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偶遇123

这个得从两方面讲，从国家民族大义来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功劳甚大，从维护满清封建统治李鸿章功劳大些，一系列的改革，北洋水师的等等一些强行为清廷续命的措施。

老余侃大山

左宗棠是湘系代表，属于和曾国藩同头的，曾是左的提拔者。但是左宗棠的官爵大于曾。李鸿章是淮系代表。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但是后来另立山头。淮系起得晚，势力大，和李鸿章的精明和会公关有关。

1874年左宗棠与曾国藩的海防塞防之争就很激烈。左宗棠是主张塞防海防并重，但是应当在沙俄侵占新疆全境后主张先缓办海军，全力保卫收复陆疆的，而且他办洋务是主张自力更生的，对待列强上左宗棠更加有骨气。

李鸿章更看重海防，他的思路与左相反，李鸿章对于列强采取抚慰和以夷制夷的方法。左帅鄙视李鸿章一味的求和妥协，认为李鸿章卖国误国。李鸿章认为左宗棠没事找事，力不如人就应先寄居人下图存发展。

李鸿章不是简单的卖国贼，李鸿章自信心不足，他维护的清朝靠和局，馊招误国。本无意卖国但是每每卖国。但是李鸿章是清末比较出色的政治家。左宗棠智勇双全，敢于周旋，勇而有谋，论才干强于李鸿章，但是左宗棠的脾气不太好是个傲气的倔老头，爱得罪人。另外左宗棠长李鸿章11岁，涉洋事物不如李鸿章处理得好，湖南人直爽但是强硬好斗，安徽人精明游刃有余。

左宗棠鄙视李鸿章也是其为人，一次太平军某部已经投降，李鸿章竟然杀掉全部俘虏，掠夺其资财大部分居为己有。其实李鸿章很佩服左宗棠的，左宗棠是很瞧不起李鸿章的。左宗棠治理地方他的路子务实，维护民族主权坦荡无私，舍得拼。李鸿章则处尽心机，苦心经营，增强自家实力，保存实力。

视频课代表S

左宗棠功劳更大。

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晚清四大名臣，李鸿章在消灭太平天国，搞洋务运动都有很大的功劳和建树，对于当时已经腐朽不堪的晚清王朝而言，是一根顶梁柱。但李鸿章生平却又是代表晚清和西方列强以及日本签了大量的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比如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这也让李鸿章背负了卖国贼的骂名，千夫所指。客观上讲这些锅不应该让李鸿章背，他只是清政府派出去和西方列强谈判而已，替清王朝做了会招千夫所指，万人弃骂的事，真正该骂的是腐朽不堪的清政府。但李鸿章卖国贼的帽子是扣定了，替清王朝背锅。

左宗棠和李鸿章一样是坚定的洋务派，为当时的中国培育第一批名族企业尽心尽力。

除了洋务运动，左宗棠更让人敬佩的是其在维护国家完整上的贡献。

左宗棠在鸦片战争后提出设立台湾省，加强海防建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以视死如归的决心平定新疆粉碎阿古帕和沙俄帝国妄图把新疆从我国分裂出去的企图。在当时对于沙俄和阿古帕妄图分裂新疆上，李鸿章认为新疆分裂出去对于中国肢体无伤；而左宗棠则认为如果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不仅让中国面积减少，而且让中原地区暴露在沙俄帝国面前，更会让沙俄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大涨其侵略野心。后面证明左宗棠是对的。

综上，左宗棠的功劳大于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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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满清左宗棠与李鸿章谁的功劳大的问题，我有如下见解：我们闲聊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左宗棠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虽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但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由幕友而起，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镇压捻军，平定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推动新疆建省。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

左宗棠著有《楚军营制》《朴存阁农书》等，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后人又辑有《左宗棠全集》。

