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前舉國阻擊的新冠肺炎疫情，人們找尋了諸多古代瘟疫爆發和防範的事例記載，以史為鑑，增強滅疫防範的信心。
這其中就有三國時期著名的“建安七子”有五位死於瘟疫的事例。
實際上，歷史東漢末期瘟疫的記載並不詳細，《漢書》之中只有“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簡潔的一句話。
後世人們對於這背後那場瘟疫情況的瞭解，多是透過“建安七子”中竟有五人死於瘟疫等信息來分析的。
因為無論如何，作為文人雅士的“建安七子”都是當時社會的上層人物。他們在瘟疫中都未倖免，起碼從側面告訴人們兩個問題:
其一，這場瘟疫災難非常嚴重；
其二，當時的防疫手段和水平不高。
東漢年間多災難，這話不假。
從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是中國歷史上非常罕見的瘟疫頻發期。瘟疫持續了196年，災情傳播範圍寬廣，程度足夠慘烈。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討伐東吳，兵敗赤壁之戰。
事實上，這場大戰除了曹操戰略戰術上的失誤，主要是曹營爆發了可怕的瘟疫，逼得曹操不得不狼狽退兵。
對於這場戰役期間的瘟疫，有人認為是由於江南血吸蟲而引起的傳染病，也有人認為是鼠疫或傷寒。因為在赤壁之戰前，曹軍大營中已經出現了少量的病患，後來瘟疫難以控制，曹軍不戰已自損過半。
建安二十二年，更大的一場瘟疫來勢洶洶，造成的傷亡情況更為慘烈。
瘟疫可能就是從軍中蔓延到整個曹魏統治區域的。曹操之子曹植也用文字寫下了當時的慘狀。
他在《說疫氣》中，描述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且全家全族滅門的都有。可見疫情覆蓋得無一地倖免。
對於這場瘟疫，也有專家認為是出血熱。並分析原因要從更早的西漢時期說起。
當年，朝廷派遣張謇通西域之後，中原人一直和西域人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漢武帝多次征戰匈奴，不意將這種瘟疫帶入了中原之中。待到了東漢末期天氣低溫異常，所以出現了大範圍的爆發。
但也有專家研究認為，出血熱不應在夏季爆發，但這場瘟疫並沒有分季節，而是從這一年春季開始一直蔓延到了冬季，不像是季節性流行病，而更像是鼠疫。
三國前期的漢獻帝時代，有幾位著名文人被稱為“建安七子”，他們分別是：孔融、王粲、阮瑀、徐幹、陳琳、應瑒、劉楨。
這七個人中，孔融被曹操殺於建安十三年，阮瑀病逝於建安十七年。健在的五人中，
死在建安二十二年的王粲，去世之時才41歲。
當時，王粲隨曹操大軍徵吳，哪知曹營之中發生了疫病。王粲在軍營中被傳染，在回軍途中發作去世。
《三國志•魏志•王粲傳》說：“(阮)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魏文）帝（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這段話明確表明“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均死於同一場瘟疫災難。
建安二十二年是東漢末期關鍵的一年。這年劉備開始進攻漢中，而曹操則選擇了養生打法。他選派了遣曹洪、曹休等人前去抵擋。而在這年初，他只在濡須口和孫權交戰過，留下了“生子當如孫仲謀”的評論後悄然而去。
由於那場戰爭中曹軍大發瘟疫，東吳軍隊也有感染，故而雙方於當年二月在濡須口初次交戰過後便不再打了。孫權更是讓都尉徐詳到曹操處請降，曹操也是看到疫病嚴重，既然孫權已經給出臺階，他就順勢答應了。於是，曹操三月便撤軍了。
從司馬懿的哥哥司馬朗的傳記可以知道，司馬朗當時跟著夏侯惇和臧霸徵吳。到了居巢，當時軍中鬧起瘟疫。而司馬朗親自巡視，給部下發送醫藥，不幸自己也染上瘟疫而死。這場瘟疫也打擊了東吳，東吳大將魯肅也在當年因瘟疫病死，年僅46歲。
唯獨劉備的統治區沒有發生瘟疫的記載，以至於他還能在這一年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
曹操不是不知道漢中的重要，但他更知道健康身體是奪權篡位的老本。這一年，62歲的曹操已經開始準備篡漢皇位。他在和孫權較量後，就立刻返回北方，逼迫漢獻帝讓他“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因此不容任何意外發生。
