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偶遇123

這個得從兩方面講，從國家民族大義來說左宗棠收復新疆，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功勞甚大，從維護滿清封建統治李鴻章功勞大些，一系列的改革，北洋水師的等等一些強行為清廷續命的措施。

老餘侃大山

左宗棠是湘系代表，屬於和曾國藩同頭的，曾是左的提拔者。但是左宗棠的官爵大於曾。李鴻章是淮系代表。曾國藩的得意門生，但是後來另立山頭。淮系起得晚，勢力大，和李鴻章的精明和會公關有關。

1874年左宗棠與曾國藩的海防塞防之爭就很激烈。左宗棠是主張塞防海防並重，但是應當在沙俄侵佔新疆全境後主張先緩辦海軍，全力保衛收復陸疆的，而且他辦洋務是主張自力更生的，對待列強上左宗棠更加有骨氣。

李鴻章更看重海防，他的思路與左相反，李鴻章對於列強採取撫慰和以夷制夷的方法。左帥鄙視李鴻章一味的求和妥協，認為李鴻章賣國誤國。李鴻章認為左宗棠沒事找事，力不如人就應先寄居人下圖存發展。

李鴻章不是簡單的賣國賊，李鴻章自信心不足，他維護的清朝靠和局，餿招誤國。本無意賣國但是每每賣國。但是李鴻章是清末比較出色的政治家。左宗棠智勇雙全，敢於周旋，勇而有謀，論才幹強於李鴻章，但是左宗棠的脾氣不太好是個傲氣的倔老頭，愛得罪人。另外左宗棠長李鴻章11歲，涉洋事物不如李鴻章處理得好，湖南人直爽但是強硬好鬥，安徽人精明遊刃有餘。

左宗棠鄙視李鴻章也是其為人，一次太平軍某部已經投降，李鴻章竟然殺掉全部俘虜，掠奪其資財大部分居為己有。其實李鴻章很佩服左宗棠的，左宗棠是很瞧不起李鴻章的。左宗棠治理地方他的路子務實，維護民族主權坦蕩無私，捨得拼。李鴻章則處盡心機，苦心經營，增強自家實力，保存實力。

視頻課代表S

左宗棠功勞更大。

左宗棠和李鴻章都是晚清四大名臣，李鴻章在消滅太平天國，搞洋務運動都有很大的功勞和建樹，對於當時已經腐朽不堪的晚清王朝而言，是一根頂樑柱。但李鴻章生平卻又是代表晚清和西方列強以及日本簽了大量的屈辱的不平等條約（比如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這也讓李鴻章揹負了賣國賊的罵名，千夫所指。客觀上講這些鍋不應該讓李鴻章背，他只是清政府派出去和西方列強談判而已，替清王朝做了會招千夫所指，萬人棄罵的事，真正該罵的是腐朽不堪的清政府。但李鴻章賣國賊的帽子是扣定了，替清王朝背鍋。

左宗棠和李鴻章一樣是堅定的洋務派，為當時的中國培育第一批名族企業盡心盡力。

除了洋務運動，左宗棠更讓人敬佩的是其在維護國家完整上的貢獻。

左宗棠在鴉片戰爭後提出設立臺灣省，加強海防建設。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以視死如歸的決心平定新疆粉碎阿古帕和沙俄帝國妄圖把新疆從我國分裂出去的企圖。在當時對於沙俄和阿古帕妄圖分裂新疆上，李鴻章認為新疆分裂出去對於中國肢體無傷；而左宗棠則認為如果新疆從中國版圖上分裂出去，不僅讓中國面積減少，而且讓中原地區暴露在沙俄帝國面前，更會讓沙俄認為中國軟弱可欺，大漲其侵略野心。後面證明左宗棠是對的。

綜上，左宗棠的功勞大於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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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滿清左宗棠與李鴻章誰的功勞大的問題，我有如下見解：我們閒聊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漢族，字季高，一字樸存，號湘上農人。湖南湘陰人。晚清重臣，軍事家、政治家、湘軍著名將領，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與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並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曾就讀於長沙城南書院，二十歲鄉試中舉，雖此後在會試中屢試不第，但留意農事，遍讀群書，鑽研輿地、兵法。後由幕友而起，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興辦洋務運動，鎮壓捻軍，平定陝甘同治回亂，收復新疆，推動新疆建省。歷任閩浙總督、陝甘總督、兩江總督，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戰爭時，自請赴福建督師，光緒十一年（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歲。追贈太傅，諡號“文襄”，併入祀昭忠祠、賢良祠。

左宗棠著有《楚軍營制》《樸存閣農書》等，其奏稿、文牘等輯為《左文襄公全集》，後人又輯有《左宗棠全集》。

主要成就

政治貢獻

鞏固邊疆

學者楊東梁指出，左宗棠為捍衛祖國領土、主權完整而作出的最大貢獻，是他在19世紀70年代力排眾議，克服種種困難，率師一舉收復新疆地區。在收復新疆的過程中及新疆重歸版圖後，左宗棠力圖“為新疆劃久安長治之策”。在經濟上，他著力於減輕賦稅，修築道路，興修水利，推廣蠶絲；在政治上提出“設行省，改郡縣”，先後五次奏請在新疆建省以鞏固國家統一。左宗棠力主新疆置省，這一舉措進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據勢力，實現了新疆與全國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統一；它大大加強了新疆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對於恢復和發展遭到破壞的經濟、對於保衛祖國西北邊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此外，左宗棠還最終促成了臺灣建省，這主要是為了加強海防，此後經巡撫劉銘傳的努力經營，臺灣經濟發展，成為全國的一個先進省份。然而，甲午戰爭後，臺灣仍在《馬關條約》中被割讓給日本。

整飭吏治

左宗棠對清廷吏治問題有清醒的認識，指出“講求吏治”是“天下切要之政”之一。為此，左宗棠在罷免貪庸、任用良吏、革除陋規等方面多有舉措。他還強調“察吏”、“訓吏”以及“恤吏”，即注重考察官員的性情才識、為政得失，對官吏進行教育訓導，以及對官員施以體貼親恤、促其為善。儘管清朝吏治昏暗已成積重難返之勢，但左宗棠的主張對後世仍有借鑑意義。

