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G﹒H﹒埃爾德 / 譯林出版社】
G.H.埃爾德(1934—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社會學霍華德·W.奧登傑出教授和心理學研究教授,作為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會會員,埃爾德曾擔任美國社會學學會副會長、兒童發展研究學會會長、社會學研究協會會長。作為一名社會學研究者,埃爾德以其提出的關於個人發展的生命歷程理論而享譽美國社會學界。
在目睹個人生活和社會制度為大蕭條付出的代價以後，許多不同的地方仍然能夠讓我們回憶起大蕭條的“威力”。但是另一方面，它還向我們揭示了讓人受益匪淺的另外一面，即大蕭條也是一種具有教育意義的經歷，人們因此培養了新的社會適應性。研究者在探索社會變遷和危機時早已注意到這兩個極端的情況（Sorokin , 1 942 ）。儘管如此，現有的理論和研究還是傾向於忽略歷史事件的對立因素及其後果。例如，對某些歷史學家來說，大蕭條是美國社會變革的一道分水嶺，而其他人卻強調從1929年後的制度變化到19世紀末期直至20世紀的社會改革之間的連續程度。（對“斷裂性”理論的批判性分析，參見 Kirk - endall , 1964。）無論是哪一種專門性分析，人們都很少從適應性變化的潛力和病理學方面觀察危機境遇（ crisis situation ）。
從某種程度上說，得出大相徑庭的結論是由於受到歷史事件衝擊的程度不同（在30年代，並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曾承受了嚴重的經濟損失或失業所帶來的痛苦），另外則可能是因為不同的個人背景造成對他們所處境遇的不同解釋。全國所有的行業都遭遇著經濟停滯和困苦的生活，1933年失業人數達到了勞動力人數的1 / 3 ，工作時間縮短和收入減少的人數的比例就更高，但是不同年齡、性別、職業和居住地的人所面臨的情況有所不同。一位經濟學家收集的證據顯示，至少有半數人口在這個時期經濟上損失不大。極度的物質匱乏和貧困主要集中在城鄉的下層階級中，在中產階級中更為常見的是地位和名譽的喪失以及因此出現的一些焦慮。由於存在著這些差異以及30年代作者們不問的背景，人們對大蕭條中美國人的形象有許多迥然不同的解釋就不足為奇了。“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具有完全不同背景和偏好的新聞記者、長短篇小說家自然容易在觀察中得出互相矛盾的印象；同一位作者的論點有時也經常自相矛盾。”
自然，這些互相矛盾的報告是否有效便成了問題，但是那些僅僅依靠個人回憶的報告或者相對而言更多地取材於最近出版的有關那段歷史時期的報告，在這方面就更成問題。重建過去經常是為了適應現在。“過去的好時光”是一個令人愜意的話題，談到過去時人們總是加以美化，人們常常不願提及“倒黴的時候”，除非這段時光對一個人日前的境遇和成功的奮鬥史意義重大。在這兩種情況下，回憶描繪出的大蕭條時的生活經歷都是一幅模糊的畫面。一位作者注意到許多經歷了大蕭條的美國人都避而不談他們的經歷，他發現時間的流逝對痛苦和不愉快的經歷有一種麻醉作用。“也許這是保持個人情感穩定的一種自然方式，但這對歷史的真實性是無益的我們只回憶自己願意回憶的東西。” 正如有人批評的那樣： “真奇怪，每一個描寫 30 年代的人都在為自己辯護。”
有關大蕭條中社會現實和生活經歷的知識的可靠性，有賴於檔案數據的有效性。但是這裡的問題在於即使是這樣的數據也十分有限，無法深入發掘。人們不可能收集其他的信息來填補數據的空白，而且非常不幸的是這些空白也實在太多了。例如，在大蕭條的許多階段，國家沒有全國失業率的準確統計數據。來自官方文件的檔案數據，除了能夠提供一些人們的主觀境遇家庭和個人經歷等非常有限的信息，特別是提供一些有關下層社會的經歷外，對於社區研究來說並沒有提供有價值的信息源泉。
從 30 年代以來，我們所能得到的有關大蕭條期間家庭生活的可靠信息為數甚少，而有關孩子們處於經濟困窘中的不同條件下的真實經歷的資料更是少得可憐。至於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並值得思考的問題——大蕭條對於在30年代長大成人的孩子心理上的影響，我們也缺乏相關資料。對這方面有所想法的一個例子就是赫伯特·甘斯的瑕設．他認為萊維敦人“不易衝動”，原因就在於他們童年時的大蕭條經歷：“衝動被認為與衝突、危機和受損相關。大多數在大蕭條時期成長起來的萊維敦人，對童年時期的艱苦歲月記憶尤新，他們希望使自己和孩子們遠離生活的壓力。”其他關於成長過程的解釋同樣也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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