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導報、中國發展網 記者尹明波報道 上海健康醫學院雙加應急醫學救援技術研究院費波、相振華、楊麗君三位專家在日前推出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研究之二：從抗擊新冠肺炎看應急醫療資源優化配置》研究報告中強調，在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中，應急醫療資源是物質基礎，其配置如何直接關係事件處置的及時性和有效性，優化應急醫療資源配置意義重大。
報告指出，在人口集聚地區，一旦發生突發性公共事件，急需大量的應急資源以降低突發事件帶來的人員生命與財產損失，若應急資源調配不當，不但不能有效遏制疫情，而且會影響社會機能恢復，勢必造成巨大的損失。報告認為，從這次武漢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來看，有許多經驗教訓需要認真汲取。
三位專家從武漢疫情暴發凸顯醫療資源嚴重不足、醫療資源匱乏暴露公共衛生事業的短板、切實加強醫療資源的基礎建設與合理配置、著力搞好疫情蔓延期間的醫療資源社會動員和調配、不斷加強和改進應急醫療資源配置的機制建設和高度重視應急醫療資源的戰略儲備等六個方面進行分析，並給出了相關建議。本報（網）刊登研究報告全文，以饗讀者。
一、武漢疫情暴發凸顯醫療資源嚴重不足。
與一般資源配置相比，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資源配置有自身的特性，主要是：需求相關信息往往由於傳染病潛伏期的存在而致需求信息滯後；傳染性疾病爆發的不可預期性，且能夠迅速地從一個地區擴散至另一個地區，需求變數大；時間受限和可替代性較低。醫藥物資不允許延遲配送，且通常難以用其他物資替代，不同種類的藥物也往往無法完全相互替代。此外，醫藥物資對存儲和運輸也都有特殊要求。
疫情暴發使武漢醫療資源面臨巨大挑戰。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在特大城市武漢，人口稠密。且由於新冠肺炎傳染性強，疫情通過人傳人迅速向周邊地區乃至全國其他區域擴散。武漢自2020年1月23日封城後，大量醫療設施、醫藥物資、生活用品等應急資源的配置面臨極大的挑戰。由於疫情來得突然、擴散蔓延快、治療技術匱乏、危害程度深等原因，導致原有國家資源配置出現局部性（湖北省武漢市）、暫時性（疫情暴發與控制期）、結構性（醫療衛生材料與製藥、醫療服務）失衡，這一失衡狀態進一步蔓延到地區結構、產業結構、市場結構、企業結構在資源配置上的失衡。具體表現為，醫療資源包括醫療物資（防護器具、消毒物資、醫藥物品）、醫療服務人才、醫療服務技術、城市交通服務、信息資源共享等嚴重不足。
管理不到位加劇了醫療資源的緊缺。武漢封城前後，疫區醫療資源固然十分緊張，但管理的不到位，導致各大醫院人滿為患、收治失序，病人及疑似感染者在公共場合穿梭往返，加劇了疫情的傳播、擴散和民眾的恐慌；疫情應對及防護設備嚴重不足，不少一線醫護人員承擔了巨大的安全風險。
醫療資源的匱乏造成了嚴重後果。有關機構持續跟蹤了三個致死率的數據，由高到低，武漢的數據是醫療資源極度稀缺條件下的致死率，湖北除武漢外的數據是醫療資源普遍不足條件下的致死率，全國除湖北外的數據是資料資源能夠及時、充足提供條件下的致死率。如果疫情普遍蔓延，那麼國內幾乎所有的地區的醫療資源都將是極度稀缺的，全國都將是“武漢”。由此可見，醫療資源的短缺將會造成何等嚴重的後果。
二、醫療資源匱乏暴露公共衛生事業的短板。
武漢的醫療資源在全國來講是比較雄厚的，但面對這樣傳染性呼吸系統疾病來說，還是顯得非常不足。這裡，既有傳染病不確定性的因素，我們不可能把什麼樣的疫情的醫療資源都準備齊整等待實際應用，這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也必須看到，這次的問題也暴露了公共衛生方面長期存在的短板。
醫療資源建設投資不足。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在衛生事業方面的投資顯得不夠，全國公共衛生體系的一些短板沒有很好補上，整個公共衛生系統在人員、技術、設備各方面都有欠缺，這是影響我們防控大疫能力的根本性原因。
一些醫療器械的生產仍然滯後。2003年，由於非典集中在北京市和廣東省，個別省市僅出現個例患者，傳染面積小，醫療器械並沒有表現出像本次疫情的緊缺情況。此次新冠肺炎迅速在全國範圍內蔓延，醫療器械緊缺問題集中暴露。我國醫療器械生產企業小而雜，當疫情來臨容易出現生產不及時，供不應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ECMO（即體外循環裝置）在急救重症患者發揮重大作用，但由於ECMO為進口設備，全國存量少，疫情期間ECMO一機難求。