軍事勳勞

左宗棠一生功業，始自戎馬。鑑於清朝八旗、綠營兵業已腐朽、失去戰鬥力的狀況，左宗棠提出了仿效戚繼光“束伍”之法編練軍隊的主張，這與曾國藩等人的見解相合，由此推動了湘軍的建立。左宗棠將“練兵”視為治軍的關鍵，其中除加強軍事技術的訓練外，還要對官兵進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方面的訓導。左宗棠也強調紀律的重要性，在西北用兵時曾強調“臨陣外不準濫殺，不準姦淫婦女、搜搶財物、燒燬糧食”等，明知故犯者軍法從事。他還注重對將士勤苦耐苦作風的培養，能夠自覺地與將士同甘共苦，且以身作則，誠以待下，廉以率屬，從而鼓勵了士氣，使整軍經武得以可靠的保證。

在臨敵用兵時，左宗棠所堅持的原則在於“慎”字：在制定指導戰爭全局的戰略計劃時，要清晰掌握“軍情、賊勢、地形”等方面的信息，通盤籌劃，較為準確地確定重點打擊目標；在進行戰爭的戰略策略上，要注重“佈置後路”和加強後勤保障，以便前線部隊層層推進、穩紮穩打；反對在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急於出兵，主張“緩進急戰”，以“緩進”為速戰速決創造必要的條件。作為統帥，左宗棠改變了作為將領時事必躬親的態度，主要對戰略計劃和策略予以確定，並對進兵戰術提出建議，而把戰役的指揮權和戰略、戰術的具體實施交給前敵將領負責，避免遙制，從而充分發揮前敵將領的才能。此外，他還講求陣法，並善於採取“分道進搗”（即分進合擊）的戰術方法，等等。

在國防觀上，左宗棠主張“海防與塞防並重”。在海防上，他尤其重視以新式輪船取代老式戰船，以順應海防近代化的潮流；他也一貫主張在海防建設中須統一指揮權，由此促成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的成立；他還提倡在海防建設中兵民聯合禦敵，倡辦“漁團”，這都豐富了近代中國的海防思想，也推進了中國近代的海防建設。在海防與塞防的關係問題上，左宗棠也於1875年（光緒元年）的討論中給出了合理的意見，即：“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在塞防上，左宗棠除堅持國家領土“尺寸不可讓人”的原則外，尤其看重新疆的戰略位置，並把“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炮，統以能將”以及“籌餉”、“籌糧”、“籌轉運”，視為規復新疆以重塞防的可靠保證。

憑藉其軍事才能，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捻軍起義、陝甘回變乃至收復新疆等的歷史事件中，為清廷立下汗馬功勞。以收復新疆之戰為例，左宗棠不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兩國的政治陰謀，在政策上採取了有利於團結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對敵的方針，在物質供應上解決了“兵、餉、糧、運”四大困難；而且在軍事指導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訂“先北後南”的正確的戰略部署外，他還巧妙地運用了“緩進速戰”的原則。在左宗棠用兵新疆的三年中，真正作戰的時間不過四個多月，其他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物質準備，選擇戰機，對敵人的動態進行周密的研究和計算。學者孫佔元評價說：左宗棠的用兵，的確達到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洋務興辦

綜述

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左宗棠在湖南鄉間已密切注視"洋事"的動向。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左宗棠的洋務思想日臻成熟。根據學者沈傳經、劉泱泱的概括：在閩浙任上，左宗棠的洋務活動主要是興辦福州船政局，這對建立中國近代造船工業、近代學堂以及近代海軍起到開創與奠基作用。陝甘任上，左宗棠的洋務活動的規模和重要性遠不如前一階段，但開始由軍用向民用轉化，由單一造船和駕船變成製造槍炮、火藥、機器、織呢、開礦多種經營，由官辦的產品經濟向官辦商品經濟和民營商品經濟發展。兩江任上，左宗棠洋務活動的範圍和內容更為廣泛；經營體制上，由以官辦為主轉為更多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且非官督商辦，而是“官倡商辦”；反侵略保利權的目的，也更為鮮明突出。晚年所上《藝學說帖》，則成為其長年洋務實踐的理論概括，並體現出新的發展。

軍事工業和新式學堂

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左宗棠認為自造新式槍炮並非難事，興辦洋務的關鍵在於“整理水師”；關於水師用船，他力排僱船和買船的議論，主張自造。經過左宗棠的聲請，設廠造船的建議得到清廷批准。此後，左宗棠立即投入船政局的籌建中，儘管中途奉調陝甘，仍抓緊進行人事、購機、籌款、制訂船政章程、藝局章程、購買局廠地基、挑選駕船人才等事宜的落實，確保了福州船政局的設立。

左宗棠籌劃設立福州船政局，被池仲祜（一作池仲祐）、陳紹寬等人評價為“中國海軍萌芽之始”。船政局所轄船廠，經左宗棠所推薦的沈葆楨的經營，成為中國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機器造船工廠，也是一座設備比較完備的造船工廠，其造船水平雖與西方先進國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但畢竟實現了中國近代造船業從無到有的跨越。船政局所附設的船政學堂，則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專習“西藝”的洋務學堂，造就了中國第一代輪船製造和駕駛人才，並從學員中產生了近代中國第一屆官派赴歐洲的留學生。繼馬尾船政學堂後，專習“西藝”的洋務軍事學堂紛紛在各地創立，它們基本是仿行左宗棠為船政學堂擬定的章程，到李鴻章創辦天津水師學堂才在模仿的同時有所突破；但是，天津水師學堂所用吳贊誠、嚴復，仍與福州船政密切相關。

在西北任上，左宗棠仍致力於軍事工業的興辦。他先設置西安機器局，後改蘭州機器局。後者以精通西洋槍炮製作的記名提督賴長為該局總辦，主要生產槍炮及其彈藥，兼制開河、鑿井、織呢和水龍等機器，實為軍、民兩用的近代工業。此外，左宗棠還在新疆阿克蘇設製造局，在蘭州和庫車均設火藥局。這些機器局、火藥局，不僅直接生產軍火，而且起到機器母廠的作用，開中國西北近代工業之先河。

民用工業

軍事工業的興辦，促成了民用企業的興起。左宗棠興辦的蘭州織呢局，是近代中國第一家毛紡織工廠，其產品既供軍用，也投向市場。因原料、水源、管理、技術、市場等方面的制約，織呢局僅維持三年便告停辦，其中左宗棠籌劃不詳，也有一定責任。儘管如此，這仍不失為一項創舉，並給留下了寶貴的經驗與教訓。此外，左宗棠在西北還嘗試使用機器治理涇河、勘探並開採礦藏，以及招商興辦烏魯木齊鐵廠等等。

兩江任上，左宗棠除了支持和發展金陵製造局、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等原有洋務事業外，還支持由商人集資興辦近代工礦企業，包括徐州利國驛煤鐵礦、安徽池州煤鐵局等，並架設沿長江的陸路電報線，此外還對西方商人在上海開設紡織廠以及購買土地等行為加以抵制。