主要成就

政治贡献

巩固边疆

学者杨东梁指出，左宗棠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而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力排众议，克服种种困难，率师一举收复新疆地区。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及新疆重归版图后，左宗棠力图“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在经济上，他着力于减轻赋税，修筑道路，兴修水利，推广蚕丝；在政治上提出“设行省，改郡县”，先后五次奏请在新疆建省以巩固国家统一。左宗棠力主新疆置省，这一举措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全国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它大大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此外，左宗棠还最终促成了台湾建省，这主要是为了加强海防，此后经巡抚刘铭传的努力经营，台湾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的一个先进省份。然而，甲午战争后，台湾仍在《马关条约》中被割让给日本。

整饬吏治

左宗棠对清廷吏治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指出“讲求吏治”是“天下切要之政”之一。为此，左宗棠在罢免贪庸、任用良吏、革除陋规等方面多有举措。他还强调“察吏”、“训吏”以及“恤吏”，即注重考察官员的性情才识、为政得失，对官吏进行教育训导，以及对官员施以体贴亲恤、促其为善。尽管清朝吏治昏暗已成积重难返之势，但左宗棠的主张对后世仍有借鉴意义。

军事勋劳

左宗棠一生功业，始自戎马。鉴于清朝八旗、绿营兵业已腐朽、失去战斗力的状况，左宗棠提出了仿效戚继光“束伍”之法编练军队的主张，这与曾国藩等人的见解相合，由此推动了湘军的建立。左宗棠将“练兵”视为治军的关键，其中除加强军事技术的训练外，还要对官兵进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方面的训导。左宗棠也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在西北用兵时曾强调“临阵外不准滥杀，不准奸淫妇女、搜抢财物、烧毁粮食”等，明知故犯者军法从事。他还注重对将士勤苦耐苦作风的培养，能够自觉地与将士同甘共苦，且以身作则，诚以待下，廉以率属，从而鼓励了士气，使整军经武得以可靠的保证。

在临敌用兵时，左宗棠所坚持的原则在于“慎”字：在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计划时，要清晰掌握“军情、贼势、地形”等方面的信息，通盘筹划，较为准确地确定重点打击目标；在进行战争的战略策略上，要注重“布置后路”和加强后勤保障，以便前线部队层层推进、稳扎稳打；反对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出兵，主张“缓进急战”，以“缓进”为速战速决创造必要的条件。作为统帅，左宗棠改变了作为将领时事必躬亲的态度，主要对战略计划和策略予以确定，并对进兵战术提出建议，而把战役的指挥权和战略、战术的具体实施交给前敌将领负责，避免遥制，从而充分发挥前敌将领的才能。此外，他还讲求阵法，并善于采取“分道进捣”（即分进合击）的战术方法，等等。

在国防观上，左宗棠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在海防上，他尤其重视以新式轮船取代老式战船，以顺应海防近代化的潮流；他也一贯主张在海防建设中须统一指挥权，由此促成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成立；他还提倡在海防建设中兵民联合御敌，倡办“渔团”，这都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海防思想，也推进了中国近代的海防建设。在海防与塞防的关系问题上，左宗棠也于1875年（光绪元年）的讨论中给出了合理的意见，即：“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在塞防上，左宗棠除坚持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原则外，尤其看重新疆的战略位置，并把“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以及“筹饷”、“筹粮”、“筹转运”，视为规复新疆以重塞防的可靠保证。

凭借其军事才能，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陕甘回变乃至收复新疆等的历史事件中，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以收复新疆之战为例，左宗棠不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两国的政治阴谋，在政策上采取了有利于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方针，在物质供应上解决了“兵、饷、粮、运”四大困难；而且在军事指导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订“先北后南”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外，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缓进速战”的原则。在左宗棠用兵新疆的三年中，真正作战的时间不过四个多月，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物质准备，选择战机，对敌人的动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计算。学者孙占元评价说：左宗棠的用兵，的确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洋务兴办