醫護人員的配置仍有較大缺口。除了硬件配置不到位以外，醫護人員的配置也遠遠不夠。現在很多醫院，醫生和護士普遍缺員，一般醫院裡的編外醫生和護士相當於編內的50%。全國2000多個縣、400個地市州大都存在著各級醫院醫療體系不健全、人數也不到位的現象。
醫療資源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不高。如果醫療資源能夠實現信息化和智能化，我們就可以快速掌握每個個體的健康狀況，並且能夠快速掌握醫療資源的配置狀況，從而合理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各種情況的應急和反饋。但從武漢的情況看，遠遠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信息化智能化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展現。
應急保障機制不暢的問題比較突出。官辦慈善機構，如這次廣受詬病的武漢紅十字會存在一定的官僚主義問題，甚至違規操作，使得各地捐贈抗疫物資難與疫區對接，甚至出現抗疫物資通過非正常渠道進入未接收病患的醫療機構甚至商家非法牟利的現象；基層社區聯動機制形式主義嚴重，臨陣乏力，等等，“以人民為中心”在基層的落實有一定難度。
此前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相關會議提出，要研究和加強疫情防控工作，從體制機制上建立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舉措，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水平。會議還特別強調，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該堅持的堅持，該完善的完善，該建立的建立，該落實的落實，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三、切實加強醫療資源的基礎建設與合理配置。
醫療資源的基礎建設，對我們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有著決定性的意義。而這也是制約疫情防控的最大的短板，必須未雨綢繆，長遠謀劃，並且把有針對性建設和資源合理配置有機結合，把這塊短板儘快補上去。
必須切實加大醫療資源建設投入。國家要像修鐵路、高速公路一樣，修建中國公共衛生領域的基礎設施，而政府主導的醫療機構的高質量設備投入就是一個巨大的增量市場，能夠極大帶動經濟的發展。同時，資源建設的分佈要合理，特別要注重充實基層。對醫療資源建設的投資，就是公共設施消費的具體內容，政府投入的每一臺設備也就變成了方便民眾的公共服務設施。
必須加速信息化智能化建設。4G改變生活、5G改變社會，應急醫療資源中的信息化智能化含量高，將會使資源的作用成倍增加。傳統醫療衛生行業藉助5G技術，將有助於大幅提高醫療資源的配置效率，提升醫療服務質量，推動互聯網醫療向全連接的智慧醫療逐步過渡。要加強5G商用發展的頂層設計，探索建設5G智能醫療專網，大力發展臨床決策支持系統、醫學影像輔助診斷系統、遠程手術機器人等技術、裝備和產品，提高醫療應急救援裝備的數字化、精準化、智能化水平。建議就此進行必要試點，探索加快建設的經驗做法。
必須加強醫療機構的應急編成和演練。一方面加強複合型人才建設，使各科的專業人員不僅要精通本專業的知識和本領，而且要懂得突發衛生事件包括傳染病的一般診治和救護，為此，住院醫師在晉升主治醫之前均應到急診科進行為期半年的輪轉，顯著增強醫師的全科思路和急救意識，以便緊急時刻能頂得上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手緊張的問題。另一方面加強演練。從目前網絡蒐集的相關新聞來看，除了湖北武漢外，天津、山東、湖南、浙江等地近幾年的疫情演習，也基本都是針對小規模輸入性的疫情來做推演的。要適當擴大規模，搞好戰略、戰役層面的演練，提高應對危機能力。
必須建立靈敏的應急醫療資源信息平臺。這是因為從管理決策的角度，應急物資配置是一個多個供應商（供給點）、多個疫情受災區域(需求點)、多救援物資和多運輸方式的複雜路網動態應急資源分配決策問題。全社會應急物資來源廣泛，涉及層面多，活動環節多，各類需求信息都要依靠共用的信息平臺傳遞；政府藉助收集到的信息資源瞭解群眾的現狀與需求，進而藉助信息資源驅動人、財、物等資源的配置和流動滿足疫區需求，並依靠真實客觀的信息資源直接影響群眾、調動群眾。
四、著力搞好疫情蔓延期間的醫療資源社會動員和調配。
危機具有專業性、區域性和全國性三重特點。在專業性乃至區域性危機發生時，一般應依靠當地的醫療資源，實施有效防控和救治。但如果區域性危機發展成為全國性危機，就要啟動社會動員機制，通過向上爭取和對外採購等多種途徑，加大緊缺醫療物資的籌措力度，必要時通過國家的力量，進行有針對性的調度。這次武漢的疫情發展迅猛，染毒性很強，需要集結全國主要力量，集中資源，通過更多專家、醫療設施來提高重症患者的治癒率，從而降低這種疾病的病亡率。