經濟民生

左宗棠注重民生，這體現在他方方面面的舉措中。

在興修水利方面：在西北，左宗棠治理涇河，此外還興辦了一系列灌溉工程；在京畿，治理永定河；在兩江，則治理淮河並籌劃恢復其入海故道（未成），修復范公堤以抵禦海潮侵襲，興辦朱家山工程以治理滁河，興辦赤山湖圩壩工程以平息江寧、鎮江水患，等等。

在鴉片問題上：當時鴉片有中國自種的“土煙”從海外進口的“洋菸”兩類。為解決土煙問題，左宗棠在陝甘任上飭令屬官嚴禁種植罌粟，在“嚴禁罌粟”的同時，為解決民眾生計問題而“勸種棉花”，除勸諭農民種植棉花外，且購置紡織工具、僱請民婦教習棉紡技能，還刊行《種棉十要》及《棉書》，分行陝、甘兩省，對於不宜棉的地區也要求廣種雜糧以改善生計；對於在禁種罌粟的問題上督查不嚴的官員，左宗棠亦報請清廷嚴懲。針對洋菸，左宗棠在軍機大臣任上也希望通過增加捐稅的方式限縮其銷路並減少進口數量，但與威妥瑪談判未果，後談判事務由曾紀澤接手，最終與英方達成《煙臺條約續增專條》，稅率有所提高。

至於荒政、茶務、鹽政等等領域，左宗棠也均有其舉措。

下面我們瞭解一下李鴻章：

李鴻章（本名章銅，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世人多稱“李中堂”，安徽省合肥市東鄉（今瑤海區）磨店鄉人，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與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並稱為“中興四大名臣”。 李鴻章官至東宮三師、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爵位一等肅毅伯。歷經討伐太平軍、平定捻軍、洋務運動、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是清朝地方武裝淮軍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並且為清朝建立了一支西式海軍北洋水師。

早年經歷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日生於安徽省合肥市東鄉（今瑤海區）磨店鄉。[1]

父親李文安，母親李氏，兄弟姐妹八人，李鴻章排行老二，故民間又稱“李二先生”。譜名章銅。李鴻章[2]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後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紮實的學問功底。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秀才。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時任京官的父親望子成龍，函催鴻章入北京，準備來年順天府的鄉試。鴻章謹遵父命，毅然北上，並作《入都》詩10首，以抒發胸懷，為世所傳誦。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一句。他以詩言志，有“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之宏願。入京後，他在時任刑部郎中的父親引領下，遍訪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們的器重和賞識；同時，由於科場順利，使他得以有廣泛的交遊和開闊的眼界，當時與他同榜的甲辰（舉人）、丁未（進士）兩科中，人才濟濟，不少人日後膺任樞臣疆寄，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一直保持著密切而特殊的關係。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應順天府鄉試，考中84名舉人，住京曾國藩宅邸受曾補習教導，同年與周氏完婚。

李鴻章年輕時畫像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入京會試，以年家子身份受業曾國藩門下。[3]出身徽商又為蘇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為李鴻章太老師的翁心存（孫鏘鳴之師），在青年李鴻章任翰林院編修時，對其經世致用世界觀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啟迪；而以潘、翁為領袖的蘇南豪紳，對李鴻章後來組建淮軍迅速崛起於江蘇，也予以極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鴻章慶幸的是，他在初次會試落榜後的“乙丙之際”（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

當時，曾國藩患肺病，僦居城南報國寺，與經學家劉傳瑩等談經論道。報國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棲居所。面對內憂外患，強烈的參與意識使曾國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經濟”，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家雜鈔》，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才可大用”，並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等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日後太平軍起，曾、李各自回鄉辦理團練，曾氏又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信告李鴻章，足見期望之殷。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進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朝考後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道光三十年（1850年）翰林院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充武英殿編修。

湘軍幕僚

咸豐三年（1853年），從武漢順江東下的太平軍佔領安慶，殺死巡撫蔣文慶。李鴻章慫恿工部左侍郎呂賢基上奏，並代為捉刀連夜趕寫奏章。咸豐帝詔諭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前往安徽，任安徽團練大臣，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對李說：“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偕行”。於是，他隨同侍郎呂賢基回籍辦團練，5月首次與太平軍交戰於和州裕溪口。次年，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也由王茂蔭舉薦，回鄉辦團練。李家父子的團練“整齊皆可用”。李鴻章先後隨周天爵、李嘉端、呂賢基、福濟等清廷大員在皖中與太平軍、捻軍作戰。

李鴻章以書生帶兵，既有“專以浪戰為能”的記錄，也有“翰林變作綠林”的惡名。數年的團練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為將之道，不在一時勝敗，不逞匹夫之勇。

咸豐五年（1855年）十月，因率團練收復廬州之功，“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咸豐六年（1856年）九月，隨同福濟等先後攻克巢縣、和州等地，後敘功賞加按察使銜。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時之間，謗言四起，李鴻章幾不能自立於鄉里。咸豐七年（1857年），安徽巡撫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為父親守制，從而結束了他為時五年的團練活動。

次年，太平軍再陷廬州，李鴻章攜帶家眷出逃，輾轉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處。

咸豐九年（1859年）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國藩幕府，負責起草文書。此時，正當湘軍三河之戰剛剛敗，需人孔急。因此，曾國藩對於招李鴻章入營襄助，甚為積極主動。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氣盛，鋒芒畢露，真要獨當一面，還需再經一番磨礪。於是，他平時儘量讓李鴻章參與核心機密的討論，將其與胡林翼、李續宜等方面大員同等看待；當時，湘軍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辯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國藩經常有意無意讓他們與李鴻章爭口舌之長，以挫其銳氣。至於曾氏本人，更是身體力行，以自己的表率來影響李鴻章。如李愛睡懶覺，曾則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齊後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講虛誇大言以譁眾取寵，曾多次正言相誡：待人惟一個“誠”字。每當遇到困難河挫折，曾則大談“挺”經。如此苦心孤詣，使李鴻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習慣都深受曾國藩的潛移默化。李鴻章自稱：“我從師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隨時、隨地、隨事，均有所指示”。又說“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指南針，獲益匪淺。”曾國藩生性“懦緩”，而李的作風則明快果斷；曾國藩每有大計常猶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數言而決。

