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國迄至南北朝既是一個大動亂期，也是中華民族大融合的關鍵時期。而在這一關鍵時期最為關鍵的諸項社會進步與改革中，漢化與胡化進程的羈絆與發展，是社會發展中最核心、最關鍵的命題。
田餘慶先生曾說過，十六國北朝漢化有三位影響深遠的功臣，第一位是前秦天王苻堅，第二位是北魏孝文帝元宏，第三位是北周太祖宇文泰。三位皇帝在不同歷史時期完成了各自的漢化任務，這個歷史功績是值得肯定的。
事實上，北朝最值得關注的，是北朝末期北周北齊兩個鮮卑國家的漢化進程。雖然同是鮮卑人主政，但兩國卻令人詫異地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一、魏孝文帝漢化改革的深刻影響
周齊胡漢改革的淵源，還要從魏孝文帝改革說起。
孝文帝漢化是北魏政治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不僅北魏封建國家的形態，從帶有原始社會痕跡的鮮卑帝國，轉向成熟的漢制王朝，鮮卑部族的風貌制度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這對於一個沒有什麼文化底蘊的胡人部族來說，變化顯得稍微有些劇烈。從某種程度上講，正是這次改革，導致了鮮卑人對漢化改革產生了兩個極端性的看法。
其一，有的人意識到漢化的巨大統治威力。
孝文漢化中較為關鍵的是三長制的確立。從這個制度的確立，許多人看出漢制的巨大威力。在漢臣李衝的提倡和推動下，北魏實施了鄰、裡、黨三長制。這個制度的核心內涵是，通過鄰里黨三級組織，能把基層戶口清查掌控起來。
這是傳統漢人制度下控制戶口、控制賦稅的一個很好的辦法，這也是農業時代的相當於基本國策級別的重要制度。
鮮卑帝國北魏是遊牧部落發展而來的，對基層戶口控制缺乏有效辦法，其立國以來基層管理制度是宗主督護制，是西晉大亂以來塢堡現象導致的結果，簡單來說，就是塢堡豪強集中控制一個地方的人口，一個塢堡可能有數千甚至上萬人口，但真正列到戶籍上、擔負賦稅義務的，可能只有幾十個人，顯然這樣不利於封建國家掌控人力和經濟力量。
三長制以科學有序的層級和高效的管理體制，衝破塢堡制對基層人口的壟斷，非常有利於國家集中統一。據有張金龍先生《北魏政治史》統計，北魏實行三長制後，國家掌握的人口增長了一倍。
漢化改革的力量可見一斑。是以有政治頭腦的北魏帝國高層，都非常支持漢化。其著眼點就在於，漢化意味著正規化，意味著國家體制的先進化。這也是後來北朝諸國傾向漢化的統治者的基本著眼點所在。
2.有人關注的是漢化對鮮卑的巨大影響。
萬事皆有兩面性。
漢化改革雖然有利於國家統治，但對某些既得利益階層，卻帶來不小的衝擊。
孝文帝改革前的北魏政治局面有兩大特點，其一是貴臣政治屢見不鮮，幾乎每一代君主時期都有幾位鮮卑貴族執掌大權，雖然對皇帝權威倒沒有過於強烈的影響，但貴族與權力掛鉤，嚴重干擾了正常的政治秩序，極易產生腐敗與亂政問題。
其二是文武不分。北魏以武起家，遊牧民族崇尚的是能帶兵打仗的雄傑之士，其官員來源多是戰將，高官的整體素質不高。而文武分途則是魏晉以來逐漸流行的趨勢，這是社會進步、管理職能精細化、官員結構科學化的必然方向。
而這兩個特點，抑或說是弊端，都與鮮卑貴族有密切關係。孝文帝的漢化改革針對性極強，他一方面進行貴族範圍進行改易，把世襲爵位範圍縮小到拓跋氏皇族本枝範圍內，把諸貴姓和皇室遠枝排除在外，減少貴族干政、壟斷政治資源的可能性。同時力推文武分途，實行清濁各異的選官制度。
這兩項改革嚴重損害了鮮卑貴族的利益，招致恆代集團、也就是鮮卑本部貴族的仇恨。北魏末年突然爆發的六鎮起義，事實上也是這一矛盾的延伸。
可以說，北朝後期堅定延續胡化政策的統治者，著眼點也是基於此。
瞭解了這些基本情況，我們便能更好理解北周北齊兩國為何在胡化與漢化上走了不同的道路。
二、北齊更重視胡化