综述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在湖南乡间已密切注视"洋事"的动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日臻成熟。根据学者沈传经、刘泱泱的概括：在闽浙任上，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主要是兴办福州船政局，这对建立中国近代造船工业、近代学堂以及近代海军起到开创与奠基作用。陕甘任上，左宗棠的洋务活动的规模和重要性远不如前一阶段，但开始由军用向民用转化，由单一造船和驾船变成制造枪炮、火药、机器、织呢、开矿多种经营，由官办的产品经济向官办商品经济和民营商品经济发展。两江任上，左宗棠洋务活动的范围和内容更为广泛；经营体制上，由以官办为主转为更多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且非官督商办，而是“官倡商办”；反侵略保利权的目的，也更为鲜明突出。晚年所上《艺学说帖》，则成为其长年洋务实践的理论概括，并体现出新的发展。

军事工业和新式学堂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左宗棠认为自造新式枪炮并非难事，兴办洋务的关键在于“整理水师”；关于水师用船，他力排雇船和买船的议论，主张自造。经过左宗棠的声请，设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清廷批准。此后，左宗棠立即投入船政局的筹建中，尽管中途奉调陕甘，仍抓紧进行人事、购机、筹款、制订船政章程、艺局章程、购买局厂地基、挑选驾船人才等事宜的落实，确保了福州船政局的设立。

左宗棠筹划设立福州船政局，被池仲祜（一作池仲祐）、陈绍宽等人评价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船政局所辖船厂，经左宗棠所推荐的沈葆桢的经营，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机器造船工厂，也是一座设备比较完备的造船工厂，其造船水平虽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毕竟实现了中国近代造船业从无到有的跨越。船政局所附设的船政学堂，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造就了中国第一代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并从学员中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届官派赴欧洲的留学生。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它们基本是仿行左宗棠为船政学堂拟定的章程，到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在模仿的同时有所突破；但是，天津水师学堂所用吴赞诚、严复，仍与福州船政密切相关。

在西北任上，左宗棠仍致力于军事工业的兴办。他先设置西安机器局，后改兰州机器局。后者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主要生产枪炮及其弹药，兼制开河、凿井、织呢和水龙等机器，实为军、民两用的近代工业。此外，左宗棠还在新疆阿克苏设制造局，在兰州和库车均设火药局。这些机器局、火药局，不仅直接生产军火，而且起到机器母厂的作用，开中国西北近代工业之先河。

民用工业

军事工业的兴办，促成了民用企业的兴起。左宗棠兴办的兰州织呢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毛纺织工厂，其产品既供军用，也投向市场。因原料、水源、管理、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制约，织呢局仅维持三年便告停办，其中左宗棠筹划不详，也有一定责任。尽管如此，这仍不失为一项创举，并给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此外，左宗棠在西北还尝试使用机器治理泾河、勘探并开采矿藏，以及招商兴办乌鲁木齐铁厂等等。

两江任上，左宗棠除了支持和发展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原有洋务事业外，还支持由商人集资兴办近代工矿企业，包括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铁局等，并架设沿长江的陆路电报线，此外还对西方商人在上海开设纺织厂以及购买土地等行为加以抵制。

经济民生

左宗棠注重民生，这体现在他方方面面的举措中。

在兴修水利方面：在西北，左宗棠治理泾河，此外还兴办了一系列灌溉工程；在京畿，治理永定河；在两江，则治理淮河并筹划恢复其入海故道（未成），修复范公堤以抵御海潮侵袭，兴办朱家山工程以治理滁河，兴办赤山湖圩坝工程以平息江宁、镇江水患，等等。

在鸦片问题上：当时鸦片有中国自种的“土烟”从海外进口的“洋烟”两类。为解决土烟问题，左宗棠在陕甘任上饬令属官严禁种植罂粟，在“严禁罂粟”的同时，为解决民众生计问题而“劝种棉花”，除劝谕农民种植棉花外，且购置纺织工具、雇请民妇教习棉纺技能，还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对于不宜棉的地区也要求广种杂粮以改善生计；对于在禁种罂粟的问题上督查不严的官员，左宗棠亦报请清廷严惩。针对洋烟，左宗棠在军机大臣任上也希望通过增加捐税的方式限缩其销路并减少进口数量，但与威妥玛谈判未果，后谈判事务由曾纪泽接手，最终与英方达成《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税率有所提高。