其後安徽巡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後翁同龢處處刁難北洋水師。

咸豐十年（1860年）秋，曾、李師生之間因曾國藩決定移軍祁門和彈劾李元度二事發生嚴重分歧。李鴻章認為祁門地處萬山叢中，是兵家所忌的“絕地”，移駐不妥；而李元度追隨曾氏，好為“文人大言”，而非將才，曾深知其短卻使他領軍防守徽州，甫一兵敗又嚴詞糾參，李鴻章不願擬稿並“率一幕人往爭”，終至憤而離營。這表明，李此時的戰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後來，經過胡林翼、陳鼐和郭嵩燾等友朋的勸說和曾國藩的再三招請，李鴻章乃於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軍大營。

同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後，清政府在整個長江下游地區已失去最後一支主力。在太平軍猛烈攻勢下，江南豪紳地主，紛紛逃避到已經形同孤島的上海。為了免遭滅頂之災，在滬士紳買辦一面籌備“中外會防局”，依賴西方僱傭軍保護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錢鼎銘等為代表，前往安慶請曾國藩派援兵。錢鼎銘先動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紳盼曾國藩如久旱之望雲霓；繼而曉之以利，說上海每月可籌餉六十萬兩，這對時感缺餉的湘軍，不啻是一大誘惑；同時，錢鼎銘還利用其父親錢寶琛是曾國藩和李文安同年的關係，走李鴻章的門路要說動曾國藩。曾國藩最初屬意派曾國荃領兵東援，但曾國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願往。隨後，曾國藩又函請湘軍宿將陳士傑出山，但陳亦以“母老”力辭，曾國藩最後轉商於李鴻章，李欣然應命，於是開始了淮軍的招募與組建。[3]

組建淮軍

咸豐十一年（1861年）夏，西鄉團練頭目得知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安徽人李鴻章在幕中主持機要時，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張樹聲向李鴻章、曾國藩上了一道稟帖，洞陳安徽形勢，並表示了願意投效的決心。曾閱後大為賞識，親筆批示“獨立江北，真祖生也”。由於廬州團練的這些基礎和李鴻章在當地的各種關係，淮軍的組建、招募比較順利。

李鴻章

李鴻章首先通過張樹聲招募了合肥西鄉三山諸部團練。接著，又通過前來安慶拜訪的廬江進士劉秉璋與駐紮三河的廬江團練頭目潘鼎新、吳長慶建立聯繫。潘、劉自幼同學，又同為李鴻章父親李文安的門生，吳長慶的亡父吳廷香也與李文安有舊交，自然一呼而應。

同治元年（1862年）春節過後，淮軍最早的部隊樹（張樹聲）、銘（劉銘傳）、鼎（潘鼎新）、慶（吳長慶）四營即陸續開赴安慶集訓。與此同時，李鴻章還命令三弟李鶴章回合肥故鄉招募舊部團練，響應投軍的有內親李勝、張紹棠，昔年好友王學懋，以及父親李文安的舊部吳毓蘭、吳毓芬等。

首批四營淮軍抵達安慶後，曾國藩極為重視，親自召見各營將領加以考察，並親為訂立營制營規。曾國藩擔心新建的淮軍兵力太單薄，還從湘軍各部調兵借將，其中整營撥歸淮軍的有：

1、屬於湘軍系統的“春”字營（張遇春）和“濟”字營（李濟元）；2、太平軍降將程學啟“開”字兩營；3、湖南新勇“林”字兩營（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後到的“熊”字營（陳飛熊）和“垣”字營（馬先槐）；4、曾國藩送給李鴻章作為“贈嫁之資”的親兵兩營（韓正國、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學啟部“開”字兩營作戰最為兇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當時即在該部）。這樣，李鴻章初建的淮軍，就有了14個營頭的建制（每營正勇505人，長夫180人，共685人）。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國藩在李鴻章陪同下，檢閱已到達安慶集結的淮軍各營，淮軍正式宣告建軍。隨後，上海士紳花銀18萬兩，僱英國商船7艘，將淮軍分批由水陸運往上海。由於“濟”字營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滬的淮軍共計13營約9000人。李鴻章本人於三月十日隨首批淮軍抵滬。3月經曾國藩推薦任江蘇巡撫，12月改為實授。[3]

李鴻章受任之初，形勢極為嚴峻。當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華洋雜處，是江南財富集中之地；淮軍抵達時，正值太平軍第二次大舉進攻，能否守住上海並徐圖發展，是擺在李鴻章面前的最大考驗。李鴻章牢記恩師的教誨“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而由上海官紳組建的“中外會防局”，一心指望外國僱傭軍抵禦太平軍，對洋人百般獻媚，他們和外國軍隊對淮軍不以為然，“皆笑指為丐”。面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激勵將士說“軍貴能戰，待吾破敵懾之”。不久，淮軍果然於當年下半年獨立進行了虹橋、北新涇和四江口三次惡戰，李鴻章親臨前線指揮，成功守住了上海，讓中外人士對淮軍刮目相看。

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制，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並僱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鬥力；同時，李鴻章還採用一系列招降納叛，兼收幷蓄的措施，擴充實力在掌握地方實權後，他在江蘇大力擴軍，使淮軍在2年內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李鴻章到上海後，同外國僱傭軍（後組建為常勝軍）進攻太平軍。

鞏固地位

在上海初步站穩腳跟後，李鴻章開始從“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入手，以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罷免了以楊坊為代表的一批媚外過甚的買辦官吏，改為起用郭嵩燾、丁日昌等一批務實肯幹的洋務派官員，同時建立了不同於湘軍幕府，以務實幹練、通曉洋務為基準的淮軍幕府。

李鴻章像

在軍制上，他從實戰中領略到西洋軍械的威力，從而產生“虛心忍辱，學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制，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並僱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鬥力；同時，李鴻章還採用一系列招降納叛，兼收幷蓄的措施，擴充實力，不到半年內，淮軍就迅速擴軍至50個營頭，約2萬人，此後更進一步急劇膨脹，至攻打天京前夕，淮軍總兵力已達7萬餘人。

在軍費上，李鴻章採用“關釐分途，以釐濟餉”的政策，以關稅支付常勝軍、中外合防局及鎮江防軍的軍需，而以厘金協濟淮軍，隨著軍事進展和湘淮軍力的壯大，釐卡也層層添設，從而確保了餉源。

在對外關係上，李鴻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紳潘曾瑋當說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蘇州殺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勝軍鬧事事件，並最終巧妙地解散了常勝軍，初步顯露出他的外交手腕。[4]