建安二十二年四月，漢獻帝劉協果然詔令曹操設天子旌旗，出入依天子禮稱警蹕。同年十月，又命曹操的王冕可用十二旒（王冕上的玉串），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重權在握的曹操，很清楚瘟疫流行對自己政治威望會有影響。因此，他於在建安二十三年頒佈了賑災令，規定：但凡女子七十歲以上、沒有丈夫兒子的，十二歲以下沒有父母兄弟的，以及眼盲、手腳殘疾卻沒有父母妻兒照顧的人，都可以“廩食終身”；十二歲以下出身貧寒的幼兒“隨口給貸”。
什麼意思呢？就是用國家倉儲的糧食供給特殊困難人群終身食用，兒童少年則做到有一個幫一個。
然而曹操的賑災手段對中原百姓的幫助還是十分有限的。
一方面，天災造成了大量人口消耗，經濟損失巨大，一方面，三國戰爭依舊在進行。百姓不得已在家破人亡的情況下，必須繼續為軍隊提供兵丁、軍糧。
戰爭和瘟疫，交織成建安二十二年的人間地獄。
建安二十四年，災情已經擴張到荊州地區，關羽大意失荊州，兵敗身死。孫權雖然得到了荊州，但是因為這年災情嚴重，只得下令減免荊州百姓的租稅。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還軍洛陽。當月，病逝在洛陽，終年66歲。
然而禍不單行，瘟疫隨著戰爭快速傳播，已經到達了魏都鄴城，漢獻帝遜位，曹丕稱帝，當時因為過重的徭役和連續數年的瘟疫，軍中騷動不安，臣子上諫曹丕密不發喪，唯恐天下大亂。後來在賈逵的堅持之下，曹丕才將父親靈柩送到了鄴城。
疫情一直持續到了公元224年。這一年，東吳國大將軍諸葛瑾之子“威北將軍”諸葛恪率軍伐魏。因為災情嚴重，吳軍死者大半，諸葛恪最終率軍潰退。
不間斷的戰爭，讓這場瘟疫波及範圍越來越廣，病毒隨著軍隊的進退和難民的逃亡，四處傳播。
常年的戰亂，百姓貧窮飢餓，更難以經受病痛折磨。這場持續數年的瘟疫，最終造成建安年間人口的大銳減。
“建安七子”和吳、魏一些重要人物在瘟疫中罹難，足以說明當時的防疫治病手段很落後。
人們除了採用中草藥治療，更相信瘟疫是上天的懲罰，是不可抗拒，只能祈求神靈保佑。
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愚昧無知。曹丕的弟弟曹植撰寫《說疫氣》一文，除了記載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的慘狀之外，也對瘟疫的病因有所分析。他說：
“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難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曹植熟讀史書，應該知道名醫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所以，他認為這場瘟疫不是“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導致的，“懸符驅鬼”是愚蠢之舉。
曹植的觀念無疑是前衛的，但是受限於時代和醫學科技的落後，大疫爆發時的愚民仍舊居多。
眾多的老百姓堅信瘟疫是來自於疫鬼的懲罰。
對於生死的迷茫，對於“疫鬼”的恐懼，讓愚民們急需找一個控制疫鬼的“神仙”來幫助他們，保佑他們在瘟疫之中存活下來。
所以，當有人打著“神”的旗號，宣稱可以幫助消滅疫鬼妖魔時，就會得到眾多的虔誠追隨者。
古代道教大肆宣傳降魔除妖，並且以“長生不老”和“醫道”輔佐，在瘟疫流行的村野，諸多方士們以符水巫術給百姓治病，儘管效果寥寥，卻是推動了道教在民間的傳播。
在那個灰暗落後的年代，道教、甚至邪術得以飛速發展，並且形成了自己的體系。
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瘟疫，也讓“建安七子”成為文壇絕唱，一個都沒有活下，確實令人惋惜。
這五位隕落在瘟疫之中的文壇巨匠，都是上流社會人物，他們的飲食和衛生條件必然好於百姓。他們的染疾離世，說明災情已經波及到了上流階層。
建安詩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為這場災難，魏晉文學的發展迅速跌入了低谷期。隨著“建安七子”時代的結束，大量“悼亡詩”開始出現。
這些詩文充斥著對人世間生離死別的傷感，也說明在那樣的生活氛圍下，文人們的目光大多從關注政治轉移到關注生命之上來，開始探索人生的真諦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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