至于荒政、茶务、盐政等等领域，左宗棠也均有其举措。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李鸿章：

李鸿章（本名章铜，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世人多称“李中堂”，安徽省合肥市东乡（今瑶海区）磨店乡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李鸿章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历经讨伐太平军、平定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是清朝地方武装淮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并且为清朝建立了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

早年经历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市东乡（今瑶海区）磨店乡。[1]

父亲李文安，母亲李氏，兄弟姐妹八人，李鸿章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谱名章铜。李鸿章[2]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秀才。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应顺天府乡试，考中84名举人，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同年与周氏完婚。

李鸿章年轻时画像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3]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日后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道光三十年（1850年）翰林院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湘军幕僚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李鸿章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他随同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5月首次与太平军交战于和州裕溪口。次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随同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后叙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咸丰七年（1857年），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次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咸丰九年（1859年）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刚刚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

咸丰十年（1860年）秋，曾、李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同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3]

组建淮军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

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3月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12月改为实授。[3]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让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在掌握地方实权后，他在江苏大力扩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巩固地位

在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李鸿章像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4]

镇压天国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于上海，是其创办洋务之始。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3]

李鸿章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清廷赏骑都尉世职。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

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1863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平定捻军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

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李鸿章上任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李鸿章挂帅之初，正值东捻军突破曾国藩原设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

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重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订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下令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部将刘殿魁、田履安阵亡，刘本人“衣冠失落”，坐以待毙。辛苦鲍超赶来，从背后发起猛袭，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一意回护刘铭传，鲍超反被诉为虚冒战功。由是，鲍超郁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择精壮，另立“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二月，东捻军又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间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

第二阶段自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实施胶莱河、运河防线，主战场移至鲁东。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复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确定采取“倒守运河”之策，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做战场，消极怠工，疏于防范，结果东捻军在七月间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后，李与丁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捻军“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十月，任柱在苏北赣榆战死，随之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李鸿章因功赏加骑都尉世职。

19张

晚清重臣李鸿章

第三阶段是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当东捻军困厄之时，西捻军紧急驰援，以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而迫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大震，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竟无一人应命，且纷纷求退，聚讼不休，淮军几至瓦解。李鸿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的处分。对此，李鸿章认为是“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但当危难之际，李鸿章仍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也命恭亲王奕訢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李关系。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西捻军于二三月间，一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会于德州桑园，议定“就地圈围”之策，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又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六月初，西捻军与跟踪追击的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成，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河水陡涨，处境更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

回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于1863年左右创办了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第一个是曾国藩1861年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

1865年4月24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然而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1866年（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同治六年（1867年）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他在军事上坚持上任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顺利镇压剩余捻军。

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12月被任命赴贵州督办苗乱军务。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接替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后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八月调任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与曾国藩会奏陈兰彬选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3]

洋务重臣

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李鸿章书法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同治十一年底，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3]

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朝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

之后，由清朝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方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而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则是从洋务中大发横财。

外交事件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所摄李鸿章像（直隶总督任上）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但是讽刺的是，在签订逼迫中国出让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时，李鸿章是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常常是列强指定李鸿章去谈判，甚至在与俄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收取贿赂。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1879年（光绪五年）乘隙吞并了琉球。[5]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1876年（光绪二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1883年（光绪九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

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当时成功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比十个法国将军更坏事”。

李鸿章在德国期间与俾斯麦合影

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附属岛屿，割让辽东半岛，赔偿2亿两白银，但辽东半岛触动列强利益，引起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被迫同意归还辽东半岛，但清廷须缴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作为补偿。其后，沙俄以“还辽有功”为名，向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两港。