鎮壓天國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軍守將駱國忠投降。李鴻章乘機率淮軍發起收復蘇、常的戰役。經過與前來平叛的太平軍反覆激戰，淮軍最終攻克常熟、太倉、崑山等地。在初步掃清蘇州外圍後，李鴻章制訂了三路進軍計劃，中路程學啟統率，由崑山直趨蘇州；北路李鶴章、劉銘傳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南路則下攻吳江、平望，切斷浙江太平軍增援的道路。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設外國語言文學學館於上海，是其創辦洋務之始。七月，程學啟部兵臨蘇州城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自天京往援，與北路淮軍大戰於無錫大橋角，太平軍失利。這時，蘇州太平軍守將納王郜永寬等發生動搖，與程學啟部秘密接洽獻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寬等殺死守城主將慕王譚紹光，開城投降。淮軍入城後，太平軍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願剃髮解除武裝，而是索要官銜及編制。為此，李鴻章採納程學啟的建議，誘殺了八降將，並遣散餘眾。蘇州殺降，儘管引起戈登的不滿，一度鬧得不可開交，但就李鴻章來說，畢竟消除了“變生肘腋”的隱患，正如其在稟母親的書信中所稱“此事雖太過不仁，然攸關大局，不得不為”。曾國藩接報後，讚賞李鴻章“殊為眼明手辣”。[3]

李鴻章

此後，淮軍節節勝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國護王陳坤書被捕殺。蘇南地區的太平軍基本被肅清，清廷賞騎都尉世職。當時，湘軍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屢次詔催李鴻章率淮軍前往會攻。李鴻章從自己與曾氏兄弟的關係考慮，染指金陵必會被認為搶功，而得罪曾氏。於是，他一面在蘇、常按兵不動，一面掉頭南下攻入浙江，結果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由此開始，二人做了一輩子對頭冤家。

五月十三日，李鴻章聞知湘軍攻城地道將成，又因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劉士奇炮隊及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營會攻天京。十五日，曾國荃出示李鴻章發來的出兵諮札，激示眾將曰：“他人至矣，艱苦二年以與人耶？”，眾皆曰“願盡死力！”，第二天，湘軍終於攻克天京。事後，曾國藩曾執手向李鴻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賴子保全”。江蘇肅清，湘淮軍將帥均得加官進爵，李鴻章受封一等肅毅伯，賞戴雙眼花翎。1863年~1864年，李鴻章率淮軍攻陷蘇州、常州等地，和湘軍一起基本剿滅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失敗後，在湘淮軍的去留問題上，曾國藩與李鴻章採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國藩在攻下天京後不到一個月，就將他統率的湘軍大部分遣散，當時，北方的捻軍起義正如火如荼，曾國藩不顧清廷責成他再顧皖省軍務的命令而毅然裁軍，固然是因為湘軍“暮氣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擔心功高震主，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而李鴻章則認為：“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始終，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穩，仍可遠征他處”，他並進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內寇，長遠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張保留湘淮軍的用意，不止於“靖內寇”，更在於“御外侮”，顯然比曾氏高處一籌。

平定捻軍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統帥僧格林沁全軍覆沒于山東菏澤。清廷即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剿捻，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負責調兵、籌餉等後勤事宜。由於湘軍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國藩北上率領的多為淮軍。起初僅“銘”、“盛”、“鼎”、“樹”四軍共2.7萬人，另帶湘軍劉松山部約8千人。後又命李鴻章的六弟李昭慶招練馬隊2千人，並增調淮軍楊鼎勳、劉秉璋、劉士奇、吳毓芬、王永勝等部共2.7萬人，加上劉銘傳新募的新營，總兵力6萬餘人。

曾國藩一到前線，即採用劉銘傳、李鴻章等擬定的方針，決定“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在安徽臨淮、河南周口、江蘇徐州、山東濟寧四鎮屯紮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後來，曾國藩又在運河、黃海、沙河和賈魯河一帶分兵設防，實行“畫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當時捻軍正值勢旺，作戰快速多變，枯守堵御一時難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國藩也無法有效指揮淮軍。因此，歷時一年半，曾國藩督師無功，清廷不得不於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辦剿捻事務，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

李鴻章上任後，淮軍繼續擴軍，李昭慶所部一軍擴至19營，名武毅軍，並添調“魁”字2營、親兵1營、“鳳”字7營。此外，又借調唐仁廉馬隊3營。合計剿捻兵力達7萬人。李鴻章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抵達徐州時，捻軍已一分為二，賴文光、任柱等率東捻軍仍留在中原作戰，張宗禹、邱遠才等則率捻軍入陝西。李鴻章首先決定傾全力對付東捻軍。他雖然仍堅持採用“以靜制動”的戰略方針，但鑑於曾國藩分防太廣，難以奏效的教訓，改為“扼地兜剿”的戰法，即力圖將捻軍“蹙之於山深水復之處，棄地以誘其入，然後各省之軍合力，三四面圍困之”。在具體實施這一戰略時，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實施“臼口之圍”，主戰場在湖北。李鴻章掛帥之初，正值東捻軍突破曾國藩原設的賈魯河——沙河防線，集結於湖北臼口一帶，兵力約十萬人。李鴻章迅速調動湘淮軍各部7萬餘人，分路進擊，意圖一舉殲滅。

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軍“松”字營在安陸羅家集被捻軍擊敗，統領郭松林受重傷。半個月後，“樹”字營在德安楊家河被捻軍殲滅，統領張樹珊陣亡。六年（1867年）元月，雙方主力在安陸尹隆河展開決戰，湘淮軍兩大主力“霆”軍與“銘”軍原訂同時發兵，但兩軍統領劉銘傳與鮑超互相輕視，劉銘傳為搶功而下令提前單獨進擊，結果遭捻軍痛擊，部將劉殿魁、田履安陣亡，劉本人“衣冠失落”，坐以待斃。辛苦鮑超趕來，從背後發起猛襲，才反敗為勝，捻軍損失2萬餘人。事後，李鴻章一意迴護劉銘傳，鮑超反被訴為虛冒戰功。由是，鮑超鬱憤成疾，執意告退，所部“霆”軍32營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擇精壯，另立“仁”字營，併入淮軍建制。二月，東捻軍又全殲湘軍彭毓橘部，並於四月間突破了李鴻章設置的包圍圈。

第二階段自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實施膠萊河、運河防線，主戰場移至魯東。東捻軍在跳出包圍圈後，復於五月突破運河防線，直趨山東半島。在劉銘傳、潘鼎新的建議下，李鴻章確定採取“倒守運河”之策，又在膠萊河兩岸增設了內層防線，調淮軍、東軍、豫軍分段防守。由於山東巡撫丁寶楨不願將轄地變做戰場，消極怠工，疏於防範，結果東捻軍在七月間突破膠萊河防線。經過一場激烈的爭執後，李與丁重修舊好，協力將東捻軍堵御在黃海、運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間的狹窄地帶，使捻軍“以走制敵”的優勢無法發揮。十月，任柱在蘇北贛榆戰死，隨之東捻軍在壽光一戰損失3萬餘精銳。十二月，賴文光率殘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揚州被捕殺。東捻軍覆滅，李鴻章因功賞加騎都尉世職。