高歡從六鎮起義中起家，受到北魏末年變亂的強烈刺激，因而對漢化有較深的成見。他雖然從血統上看是漢人，但長期的鮮卑地區生活把他從靈魂和思想上打造成了堅定的鮮卑人。高氏北齊的政策，帶有強烈的胡化傾向。
第一反映在貴臣政治上
勳貴政治是五胡十六國迄至北朝的一大特色，諸如漢之劉曜、趙之石虎、前燕慕容恪等等，北魏更是代不乏人。東魏、西魏立國之初亦各有千秋，西魏北周八柱國、十二大將軍更是煊赫一時。勳貴政治事實上是皇權不振、制度不完的衍生品，它與南朝門閥政治一樣，都一定程度上分割了皇權。勳貴集團雖在創業立國之初有利於事權統一、提高行政效率，但長期允許他們把持政治，極易造成政局動盪，這對一個國家的損害是長遠的。西魏北周創設六官，提高皇帝權威，宇文護又以強力手段大削關隴老牌勳貴的權力，是以開國勳貴雖然不斷遠離政治核心，卻得保祿位、名垂後世，於國於己，都是幸事。反觀東魏北齊，始終沒能正確面對這一制度性問題，高澄時代雖然暫時打壓過勳貴，但這一問題不幸混淆於胡漢衝突，削弱勳貴被變相等同於削弱鮮卑貴族，高氏諸帝無此見識，繼續維持勳貴政治的存在，是以這個政治問題與腐敗一樣，變成了致命惡疾。
第二反映在胡風熾盛
胡族風氣雖然以剽悍為最顯著代表，但其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腐敗。
胡人缺少文化底蘊，不善於控制慾望，軍事征戰往往伴隨著強烈的物質慾望。北齊的元勳大將，諸如高嶽、尉景、斛律金、賀拔仁、孫騰、高隆之等等，無不是貪墨成性的蛀蟲。但高歡對這些腐敗問題基本視而不見，這其中固然有創業之時急需人才的原因，但更多的是鮮卑貴族們對攫取財富的基本態度過於野蠻，即令高歡本人也免不了俗。
第三反映在民族矛盾上
高歡賴以起家的，是起家於六鎮的鮮卑人。其陣營中最權力最大的文武官員，基本都是鮮卑人。對於河北漢人，高歡內心始終充滿著猜忌。不得說，這是北魏以來民族政策的歷史倒退。
民族矛盾突出地表現在高敖曹之死事件上。高敖曹是河北漢人豪強的旗幟人物，所部都是漢人戰士。當初他操練軍隊只取漢人，不用鮮卑，高歡想摻進去部分鮮卑兵，被高敖曹一口回絕。這位有勇無謀的蠢漢所作所為皆率性而為，從不考慮高歡是否會產生猜忌之心。
高歡顧及他的部曲，也非常給他面子。平時面對軍隊講話時，高歡都是講鮮卑話，只要高敖曹在場，高歡都改說漢話。有一次高敖曹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玩握槊之戲，御史中尉劉貴（鮮卑人）派使者召鄭嚴祖去議事。高敖曹被掃了興，十分不悅，便讓人把使者扣押，還戴上了木枷。使者傲慢地說：你抓我容易，放我的時候就難了。高敖曹大怒，一刀砍死使者，還罵罵咧咧地說：何難之有。劉貴敢怒而不敢言。
又逢一天有人報說修黃河大堤的漢人役夫很多掉河裡淹死的，劉貴輕蔑地說：不值錢的漢人，隨他們死去。高敖曹頓時像被揭了逆鱗，拔刀就砍劉貴，劉貴逃回自己營中，高敖曹點起所部軍兵，擂鼓吶喊要攻殺劉貴，侯景和万俟受洛幹兩人死命拉住了高敖曹。這還不夠，高敖曹有一次去晉見高歡，自恃高歡寵信，不等通報就想直接進去，府中看大門的小吏死活攔著不讓進，高敖曹引弓就射。高歡心知度明，也不責怪。
但是高歡不怪，不代表其他鮮卑貴族也不怪，高敖曹盛氣凌人的態度在東魏強烈的胡漢民族矛盾中顯得非常不合時宜，把本就不容易壓服的民族矛盾激化的更加劇烈。
後來東西魏爆發河橋大戰，高敖曹陣上意外失利，帶兵敗退至河陽城下躲避，他請求守城者高永樂（高歡的族侄，鮮卑化漢人）開城，後者卻拒不開門，高敖曹被尾追而至的敵兵殺死。高敖曹之死看似是一場戰鬥的偶然失利，實則深刻反映了高氏皇族對漢人力量的不信任。
縱觀東魏北齊的種種國策，雖然間或也有反腐鬥爭與官制方面的改易，但其胡風之盛、胡化傾向之深，實是代表了北朝以來政治創革的反動潮流。
三、北周似胡實漢的改革之路
