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迄至南北朝既是一个大动乱期，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关键时期。而在这一关键时期最为关键的诸项社会进步与改革中，汉化与胡化进程的羁绊与发展，是社会发展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命题。
田余庆先生曾说过，十六国北朝汉化有三位影响深远的功臣，第一位是前秦天王苻坚，第二位是北魏孝文帝元宏，第三位是北周太祖宇文泰。三位皇帝在不同历史时期完成了各自的汉化任务，这个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
事实上，北朝最值得关注的，是北朝末期北周北齐两个鲜卑国家的汉化进程。虽然同是鲜卑人主政，但两国却令人诧异地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一、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深刻影响
周齐胡汉改革的渊源，还要从魏孝文帝改革说起。
孝文帝汉化是北魏政治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不仅北魏封建国家的形态，从带有原始社会痕迹的鲜卑帝国，转向成熟的汉制王朝，鲜卑部族的风貌制度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文化底蕴的胡人部族来说，变化显得稍微有些剧烈。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次改革，导致了鲜卑人对汉化改革产生了两个极端性的看法。
其一，有的人意识到汉化的巨大统治威力。
孝文汉化中较为关键的是三长制的确立。从这个制度的确立，许多人看出汉制的巨大威力。在汉臣李冲的提倡和推动下，北魏实施了邻、里、党三长制。这个制度的核心内涵是，通过邻里党三级组织，能把基层户口清查掌控起来。
这是传统汉人制度下控制户口、控制赋税的一个很好的办法，这也是农业时代的相当于基本国策级别的重要制度。
鲜卑帝国北魏是游牧部落发展而来的，对基层户口控制缺乏有效办法，其立国以来基层管理制度是宗主督护制，是西晋大乱以来坞堡现象导致的结果，简单来说，就是坞堡豪强集中控制一个地方的人口，一个坞堡可能有数千甚至上万人口，但真正列到户籍上、担负赋税义务的，可能只有几十个人，显然这样不利于封建国家掌控人力和经济力量。
三长制以科学有序的层级和高效的管理体制，冲破坞堡制对基层人口的垄断，非常有利于国家集中统一。据有张金龙先生《北魏政治史》统计，北魏实行三长制后，国家掌握的人口增长了一倍。
汉化改革的力量可见一斑。是以有政治头脑的北魏帝国高层，都非常支持汉化。其着眼点就在于，汉化意味着正规化，意味着国家体制的先进化。这也是后来北朝诸国倾向汉化的统治者的基本着眼点所在。
2.有人关注的是汉化对鲜卑的巨大影响。
万事皆有两面性。
汉化改革虽然有利于国家统治，但对某些既得利益阶层，却带来不小的冲击。
孝文帝改革前的北魏政治局面有两大特点，其一是贵臣政治屡见不鲜，几乎每一代君主时期都有几位鲜卑贵族执掌大权，虽然对皇帝权威倒没有过于强烈的影响，但贵族与权力挂钩，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政治秩序，极易产生腐败与乱政问题。
其二是文武不分。北魏以武起家，游牧民族崇尚的是能带兵打仗的雄杰之士，其官员来源多是战将，高官的整体素质不高。而文武分途则是魏晋以来逐渐流行的趋势，这是社会进步、管理职能精细化、官员结构科学化的必然方向。
而这两个特点，抑或说是弊端，都与鲜卑贵族有密切关系。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针对性极强，他一方面进行贵族范围进行改易，把世袭爵位范围缩小到拓跋氏皇族本枝范围内，把诸贵姓和皇室远枝排除在外，减少贵族干政、垄断政治资源的可能性。同时力推文武分途，实行清浊各异的选官制度。
这两项改革严重损害了鲜卑贵族的利益，招致恒代集团、也就是鲜卑本部贵族的仇恨。北魏末年突然爆发的六镇起义，事实上也是这一矛盾的延伸。
可以说，北朝后期坚定延续胡化政策的统治者，着眼点也是基于此。
了解了这些基本情况，我们便能更好理解北周北齐两国为何在胡化与汉化上走了不同的道路。
二、北齐更重视胡化
高欢从六镇起义中起家，受到北魏末年变乱的强烈刺激，因而对汉化有较深的成见。他虽然从血统上看是汉人，但长期的鲜卑地区生活把他从灵魂和思想上打造成了坚定的鲜卑人。高氏北齐的政策，带有强烈的胡化倾向。
第一反映在贵臣政治上