19張

晚清重臣李鴻章

第三階段是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東戰場與西捻軍交戰。當東捻軍困厄之時，西捻軍緊急馳援，以進軍直隸威脅京畿而迫清軍回救。元月，西捻軍抵達保定，清廷大震，急調李鴻章、左宗棠及直、魯、豫、皖各督撫率軍北上勤王。時李鴻章正駐軍濟寧度歲，分派諸將北援，竟無一人應命，且紛紛求退，聚訟不休，淮軍幾至瓦解。李鴻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雙眼花翎、褫去黃馬褂、革去騎都尉的處分。對此，李鴻章認為是“左公放賊出山，殃及鄙人”。但當危難之際，李鴻章仍耐心說服潘鼎新等將領遵旨北上。同時，清廷也命恭親王奕訢節制各路大軍，並協調左、李關係。在清軍的協力堵截下，張宗禹率領西捻軍於二三月間，一直在直魯邊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鴻章與左宗棠會於德州桑園，議定“就地圈圍”之策，引運河水入減河，引黃河水入運河，命淮軍、東軍、皖軍分段駐守，又調湘淮軍精銳作為追剿的“遊擊之師”。六月初，西捻軍與跟蹤追擊的湘淮軍數次接戰，迭遭慘敗。六月中旬，張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帶數度搶渡運河未成，適逢黃、運、徒駭各河河水陡漲，處境更難。六月二十八日，在轉移途中，與淮軍主力劉銘傳、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場激戰，西捻軍傷亡殆盡，張宗禹等二十餘人突圍至徒駭河邊，不知所終。

西捻軍覆滅後，清廷開復李鴻章迭次降革處分，並賞加太子太保銜，授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在湖廣總督任上，李鴻章一度奉命入川查辦四川總督吳棠被參案。他和吳棠是在皖辦團練時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對吳“聖眷頗隆”，因此曲意迴護，以查無實據結案。

回武昌後，於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辦貴州軍務，鎮壓苗民起義。尚未成行，復以甘肅回民起義軍入陝，清廷因左宗棠遠在平涼不及兼顧，又改命援陝。但李鴻章實在不願與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後，因天津發生教案，列強軍艦麇集大沽口，奉密諭“酌帶各軍剋日起程赴近畿一帶相機駐紮”。匆匆趕赴直隸。

李鴻章利用上海富紳的銀兩引進洋人的機器設備，於1863年左右創辦了中國第二個近代軍工企業：上海洋槍三局（第一個是曾國藩1861年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算過一筆賬：一發英國的普通炮彈在市場上要賣到30兩銀子，1萬發銅帽子彈要賣到19兩銀子。

1865年4月24日，剿捻統帥僧格林沁全軍覆沒于山東菏澤。清廷即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剿捻，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負責調兵、籌餉等後勤事宜。由於湘軍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國藩北上率領的多為淮軍。起初僅“銘”、“盛”、“鼎”、“樹”四軍共2.7萬人，另帶湘軍劉松山部約8千人。後又命李鴻章的六弟李昭慶招練馬隊2千人，並增調淮軍楊鼎勳、劉秉璋、劉士奇、吳毓芬、王永勝等部共2。7萬人，加上劉銘傳新募的新營，總兵力6萬餘人。然而歷時一年半，曾國藩督師無功，清廷不得不於1866年（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辦剿捻事務，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

同治六年（1867年）授李鴻章為湖廣總督，仍在軍營督辦剿捻事宜。他在軍事上堅持上任曾國藩“以靜制動”的戰略方針，順利鎮壓剩餘捻軍。

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撫，12月被任命赴貴州督辦苗亂軍務。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接替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後因成功調解天津教案，八月調任直隸總督，後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與曾國藩會奏陳蘭彬選聰穎子弟赴美國留學。[3]

洋務重臣

1865年，李鴻章在署理兩江總督任上，鑑於原設三局設備不全，在曾國藩支持下，收購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與韓殿甲、丁日昌的兩局合併，擴建為江南製造局。與此同時，蘇州機器局亦隨李鴻章遷往南京，擴建為金陵機器局。同治九年，調任直隸總督，接管原由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局，並擴大生產規模。於是，中國近代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中，李鴻章一人就創辦了三個，已如他自己所言“練兵以制器為先”。爾後，在引進西方設備進行近代化生產的實際操作中，他又進一步得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認識的深化。

李鴻章書法

19世紀70年代出任直隸總督後，責任愈巨，視野愈闊，綜觀世界各國的發展，李鴻章痛感中國之積弱不振，原因在於“患貧”，得出“富強相因”，“必先富而後能強”的認識，將洋務運動的重點轉向“求富”。

清朝中葉以後，由於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同治十一年底，李鴻章抓住時機，督辦創立了“輪船招商局”。這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也是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它承攬了朝廷“官物”運輸一半的運量，而其隨後展開的客運業竟擠垮了英美合辦的旗昌公司。輪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為總辦，後以唐廷樞為總辦，徐潤、朱其昂、盛宣懷為會辦。由此奠定了“官督商辦”政策的基調。[3]

其後，在整個七八十年代，李鴻章先後創辦了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系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在經營方針上，也逐漸由官督商辦轉向官商合辦，從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中國近代化開始的標誌

而當洋人要在中國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清朝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以為“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衝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李鴻章也不允許洋人從香港鋪設來的海底電纜上岸。於是，時隔不久，由他支持鋪設的中國第一條電報電纜線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間開通了。李鴻章能夠完全不理會“地脈”，也能夠完全不理會洋人，因為他知道電報業蘊藏著極高的軍事和民用價值。

之後，由清朝國政府的銀子作為投資、以贏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成立。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因為在中國創辦擁有自主權的企業“事體重大，有裨國計民生，故需官為扶持並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由於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等。有曾國藩和李鴻章共同創造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不但促進了沒落王朝的工業化，而且為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穩定的資金。不過李鴻章始終沒有逃脫時代對思維的束縛，李鴻章所建企業皆為官督商辦體制，企業初建之時官府沒有實力獨立創辦，便與民資合作。待企業步入正軌，官府便想方設法排斥民資，形成官府獨霸企業。由於連年戰亂政府不斷從企業中抽離資金、強加冗員，長期的政策保護又使企業暮氣沉沉。這些重病纏身的企業隨著外國勢力的入侵和民族資本的崛起難逃悲劇命運。而李鴻章本人及其家族則是從洋務中大發橫財。