1896年谈判《中俄密约》时，为使李鸿章放弃清政府自造铁路的方针，沙皇批准，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但李鸿章最终实得值可能只有50万卢布 ，李鸿章对此耿耿于怀，在人生最后时刻拒绝与俄方签约。[5]

根据收集的资料，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多个条约，由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1884年5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5年4月中日《天津条约》，同年《中法新约》；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同年11月，《中日辽南条约》；1896中德《胶澳租借条约》；1896年3月，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6月《中俄密约》；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1901年9月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

建设海军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此举使我国东边的邻居日本望而生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关于左宗棠与李鸿章二人的功劳大小我个人觉得不能够放在一起做比较，二人同为晚清重臣，都为民族近代工业发展与领土完整，还有军事力量的建设上做出了他们该做的事。

笔记君

我的观点是左宗棠的功劳比李鸿章大！

首先我们看下左宗棠主要的功劳

一、创办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是近代中国的海军奠基人

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开始重视海防建设，于是认命左宗棠为福州总督，总理南洋海防建设。于是，左宗棠在福州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他大力建设海防事业，搭建沿海炮台。开设福州船政学堂，请洋老师任教，培养了大量的像邓世昌，丁汝昌这样的优秀海军人才。没有左宗棠就没有中国的近代海军！

二、收复新疆，保证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汉武帝时期，西域被纳入中国版图，1757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乾隆皇帝将这片地方以“故土新归”之意命名新疆。1865年，新疆南部在英国的支持下被侵占，1871年，沙皇俄国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地区。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上书朝廷，阐述失去我新疆的危害，请求出兵收复新疆！朝廷于是认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是左宗棠带棺出征，不收复新疆，誓死不回。到1878年1月，整个新疆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正是左宗棠的誓死收复新疆才保证了中国今天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接着我们看下李鸿章主要的功劳

一、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江南制造局

1865年，江南制造局由李鸿章和他的老师曾国藩共同创办。曾国藩规划，李鸿章实际负责。1867年，江南制造局生产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种步枪，该步枪威力惊人。1868年，江南制造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自造汽船惠吉号。1891年，江南制造局又为中国首次炼出了钢铁！虽然江南制造局有很多弊端，但它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

187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采用股份制，为近代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公司。经过几年的努力，轮船招商局拥有了国内航运业大部分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打破了外国轮船垄断中国航运业务的局面。

综上所述，李鸿章对中国的贡献确实没有左宗棠大，单就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一项，可以说晚清没有一个大臣的功劳可以和左宗棠相比！以上就是我的观点，谢谢！

历史囧话

从今天来看当然左公的功劳大，他首收复的新疆地大物博，后世子孙可以一直享用。左公目光远大，洁身自好，一心为国 ，千古少有，最后慈禧太后都暗示他要给子孙留点钱。李也有功劳，且李的智谋才能都是一等一的，但他只是一个会做官的人，在腐败的官场游刃有余，是国之福呢？还是国之哀呢？

饕餮中国

在李鸿章尚未成军的时候左宗棠已经在和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农民军出身的的青年军事天才李秀成，陈玉成浴血奋战。

李鸿章的淮军以安徽本地的团练乡勇为士兵基础，但是其背后强大财富力量才是他真正的王牌，而在淮军兵出上海之后得到了更为强大的江浙财团以及帝国主义财团直接支持，正是拥有了巨大的财政支持，淮军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迅速膨胀。

在李鸿章尚未成军的时候左宗棠已经在和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农民军出身的的青年军事天才李秀成，陈玉成浴血奋战。李鸿章的淮军以安徽本地的团练乡勇为士兵基础，但是其背后强大财富力量才是他真正的王牌，而在淮军兵出上海之后得到了更为强大的江浙财团以及帝国主义财团直接支持，正是拥有了巨大的财政支持，淮军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迅速膨胀。

左宗棠为官清廉，去世之后，除了给家人留下一座老宅，家里几乎是一贫如洗。李鸿章在民间有着“宰相合肥天下廋'的说法在流传。虽说他贪恋权力可治军无能，有经商理财之才，也更会为自己谋利益。作为晚清的重要人物，其一生的功过都很明显。