北周宇文氏皇族則走了完全不同的漢化之路。令世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周禮與六官的建置。宇文泰採納隴西名士蘇綽的建議，搬取《周禮》的模式，對西魏的官制進行改革，設計了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六個中央部門，這六個部門幾乎相當於後世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除了天官稍有不同。部門分工其實與北齊相似，都總結了魏晉以來的政治制度成果。唯一有區別的是名號。
六官是西周時代的名號，關隴集團把西周的制度搬到西魏，並不是玩情懷搞復古，而是有著現實的政治考量。原北魏境內絕大多數文化精英都在北齊，在文化上優勢十分明顯。南方的梁朝自稱繼承東晉正朔，在政治上凌視北方兩國。與兩個敵國相比，西魏幾乎一無所有。長此以往，西魏的民心士氣必將瓦解。這個時候搬出《周禮》，一下子將西魏政治法統接到了最悠久、最正宗的儒家政治思想的源頭，雖說在敵國看來不過是障眼法，但在西魏國內卻發揮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士人一定程度上找回了政治依歸，也籍此看到宇文泰對儒家思想的認同，關隴集團的凝聚力大大加強。
其二是漢化教育的深入。宇文泰雖然沒有什麼文化底蘊，但他對漢文化卻沒有什麼牴觸之心。他的幾個兒子漢化教育都做得非常好。宇文泰在態度上也擺得非常積極。他把第四子宇文邕（即周武帝）、第五子宇文泰都寄養在隴右漢人世家李賢家中，兩個兒子對漢文化有較深的瞭解，後來的宇文氏皇族都是動輒引經據典，一副傳統儒家文化的範式。
為了鞏固統治，宇文泰父子還經常在國內舉行《孝經》的講學，號召全國上下人人學習，形成了社會風氣。這對於爭取漢人對鮮卑的認同、以及培養形成較好的社會風氣，都帶來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北周的上層鮮卑勳貴雖然在語言上仍然保持著固有風貌，但在文化體系的接駁上，完全做好了向漢文化轉化的準備。556年北周滅亡梁朝的江陵政權後，以王褒、庾信等為代表的南朝文化名人被俘虜至長安，受到了北朝文人的集體熱捧，一時間詩文酬唱成了當時的文化盛事。
北周滅齊，周武帝親臨鄴城，聽說鄴城有位碩儒熊安生，不惜紆尊蒞門，親自到熊安生家請他出來做官，顯示了尊師重道的良好導向。
所以後來隋朝繼承北周，國家統治者從鮮卑轉為漢人，基本沒有遇到什麼難纏的民族問題，不得不說，這與宇文氏皇族兩代人奠定的堅實漢化基礎關聯頗深。
其三是關於賜胡姓的認識
論者對於宇文泰賜胡姓有一定看法，認為這是胡化的逆流。
的確，當年魏孝文帝改鮮卑姓為漢姓，是漢化改革的標誌性事件。宇文泰的賜胡姓看起來像是歷史的倒退。然而若深究其實，這件事並非是單純的胡化倒退。
賜胡姓其實與西魏北周建置府兵的時間線差不多吻合。雖然諸如李虎改姓大野、楊忠改姓普六茹、竇氏改姓紇豆陵等，彷彿使舉國上下重新浸染胡風，但此事並非專門令漢人改胡姓，而是不分胡漢一體改姓。像八柱國之一趙貴，亦是鮮卑人（鮮卑化的漢人），也賜姓為乙弗，鮮卑人叱羅協賜姓為宇文等等，不一而足。
賜姓的本質，乃在於幫助宇文氏掌握軍權，使散亂於鮮卑諸部和關隴豪強手中的武裝，一體歸於中央領導，而非轉歸胡化傳統。
這一舉措沒有引起什麼反抗，一者因為當時西魏北周社會已不是當年孝文帝改革時，胡化漢化矛盾非常深刻，而是已大為緩和，姓氏引起的衝擊不大；二者賜姓著眼點在於政治紐結，時人也都明白宇文泰的用意，是以沒有人往胡化逆流上想太多。
縱觀北魏迄至北周北齊的歷史，漢化潮流雖頻經衝擊，卻始終以強勁態勢向前推進。逮至東魏北齊，又經胡化逆勢而動，但漢胡兩者孰高孰下境界分明，傾向於漢化的北周宇文氏，終於戰勝胡風濃重的北齊，為西晉大亂以來300餘年民族大融合劃上一個蓋棺定論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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