外交事件

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遜所攝李鴻章像（直隸總督任上）

面對清廷內部封建頑固派的重重阻撓，李鴻章曾雄辯地提出“處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他認為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總綱，也就是在列強環伺，外侮日甚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為中國的洋務——自強建設贏得儘可能多的和平時間。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負，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對外交涉。但是諷刺的是，在簽訂逼迫中國出讓利益的不平等條約時，李鴻章是列強最喜歡的談判對象，常常是列強指定李鴻章去談判，甚至在與俄國簽訂條約的過程中收取賄賂。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辦理完天津教案後不久，李鴻章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這是一個雙方平等互惠的條約，但李鴻章從簽約過程日本人的姿態中，看出日本“日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臺，李鴻章積極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楨作為欽差大臣率艦隊赴臺灣巡閱，並調駐防徐州的淮軍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臺灣。此事最後雖以簽訂《中日臺事條約》而暫時平息，但後來日本還是於1879年（光緒五年）乘隙吞併了琉球。[5]

在與日本交涉的前後，李鴻章還分別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與秘魯簽訂了《中秘通商條約》；1876年（光緒二年）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臺條約》。前者旨在保護華工；後者則是因“馬嘉理案”導致的中英間的嚴重交涉。李鴻章在英國公使威妥瑪以下旗宣戰的要挾下，巧妙地利用國際法挽回決裂之局。在他建議下，清政府派郭嵩燾赴英國道歉，郭氏遂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但條約也因增開了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個通商口岸，並允許英國人可以進入西藏，損害了中國主權。

1883年（光緒九年），中法戰爭在越南境內初起，清廷命李鴻章統籌邊防戰事。李鴻章則認為“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他先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簽訂“李寶協議”，旋為法國政府反悔，繼與法駐日公使洽談未果；當戰爭進入膠著狀態時，慈禧改組軍機處，主和輿論漸起。

李鴻章在光緒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與法國代表福祿諾簽訂了《李福協定》，五月，隨著法軍進攻諒山，協議又被撕毀，直至清軍在廣西和臺灣戰場分別取得勝利後，李鴻章才最終與法國代表巴德諾簽訂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結束了戰爭。法國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中越邊境對法國開放等特權。因此，時稱“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當時成功收復新疆的左宗棠認為李鴻章“比十個法國將軍更壞事”。

李鴻章在德國期間與俾斯麥合影

1895年，李鴻章在日本馬關簽訂了《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及附屬島嶼，割讓遼東半島，賠償2億兩白銀，但遼東半島觸動列強利益，引起俄法德三國干涉，日本被迫同意歸還遼東半島，但清廷須繳付三千萬兩白銀的“贖遼費”作為補償。其後，沙俄以“還遼有功”為名，向清政府租借旅順和大連兩港。

1896年談判《中俄密約》時，為使李鴻章放棄清政府自造鐵路的方針，沙皇批准，以300萬盧布賄賂李鴻章。但李鴻章最終實得值可能只有50萬盧布 ，李鴻章對此耿耿於懷，在人生最後時刻拒絕與俄方簽約。[5]

根據收集的資料，李鴻章一生簽訂了30多個條約，由李鴻章作為清政府代表與列強簽定的不平等條約有：1876年9月中英《煙臺條約》；1884年5月中法《會議簡明條款》；1885年4月中日《天津條約》，同年《中法新約》；1895年4月中日《馬關條約》，同年11月，《中日遼南條約》；1896中德《膠澳租借條約》；1896年3月，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同年6月《中俄密約》；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條約》；1901年9月八國聯軍《辛丑條約》等。

建設海軍

客觀上講，無論是日吞琉球，還是法佔越南，李鴻章都深切意識到，列強的威脅來自海上。因此，從七十年代起，他就開始提出“海防論”，積極倡議建立近代化的海軍。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鴻章在海防大籌議中上奏，系統提出以定購鐵甲艦、組建北、東、南三洋艦隊的設想，並輔以沿海陸防，形成了中國近代海防戰略。中法戰爭後，鑑於福建船政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清政府決定“大治水師”，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軍衙門，醇親王總理海軍事務，李鴻章為會辦。利用這個機會，北洋水師建設成軍。

成軍後的北洋海軍，擁有艦艇25艘，官兵4千餘人，在當時是亞洲最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此舉使我國東邊的鄰居日本望而生畏。）與此同時，李鴻章加緊旅順、大沽、威海等海軍基地的建設，以加強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內耗眾生，戶部迭次以經費支絀為藉口，要求停止添船購炮，自此，北洋海軍的建設陷於停頓、倒退的困境。

關於左宗棠與李鴻章二人的功勞大小我個人覺得不能夠放在一起做比較，二人同為晚清重臣，都為民族近代工業發展與領土完整，還有軍事力量的建設上做出了他們該做的事。

筆記君

我的觀點是左宗棠的功勞比李鴻章大！

首先我們看下左宗棠主要的功勞

一、創辦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是近代中國的海軍奠基人

兩次鴉片戰爭後，清朝政府開始重視海防建設，於是認命左宗棠為福州總督，總理南洋海防建設。於是，左宗棠在福州創辦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他大力建設海防事業，搭建沿海炮臺。開設福州船政學堂，請洋老師任教，培養了大量的像鄧世昌，丁汝昌這樣的優秀海軍人才。沒有左宗棠就沒有中國的近代海軍！

二、收復新疆，保證了中國的領土完整

漢武帝時期，西域被納入中國版圖，1757年，清朝平定準噶爾叛亂，乾隆皇帝將這片地方以“故土新歸”之意命名新疆。1865年，新疆南部在英國的支持下被侵佔，1871年，沙皇俄國出兵侵佔新疆伊犁地區。1875年陝甘總督左宗棠上書朝廷，闡述失去我新疆的危害，請求出兵收復新疆！朝廷於是認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於是左宗棠帶棺出征，不收復新疆，誓死不回。到1878年1月，整個新疆除伊犁地區外，全部收復！正是左宗棠的誓死收復新疆才保證了中國今天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

接著我們看下李鴻章主要的功勞

一、李鴻章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大型使用機器生產的近代工廠——江南製造局

1865年，江南製造局由李鴻章和他的老師曾國藩共同創辦。曾國藩規劃，李鴻章實際負責。1867年，江南製造局生產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種步槍，該步槍威力驚人。1868年，江南製造局造出了中國第一艘自造汽船惠吉號。1891年，江南製造局又為中國首次煉出了鋼鐵！雖然江南製造局有很多弊端，但它為中國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創辦上海輪船招商局