要從國家層面加強聯調聯動。武漢疫情暴發後，醫療資源的短缺是必然的，單靠武漢乃至湖北的力量也是難以承擔的。因此建立國家調控機制非常必要，必須構建應急醫療資源供給的組織指揮機構，堅持全國一盤棋，統一協調應急保障。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我國已成立了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及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這是一項重大英明舉措。國家應該把疫情重災區（湖北，武漢）的醫療衛生物質資源、醫療人才資源、醫療技術研發資源配置放在首位，以地區疫情輕重緩急和實際需求為依據，集中優勢醫療衛生資源馳援湖北，馳援武漢。
要加強供需精準對接和動態調度。根據疫情發展態勢和防控工作需要，統籌調配國家調撥物資和各類捐贈物資，全國層面的社會捐助規模不斷增長，但“抗疫”一線的各級醫院所面臨的醫療防護物資嚴重短缺局面並未明顯緩解。如何保障重點醫療防控物資及時準確地送達疫區，讓募集物資能“物盡其用”？這就需要切實加大直接配送到醫療機構的比重，優先保障一線醫務人員需要，確保重點醫療物資保障更加有力、分配更加精準有效。特別對一線急需的防護服、醫用口罩以及呼吸機、血氧儀等，要及時配送到位。
要以改革的思路彌補醫療資源的急需。比如醫療物資採購，就可以使用多種應急物資籌集方法：動用平時儲備、直接強制徵用、市場緊急採購、組織突擊研製和生產、組織社會捐贈、爭取國際援助等。再比如，封城初期，醫院床位極度緊張，很多患者就醫無門，救治無床。國家斥巨資建設火神山、雷神山醫院，但還是不能及時解渴，後來採用“方艙醫院”的方式，情況得到極大緩解。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應通過徵用的方式，把一些黨政機關的招待所、培訓機構以及一些公用設施等徵集過來，稍加改造，即可應有，這比等著建成兩個專門醫院要快的多。
要集中優勢資源加強重點部位。比如醫護人員的保護是重中之重，只有他們的防護做好了，才能更好地實施救治、避免傳染。危重病人的救治，是減少死亡率的至關重要環節，他們的救治還需要更多的負壓重症病房，也需要通過新建和改造增加重症病房並配備必要設備。為更好救治，要努力做到“四集中”，即病例、專家、資源、治療的四個集中，將所有的新冠肺炎病人集中在定點醫院診治，與普通病人嚴格分開，避免交叉感染，集中醫療系統的專家力量、多學科整合投入救治工作，特別是危重病人，採用一人一案、一例一案的方式集中治療。
五、不斷加強和改進應急醫療資源配置的機制建設。
應急醫療資源配置是一項系統性很強的工程，真正達到快速配置、優化配置、全程配置，沒有有效的機制保障是難以為繼的。從這次武漢疫情救援的過程看，應急醫療資源配置的機制建設需要進一步提上議程，並在以下方面有新的加強：
預警響應機制。預警響應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疫情的預警。儘可能早的拉響防控警報。要在各大城市的疾控中心的基礎上，加大防疫隊伍的規模和硬件建設，建立與臨床一線醫務人員的直達聯繫，使他們切實擔負起疫情“吹哨人”的作用。另一個是醫療資源的預警。要通過信息平臺，及時對應對疫情的急需，向國家有關部門，向各地慈善機構，向各個生產企業做出預告，以便緊急調用。要科學預判疫情發展速度和規模，提前並儘可能準確地搞好預警，有關部門和單位要及時響應，形成聯動效應。
宏觀調控機制。資料顯示，和全世界任何國家相比，我們的醫療資源是不缺少的，我們缺失的是全局的調劑應急機制。從國家層面看，宏觀調控政策應根據疫情不同時期（爆發期、控制期、消退期、恢復正常期）和疫情輕重緩急程度的不同地區，採取多元化、多層次、系統化的宏觀調控政策，實施急則治標的應急源配置策略和緩則治本的長期資源配置策略。
戰時動員機制。一座城市一旦出現疫情，就相當於進入戰時狀態，一些民用設施可以被政府按照預案徵用，對此，《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五條明確規定：“傳染病暴發、流行時，根據傳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國務院有權在全國範圍或者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範圍內，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權在本行政區域內緊急調集人員或者調用儲備物資，臨時徵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關設施、設備。”對此，要進一步明確細則，簡化流程，做到急用急徵，用於隔離大量疑似、密切接觸的人群，通過廣泛隔離人群，來控制傳染源。