他手上掌握的淮军及北洋舰队，如果李鸿章治军有术，重用贤才良将，中日甲午之战，胜负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结果。掌控军队只是李鸿章与满清朝廷博弈的重要砝码，他怎么会放弃手上的权力。李鸿章清楚自己的处境，作为一个汉臣，权力越大、军队实力越强，满族亲贵们对他的忌惮就会越大。

甲午战败后，若是真有担当，首先他就应该自裁以谢国人。可李鸿章根本就没考虑过要这个问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战败的责任被其背了起来。

可北洋舰队正是因为执行的是李鸿章避战保船的命令，最终被日军包围在驻地，一群没骨气的北洋将领逼迫丁汝昌投降。

不愿意降的丁汝昌只得选择自杀，整个北洋舰队剩下的舰船全成了日军的战利品。容闳认为，李鸿章在死后，至少留下四千多万家产。

另外，费行简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支持此说法，并指明李鸿章在合肥、安庆、京师、芜湖等地置办大量田产、房产。

李鸿章最大的败笔并不是签订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而是他自作聪明与沙俄所签订的《中俄密约 》，出卖中国东北的利益，据说沙俄支付给李鸿章300万作为报酬，以获得在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东北人民在近代四十多年所受的苦难，其始作俑者正是李鸿章。

更有千秋，但李鸿章在历史上影响不好，好多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与他有关

黑白史

首先清朝末年时间到现在是最近的了，那么我就客观的评价他们两位历史人物了。纵观左宗棠的一生、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事了，攻打太平天国、开厂办洋务、建湘军、平捻军、挽救中法战争危机等等……但是历数他最为人尽皆知的事情、还是在于他收复新疆、章显我国守护领土完整的决心。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如若有的话、应属湘军屠杀回族人民的事情了。

李鸿章有功有过，最大罪过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战败，海军陆军将领都是李鸿章一手提拔，当时北洋水师舰船比日本差据不大、各有所长、但是却败的一塌涂地、陆军更是不堪一击、主要问题是李鸿章任人唯亲、是为民族之罪人，至于辛丑条约的签订却不是李鸿章的责任。

作为以清朝政府来说，左宗棠平定了一个省的叛乱，李鸿章似乎是挽救了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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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晚清名臣。相似之处有很多，他们镇压太平军、剿捻军、兴办洋务，为中国近代工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李鸿章自创建淮军起，屡建功劳，青云直上直到创立北洋水师，成为清庭内实权人物。但李鸿章深知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唯一能做的是尽可能的缝补当时中国这件破旧不堪的外衣。但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使李鸿章的梦想破灭，不得不委屈求全于日本列强。因此也饱受国人诟病。可以说李鸿章的一生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无可奈何。

左宗棠早年仕途并不得意，后经人举荐加入到清庭镇压太平军的军营之中，从此个人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现。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使节节败退的清军得以稳定。此时他的仕途可谓平步青云。

除对付太平军外，左宗棠帮助清庭平定了捻军和回乱。之后新疆发生叛乱，当时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一些大臣主张放弃，可左宗棠不断上书清庭，最终说服清庭收复新疆。

当时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家贪困，左宗棠自行筹措粮饷，最终收复了新疆。

因此，左宗棠对于稳定当时的中国有效性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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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左宗棠功劳大。

①李鸿章的功劳主要体现在他对清朝外交的贡献上，此人善于周旋且有远见，为清王朝的延续起到了重大作用，有人说他也充当了跟洋人讨价还价的角色，但从历史层面来说，此人贡献不多。

②左宗棠的功绩在于他收复了新疆，单就这一点就足以流芳百世。而且左宗棠还平定太平天国、平叛陕甘同治回乱、领导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所以综合来说，左宗棠的功劳远大于李鸿章。

關鍵字: 功劳 左宗棠 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