1873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輪船招商局，採用股份制，為近代中國第一家輪船航運公司。經過幾年的努力，輪船招商局擁有了國內航運業大部分市場，成為中國最大的航運公司，打破了外國輪船壟斷中國航運業務的局面。

綜上所述，李鴻章對中國的貢獻確實沒有左宗棠大，單就左宗棠收復新疆這一項，可以說晚清沒有一個大臣的功勞可以和左宗棠相比！以上就是我的觀點，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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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天來看當然左公的功勞大，他首收復的新疆地大物博，後世子孫可以一直享用。左公目光遠大，潔身自好，一心為國 ，千古少有，最後慈禧太后都暗示他要給子孫留點錢。李也有功勞，且李的智謀才能都是一等一的，但他只是一個會做官的人，在腐敗的官場遊刃有餘，是國之福呢？還是國之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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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鴻章尚未成軍的時候左宗棠已經在和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農民軍出身的的青年軍事天才李秀成，陳玉成浴血奮戰。

李鴻章的淮軍以安徽本地的團練鄉勇為士兵基礎，但是其背後強大財富力量才是他真正的王牌，而在淮軍兵出上海之後得到了更為強大的江浙財團以及帝國主義財團直接支持，正是擁有了巨大的財政支持，淮軍才會在那麼短的時間迅速膨脹。

在李鴻章尚未成軍的時候左宗棠已經在和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農民軍出身的的青年軍事天才李秀成，陳玉成浴血奮戰。李鴻章的淮軍以安徽本地的團練鄉勇為士兵基礎，但是其背後強大財富力量才是他真正的王牌，而在淮軍兵出上海之後得到了更為強大的江浙財團以及帝國主義財團直接支持，正是擁有了巨大的財政支持，淮軍才會在那麼短的時間迅速膨脹。

左宗棠為官清廉，去世之後，除了給家人留下一座老宅，家裡幾乎是一貧如洗。李鴻章在民間有著“宰相合肥天下廋'的說法在流傳。雖說他貪戀權力可治軍無能，有經商理財之才，也更會為自己謀利益。作為晚清的重要人物，其一生的功過都很明顯。

他手上掌握的淮軍及北洋艦隊，如果李鴻章治軍有術，重用賢才良將，中日甲午之戰，勝負可能就會是另外一種結果。掌控軍隊只是李鴻章與滿清朝廷博弈的重要砝碼，他怎麼會放棄手上的權力。李鴻章清楚自己的處境，作為一個漢臣，權力越大、軍隊實力越強，滿族親貴們對他的忌憚就會越大。

甲午戰敗後，若是真有擔當，首先他就應該自裁以謝國人。可李鴻章根本就沒考慮過要這個問題，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水師提督丁汝昌自殺，戰敗的責任被其背了起來。

可北洋艦隊正是因為執行的是李鴻章避戰保船的命令，最終被日軍包圍在駐地，一群沒骨氣的北洋將領逼迫丁汝昌投降。

不願意降的丁汝昌只得選擇自殺，整個北洋艦隊剩下的艦船全成了日軍的戰利品。容閎認為，李鴻章在死後，至少留下四千多萬家產。

另外，費行簡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支持此說法，並指明李鴻章在合肥、安慶、京師、蕪湖等地置辦大量田產、房產。

李鴻章最大的敗筆並不是簽訂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而是他自作聰明與沙俄所簽訂的《中俄密約 》，出賣中國東北的利益，據說沙俄支付給李鴻章300萬作為報酬，以獲得在東北修築中東鐵路的權利。東北人民在近代四十多年所受的苦難，其始作俑者正是李鴻章。

更有千秋，但李鴻章在歷史上影響不好，好多喪權辱國的條約都與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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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清朝末年時間到現在是最近的了，那麼我就客觀的評價他們兩位歷史人物了。縱觀左宗棠的一生、做了很多利國利民的事了，攻打太平天國、開廠辦洋務、建湘軍、平捻軍、挽救中法戰爭危機等等……但是歷數他最為人盡皆知的事情、還是在於他收復新疆、章顯我國守護領土完整的決心。這是一個英雄人物、如若有的話、應屬湘軍屠殺回族人民的事情了。

李鴻章有功有過，最大罪過就是中日甲午戰爭戰敗，海軍陸軍將領都是李鴻章一手提拔，當時北洋水師艦船比日本差據不大、各有所長、但是卻敗的一塌塗地、陸軍更是不堪一擊、主要問題是李鴻章任人唯親、是為民族之罪人，至於辛丑條約的簽訂卻不是李鴻章的責任。

作為以清朝政府來說，左宗棠平定了一個省的叛亂，李鴻章似乎是挽救了整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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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和李鴻章都是晚清名臣。相似之處有很多，他們鎮壓太平軍、剿捻軍、興辦洋務，為中國近代工業做出了很大貢獻。

李鴻章自創建淮軍起，屢建功勞，青雲直上直到創立北洋水師，成為清庭內實權人物。但李鴻章深知當時中國積貧積弱，唯一能做的是儘可能的縫補當時中國這件破舊不堪的外衣。但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使李鴻章的夢想破滅，不得不委屈求全於日本列強。因此也飽受國人詬病。可以說李鴻章的一生充滿了許許多多的無可奈何。

左宗棠早年仕途並不得意，後經人舉薦加入到清庭鎮壓太平軍的軍營之中，從此個人才華得到了充分展現。革除弊政，開源節流，穩定貨幣，大力籌措軍購，使節節敗退的清軍得以穩定。此時他的仕途可謂平步青雲。

除對付太平軍外，左宗棠幫助清庭平定了捻軍和回亂。之後新疆發生叛亂，當時包括李鴻章在內的一些大臣主張放棄，可左宗棠不斷上書清庭，最終說服清庭收復新疆。

當時中國飽受列強欺凌，國家貪困，左宗棠自行籌措糧餉，最終收復了新疆。

因此，左宗棠對於穩定當時的中國有效性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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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覺得左宗棠功勞大。

①李鴻章的功勞主要體現在他對清朝外交的貢獻上，此人善於周旋且有遠見，為清王朝的延續起到了重大作用，有人說他也充當了跟洋人討價還價的角色，但從歷史層面來說，此人貢獻不多。

②左宗棠的功績在於他收復了新疆，單就這一點就足以流芳百世。而且左宗棠還平定太平天國、平叛陝甘同治回亂、領導洋務運動，為中國近代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所以綜合來說，左宗棠的功勞遠大於李鴻章。

關鍵字: 歷史 功勞 滿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