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皇帝們處理政務的主要方式，除了上朝問政，就是批閱奏摺了。
比如在位僅僅十三年的雍正，光現存硃批過的奏摺就高達42000件，做大臣的動輒參他一本，奏他一章，可以說無論大事小事，上到治國理政，下到問安謝恩，整個朝廷運轉都緊緊圍繞著小小的奏摺來進行。也因此，處理這些鋪天蓋地的奏章，成了皇帝們最頭疼的問題。
大清豪華硃批“知道了”八件套
朱元璋算得上是一代勞模了，畢竟農民出身體力好。然而當時的刑部主事茹太素，每次上奏動不動就幾千上萬字，而且言辭艱澀，還多有忤觸，搞得朱元璋非常煩躁。
洪武八年，朱元璋已經懶得看他的萬言書，就叫中書郎王敏念給他聽，結果唸了半天也沒說到正題上。朱元璋直接炸毛，把茹太素召入朝堂打了一頓。事後還說，五百個字就能整完你整這麼多幹嘛？後來由於內閣的作用越來越主要，批閱奏摺的壓力，對皇帝來說算是不斷減少。
但到了清朝就不一樣了，大概是總結明朝的經驗教訓，覺著皇帝不管這事國家得完蛋，於是局面開始失控。比如康熙五十八年，浙閩總督滿保上奏，給康熙奉送臺灣特產——芒果，康熙表示知道了，但看起來沒啥用，以後別送了。
而杭州織造孫文成，那更是準時每月一號，必送一封向皇帝問安的奏摺，通篇一句話
：皇上您好嗎？
作為蟬聯多屆“我是奏摺王”冠軍的人才，直隸總督趙弘燮。據臺北故宮不完全統計在趙弘燮擔任巡撫的十七年裡就瘋狂寫了1176封奏摺，平均不到六天就要遞上一封新奏摺，奏摺數量第二的人還不及他一半。而且在這1176封奏摺裡，光是純粹的請安折，就佔據了總數的十分之一以上。
每個月翻來覆去報道直隸地區的雨水情況，順天報完報保定，保定報完報真定，有時候還會報重複，皇帝各種回覆“都知道了”、“別人報過了”、“你也報過了”、“你不覺得報雨的摺子太多了嗎”，但壓根止不住報雨的激情。
而且作為一名鐵頭娃，趙弘燮還屢次申請進京給康熙賀壽，即使不斷拒絕，也
從未放棄過繼續上奏哀求。偏偏康熙還不能屏蔽他，只能一次又一次拒絕，能碰到這麼一個人才。想必康熙也是非常心累了。
雍正二年，河東總督田文鏡上奏，說有人撿到170兩銀子竟然拾金不昧，花了一整天等待失主還拒絕了失主酬謝。雍正讀到這個奏摺，心裡自然是很爽，畢竟充分說明在自己治理下，大清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雍正表示情緒穩定，今年可以少殺幾個人
於是乎各地官員躁動起來，甭管捏造還是事實，無數關於“拾金不昧”的奏摺湧向京師，各路兵丁、農民、商販乃至乞丐都成了“拾金不昧”的公民好榜樣。
這倒不是因為做大臣的發神經一天叨叨沒完，而是因為制度就是這麼規定的。
拿“問安”來說，習慣上是“凡上奏摺一匣，必附請安折一封”，就跟大戶裡傭人跟主人問安一樣，皇帝作為國家的“主人”，當大臣的自然也得慣例問安。
像孫文成這樣請安的奏摺多，也說明他彙報的正事也很多，而杭州織造作為皇帝心腹，監察江南民情，頻繁上奏也是情理之中。
每封“廢話”其實都對應著一封“正事”
至於各地雨水彙報，則是因為在農業社會，奏報當地雨雪、年成和糧價也是至關重要的，到乾隆時已形成固定制度，同時也因此留下了反映當時物價和氣候的珍貴資料。（儘管在當時看來確實是垃圾。）
其實不光皇帝頭疼，大臣也頭疼，算得上是互相折磨。有時候那真是你上奏也不好，不上奏也不好。
比如雍正二年，雲南提督郝玉麟收到御賜孔雀翎，特派人進京送奏摺謝恩；雍正三年，河南河北總兵紀成斌收到御賜哈密瓜，特派人進京送奏摺謝恩。雍正的批覆都是些諸如路途遙遠，小禮小恩，不必特地派人來，隨便就好。然而皇帝的嘴，騙人的鬼。真就有人天真地相信了，結果被雍正一通狠批。
比如在給浙江提督石雲倬的硃批中，就說我每次親筆給你寫這麼多格言警句，你竟然一個謝恩的奏摺都沒有，簡直就是不識大體，枉費自己一片苦心，以後再也不理你了！
朕誨汝許多格言，何啻珍寶。況悉系親筆所書，未見汝感激奏謝一字。似此隨眾賞賜些微物件，乃長篇大論以相煩瀆，殊屬不知輕重、不識大體之至！可惜朕一片苦心訓誨汝如此頑蠢之人。自此亦不再訓不再賞賜矣。——《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
但無論手下大臣多煩人和頭疼，作為一名盡職盡責的皇帝，清朝皇帝還是堅持每個奏摺都去認真閱覽的甚至還一一作出批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也難怪清朝皇帝經常加班熬夜，批改奏摺改到半夜精神恍惚都不能睡。
像康熙他兒子雍正，估計就是因為熬夜工作導致大腦失靈，不小心在硃批裡留下了，“朕最近又胖些了”這種黑歷史。
有時候碰到奏摺實在太多，雍正會直接被弄糊塗，把請安帖的回覆寫到了奏事帖裡。
所以說，清朝皇帝人均晚上十二點睡，早上四五點起床，一週七天全年無休批奏摺。於是，清朝皇帝定下了硃批專用三連。能不寫字就不寫字，要寫也儘量只寫三個字以內，要多任性就有多任性。
而號稱清朝第一大豬蹄子的乾隆，甚至還在奏摺裡回覆過。“放你的屁” 和“言之不自慚乎”這種話，也算是任性到沒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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