慈善運行機制。從這次疫情處置看，應急處置和物資調度能力不足，一方面防控治療一線醫療物資嚴重告急，另一方面捐贈物資管理混亂，出現了急缺物資積壓倉庫等現象。這在很大程度反映慈善運行的缺陷。當前《突發事件應對法》等還是主要集中在政府的應對職責和義務上，而關於動員市場和社會力量的內容則分散在諸多文件中，需要進行整合。要將公共資源在國家、非政府組織（NGO）、企業和個人之間進行合理配置，發揮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變“獨角戲”為“集體舞”，提升中國本土的“社會資本力”。
六、高度重視應急醫療資源的戰略儲備。
應急醫療資源的戰略儲備，是一項關乎全局、影響深遠的大事。我們不能只盯著現實問題的應對，而要著眼長遠，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統籌應急醫療資源的儲備和運用，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
持續加強世界性傳染病的跟蹤和研究。靜下心來細細梳理，非典（SARS）之後，本次疫情(2019-nCoV)之前，國際上還發生了五次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分別是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脊髓灰質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年至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至2019年剛果埃博拉疫情，如果再加上2015年韓國爆發的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可以說突發性高傳染的病毒疫情從來就沒消停。我們必須秉持世界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加強疫情跟蹤，持續做好病毒的分析和研判，拿出應對疫苗和藥物，不能老是臨時抱佛腳。同時加強資源整合，避免各自為戰。
建立若干應急醫療救援機動隊伍。適應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需求，在全國科學布點，建立若干個不同性質不同職責的應急醫療“特種兵”隊伍，包括專家隊伍、救護隊伍，科普隊伍等，由臨床救護、流行病學、特種醫學、實驗室檢測、消殺滅等方面專家和工作人員組成，一旦有情況能迅速拉上去，有效解決問題。進一步健全急救人才引進和分配激勵機制、完善績效考核辦法，確保衛生應急救援隊伍的穩定性。建議國家設立必要的訓練基地，不定期開展培訓和演練，提升應急醫療救援隊伍的整體素質。
設立公共衛生教育培訓機構。目前，我國大專院校設有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專業、設立公共衛生學院的比重很低，而且這些公共衛生學院往往重預防、輕應急。應對現有公共衛生學院的課程設置進行大的調整，重視應急防疫方面的教育。同時，鼓勵雙一流大學（原來的985、211大學）設立高質量的公共衛生學院，而不是隻有醫學院校來設置這一專業。有專家建議，應該建設一所國家重點的單體公共衛生與防疫大學，比如叫做“中國公共衛生大學”，類似於美國的“衛生與公眾服務大學”和“國立衛生研究院NIH”。
儘快建立國家生化安全防衛體系。隨著生化科技迅速發展，生化安全已經成為威脅國家根本安全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險領域，它帶來的經濟社會損失和全面傷害，遠大於一次中等規模的常規戰爭。因此，有必要組建生化安全防衛國家武裝力量，包括指揮機構、防衛部隊、應急治療、科技研究、人才培訓和裝備研發等，明確生化安全防衛的領域，制定生化安全防衛法規制度，明確指揮機制、應對預案、力量配屬、物資儲備等，並進行必要的演練，建立全民皆兵的生化安全防衛體系。
重視國有醫療儲備庫建設。儲備庫包括醫療力量儲備、物資儲備、技術儲備、信息儲備等。這次抗擊疫情，我們國家和軍隊的強大動員力，很大程度是建立在集中統一的國有醫療機構基礎上的。而在很多地方，包括武漢，不少民營的醫療機構和專科醫院在這場“戰疫”來臨期間都關門了，力量調動乏力。為此，在鞏固國有醫療機構的同時，要暢通民營醫療機構的參戰力量。同時建立應急物資儲備庫，強化衛生應急儲備物資動態管理，健全物資儲備和調用制度。
三位專家在報告結尾總結道，應急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是整個醫療應急體系的重點，把這一部分的事情辦好了，理順了，我們就能夠順勢而為，建立起一個系統的應急體系，一個捆住野獸的籠子，而不僅僅是出現幾個“打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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