续工作了48小时。她检测出哈尔滨市第一份新冠肺炎阳性病例，第一个阳性患者治愈出院的阴性检测也是由她主做完成的。
任莉娜身兼检测一组组长，负责对同事进行生物安全防护、样品拆包消毒、排样检测等培训。
那么，检验人员是如何进行核酸检测的呢?任莉娜向记者讲述了她2月20日的工作经历。
检验人员因和病毒直接接触，风险更大，完成实验需要三级防护。进入实验室前，任莉娜要穿上密闭的防护服，戴上护目镜、N95口罩和三层手套，再打开样品传递窗。
15时，任莉娜穿戴整齐后进入实验室。她先要费力地打开拧得很紧的样品桶盖，拆开三层外表湿滑的封口袋，拿出样品，消毒，核对送检单信息、网报信息、采集次数，对样品进行备注、编号，这期间还会不停地有样本送进实验室。
赵素欧累得瘫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李由/摄
仪器开机、试运行，因为样品会产生气溶胶，所以要经过10-15分钟裂解再提核酸。单进行荧光PCR检测就需要1小时22分钟-1小时50分钟。这一过程会在实验室里重复多次，之后再对样品进行结果判定，确保结果准确无误，有的样品还要进行复试，最后再核对信息后发报告单。当她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已是21日的凌晨。
怀清杰说：“检验工作看似模式化，但却至关重要，出具的检测报告支撑着防控措施的导向，决定着病例治疗的方向。”此次疫情的病毒是全新的，从试剂的咨询订购、方法的摸索、检测流程的制定、生物安全的培训到记录表格的设计，都需要团队事无巨细、充分论证，确保实验万无一失。每一份样品检测都要耗费三个多小时，而且样本随时都会来，像夜班检验人员几乎每天从19时30分工作到次日8时30分，有时甚至要忙到中午，这期间难有短暂休息，更别说睡觉了。
检验人员的防护是最高级别，检验过程漫长而艰难。“我们进入实验室前，要少喝水防止尿急。穿上防护服不久，整个人都会浸泡在汗水里，如同高温蒸桑拿，加之整个工作过程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我们要吃药提高心脏血氧饱和度以减少窒息感。”任莉娜说。
护目镜上布满雾气，给工作带来困难。
任莉娜告诉记者，护目镜起雾影响视力，让辨别样品耗时而艰难。正常穿着三级防护服在二级实验室里工作时长不能超过4小时，而她和助手赵素欧有一次在这种状态下连续工作6个多小时。
第四检测组组长王宇 李由/摄
高负荷工作导致检验人员口干恶心、胸闷气短。汗珠滴到睫毛上，身体泡在汗水里，弄得皮肤生疼。很多人对乳胶手套过敏，起疱疹，红肿疼痛。每个人走出实验室摘下口罩的瞬间，都会大口地喘息，浑身酸软，脸上布满口罩留下的深深印痕。
每个人都想自己多干活
疫情在哈尔滨市蔓延最初的一个多月内，哈尔滨疾控中心病毒检验科是唯一一家能够为哈尔滨地区进行核酸检测的实验室，工作量特别大。
在这个团队中，每个人都不去攀比谁干的少，都想自己多干活，让同事少辛苦一点。
检测二组组长梁爽连续工作一晚，心动过速，失眠，医生建议她必须休息，但是她依然坚持站好每一个岗。
李学东临危受命担任组长，他个子很高，本就“修身”的防护服对于他来说又短又小，他时不时地仰头来缓解一下颈椎的不适。
第四检测小组组长王宇患有先天性心脏肌桥过长，本身就怕劳累。有一次，他累得蹲在地上，出现了胸闷气喘、恶心胃痛的症状。同事劝他去休息，他却说：“我没事，吃点药就好了。”
赵素欧是任莉娜的助手，她说：“任姐，我比你年轻，善后的活儿都交给我。”工作一夜后，她穿着防护服在实验室里瘫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27岁的李志蕾在接到工作通知后，她连夜从外地回到工作岗位。有一次，她从20时连续工作到次日9时，累得忍不住哭了。第二天她还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太脆弱。
收样组工作人员姚鲲是个“老糖友”，她的父亲癌症晚期，她没法在家尽孝，还坚持上夜班。整理实验室内务、订饭……这个“后勤部长”默默做了很多工作。
1月26日，艾滋病实验室的王尚博和梁笑天“不请自来”，成了检验团队的首批外援，负责信息录入和实验数据统计等工作。他们说：“我们是被你们团结合作的精神感染了。”
对不起宝宝，妈妈“不合格”!
检验人员也是普通人，可当疫情来临，他们只能遗憾地把家人放在一边。任莉娜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她想把12岁的孩子送到亲戚家，可孩子却说：“妈妈，我就自己留在家里，让你知道有人在等你回家。”一天，任莉娜下夜班到家，发现桌上放了两盘菜，原来是孩子跟网上学着做菜，希望妈妈到家就有饭吃。任莉娜心疼地对孩子说：对不起宝宝，妈妈“不合格”!
“奶妈”张炳丽每天工作12个小时，奶水涨得胸部生疼。
检测三组组长杜溪乔在外地接到返岗通知，孩子在飞机场抱着她的大腿哭，不让她走，她硬是狠心上了飞机。那天是杜溪乔的生日。她到了实验室就连着上了两个夜班。杜溪乔的手都泡出了千沟万壑的勒痕。
宋晓琳下了飞机就一头钻进实验室，孩子委屈地打来电话：“妈妈不在宝宝身边，宝宝好可怜。”
王巍为了工作把孩子送到娘家，她在单位总是抢着干活。看着她忙碌的身影，你的脑海会闪现出这样几个词语：付出、担当、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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