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星星，贵州遵义人。201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10月至2012年10月，以国家公派留学生身份，在韩国高丽大学留学。现为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大学青年学术骨干。研究方向为：汉文学研究、域外《诗经》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朝鲜半岛《诗经》学史研究”，在《文学遗产》、《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诗经研究史探微》、《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新编》(与张启成教授合著)、《诗经研究史论稿新编》(与张启成教授合著)。
推荐书目：《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华书局2017年版。
2009年，我考入南京大学，跟随张伯伟老师读书，他在2009级博士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激励了那时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他说：“张载最出名的是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的先贤对读书人提出的四项要求。‘为天地立心’，就是要在天地之间树立起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为生民立命’就是要给万民提供一个价值观，为什么而活；‘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在文化上做薪火相传的接力者；‘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将这种文化价值推广开去，在空间上是‘东海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在时间上则是‘千百年之上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千百年之下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简单地说，中文系就是以‘为往圣继绝学’而自任的。”张老师是为往圣继绝学的自觉承继者、导路者，同时又是继什么样的“绝学”，怎样来“继绝学”的思考者与行动者。
张老师致力于东亚汉籍的研究，他提出“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是对当前占据主流的“西方式”的或曰“外来”的学术方法、理论框架、提问方式的反思，是对西方学术影响并改造中国学术的反思，也是对中国学人能否提出并实践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即发现一个东方的、亚洲的、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的重建与期待。《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就是张老师在此学术反思下，关于中国古典学重建与东亚汉籍研究方法相融合的著作。
《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华书局2017年版，另有韩国高丽大学出版部韩文版)主要由四编组成：第一编：总论；第二编：书籍环流与文学互动；第三编：行纪与笔谈；第四编：目录与史料。域外汉籍是存在于中国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汉字撰写的各类典籍，属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材料。域外汉籍研究自20世纪以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面对这些新材料，张老师用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来概述域外汉籍研究的三个阶段。他指出：“第一阶段是作为‘新材料’的域外汉籍，主要是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介绍。第二阶段是作为‘新问题’的域外汉籍，主要是就其内容所蕴含的问题作分析、阐释。第三阶段是作为‘新方法’的域外汉籍，针对文献特征探索独特的研究方法。目前的总体状况大概在一二之间，少数论著在二三之间。”对于一些仅从新材料维度出发的域外汉籍研究，尚无问题意识与方法创新的研究形态，他批评道：“在现代学术史上，用新材料建构旧房子的情况并不罕见，假如我们有幸遭遇新材料，却不幸建构成旧房子，其令人悲哀的程度甚至远过于无缘新材料。”东亚汉籍是长期存在于东亚世界的“知识共同体”，它蕴含了无穷的新问题，新理论与新方法，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学术领域。
域外汉籍是书籍传播与环流的动态呈现，以往的研究者常常注重汉籍东传之单向传播。张老师指出：“无论曰‘东传’曰‘回流’，其考察的路径往往是单向的，而‘环流’的视角所见者，则是曲折的、错综的、多元的流动，而且这种流动还是无休无止的。……书籍环流，包含了书籍本身在传播中的多向循环，书籍内容的阅读、接受并反应的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观念和文化立场的变迁。”本书以朝鲜诗话《清脾录》为例探索东亚书籍环流所包蕴的思想观念与文化立场的变迁。《清脾录》以写本方式由朝鲜传入中国，在中国刊刻后，又经由中国回传朝鲜，并从中国传入日本，形成一个有意味的“东西流传”。以《清脾录》为例的书籍环流呈现出东亚知识人逐渐清晰的东亚视野与并世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清脾录》的阅读与回响。正如张老师所指出的：“本文所讨论的便属于这样的范围和方法，而我更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研究，能够寻找并实践书籍史与文学史的结合点，即透过‘阅读’这一关键，理解东亚世界中汉文化演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东亚汉籍是域外人士用汉字书写的典籍，这些典籍构成了东亚汉文化圈。在此文化圈内，人们的内心感受方式、道德观念、宗教伦理、知识结构大多根据儒家的基本原则展开，呈现出东亚汉文化圈的知识生产方式与东亚价值观念。本书“以人的内心体验和精神世界为探寻目标，打通中心与边缘，将各地区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寻求其间的内在联系，不只是揭示中国对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传入，而是呈现汉文化圈在内外接触中的‘受容’和‘变容’，强调不同地区人们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
东亚文明是寓多样于统一的文明，体现的是儒家“和而不同”的大同思想。域外汉籍的大量存在，证明了文化可以超越人种、语言、民族的不同，可以超越政治、经济、信仰的差异。本书注重文化意义阐释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汉文化，更好地解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最终更好地推动东亚文明对人类的贡献”。
《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是域外汉籍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提供了域外汉籍研究的诸种范式，不仅是研究领域的开拓，也是研究方法的自觉，同时也彰显出一个区别于西方的东亚知识生产方式。跟随张老师读书的三年时间，是我学术旅程中最为难忘的记忆，我始终被他的学术理想和学术热情所鼓舞，被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智慧与慈爱所鼓舞。在学术上，张老师身上总是洋溢着充沛的浩然之气，正如该书《后记》所昭示的那样：“今年春节的初一之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那是纪晓岚、阿多尼斯(Adonis)和我在讨论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是阿多尼斯，难道仅仅因为我喜欢他的诗吗？还是作为一个叙利亚诗人，他也同样面对阿拉伯文学与世界的问题呢？不知怎么的，年近花甲的我，常常像一个渴望飞翔的少年，对更高更远的天空充满向往，阿多尼斯的这两句诗或许可以依稀仿佛吧——高峰过后便是下坡？我不信：高处永远将人引向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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