勋贵政治是五胡十六国迄至北朝的一大特色，诸如汉之刘曜、赵之石虎、前燕慕容恪等等，北魏更是代不乏人。东魏、西魏立国之初亦各有千秋，西魏北周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更是煊赫一时。勋贵政治事实上是皇权不振、制度不完的衍生品，它与南朝门阀政治一样，都一定程度上分割了皇权。勋贵集团虽在创业立国之初有利于事权统一、提高行政效率，但长期允许他们把持政治，极易造成政局动荡，这对一个国家的损害是长远的。西魏北周创设六官，提高皇帝权威，宇文护又以强力手段大削关陇老牌勋贵的权力，是以开国勋贵虽然不断远离政治核心，却得保禄位、名垂后世，于国于己，都是幸事。反观东魏北齐，始终没能正确面对这一制度性问题，高澄时代虽然暂时打压过勋贵，但这一问题不幸混淆于胡汉冲突，削弱勋贵被变相等同于削弱鲜卑贵族，高氏诸帝无此见识，继续维持勋贵政治的存在，是以这个政治问题与腐败一样，变成了致命恶疾。
第二反映在胡风炽盛
胡族风气虽然以剽悍为最显著代表，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腐败。
胡人缺少文化底蕴，不善于控制欲望，军事征战往往伴随着强烈的物质欲望。北齐的元勋大将，诸如高岳、尉景、斛律金、贺拔仁、孙腾、高隆之等等，无不是贪墨成性的蛀虫。但高欢对这些腐败问题基本视而不见，这其中固然有创业之时急需人才的原因，但更多的是鲜卑贵族们对攫取财富的基本态度过于野蛮，即令高欢本人也免不了俗。
第三反映在民族矛盾上
高欢赖以起家的，是起家于六镇的鲜卑人。其阵营中最权力最大的文武官员，基本都是鲜卑人。对于河北汉人，高欢内心始终充满着猜忌。不得说，这是北魏以来民族政策的历史倒退。
民族矛盾突出地表现在高敖曹之死事件上。高敖曹是河北汉人豪强的旗帜人物，所部都是汉人战士。当初他操练军队只取汉人，不用鲜卑，高欢想掺进去部分鲜卑兵，被高敖曹一口回绝。这位有勇无谋的蠢汉所作所为皆率性而为，从不考虑高欢是否会产生猜忌之心。
高欢顾及他的部曲，也非常给他面子。平时面对军队讲话时，高欢都是讲鲜卑话，只要高敖曹在场，高欢都改说汉话。有一次高敖曹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玩握槊之戏，御史中尉刘贵（鲜卑人）派使者召郑严祖去议事。高敖曹被扫了兴，十分不悦，便让人把使者扣押，还戴上了木枷。使者傲慢地说：你抓我容易，放我的时候就难了。高敖曹大怒，一刀砍死使者，还骂骂咧咧地说：何难之有。刘贵敢怒而不敢言。
又逢一天有人报说修黄河大堤的汉人役夫很多掉河里淹死的，刘贵轻蔑地说：不值钱的汉人，随他们死去。高敖曹顿时像被揭了逆鳞，拔刀就砍刘贵，刘贵逃回自己营中，高敖曹点起所部军兵，擂鼓呐喊要攻杀刘贵，侯景和万俟受洛干两人死命拉住了高敖曹。这还不够，高敖曹有一次去晋见高欢，自恃高欢宠信，不等通报就想直接进去，府中看大门的小吏死活拦着不让进，高敖曹引弓就射。高欢心知度明，也不责怪。
但是高欢不怪，不代表其他鲜卑贵族也不怪，高敖曹盛气凌人的态度在东魏强烈的胡汉民族矛盾中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把本就不容易压服的民族矛盾激化的更加剧烈。
后来东西魏爆发河桥大战，高敖曹阵上意外失利，带兵败退至河阳城下躲避，他请求守城者高永乐（高欢的族侄，鲜卑化汉人）开城，后者却拒不开门，高敖曹被尾追而至的敌兵杀死。高敖曹之死看似是一场战斗的偶然失利，实则深刻反映了高氏皇族对汉人力量的不信任。
纵观东魏北齐的种种国策，虽然间或也有反腐斗争与官制方面的改易，但其胡风之盛、胡化倾向之深，实是代表了北朝以来政治创革的反动潮流。
三、北周似胡实汉的改革之路
北周宇文氏皇族则走了完全不同的汉化之路。令世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周礼与六官的建置。宇文泰采纳陇西名士苏绰的建议，搬取《周礼》的模式，对西魏的官制进行改革，设计了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六个中央部门，这六个部门几乎相当于后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除了天官稍有不同。部门分工其实与北齐相似，都总结了魏晋以来的政治制度成果。唯一有区别的是名号。
六官是西周时代的名号，关陇集团把西周的制度搬到西魏，并不是玩情怀搞复古，而是有着现实的政治考量。原北魏境内绝大多数文化精英都在北齐，在文化上优势十分明显。南方的梁朝自称继承东晋正朔，在政治上凌视北方两国。与两个敌国相比，西魏几乎一无所有。长此以往，西魏的民心士气必将瓦解。这个时候搬出《周礼》，一下子将西魏政治法统接到了最悠久、最正宗的儒家政治思想的源头，虽说在敌国看来不过是障眼法，但在西魏国内却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士人一定程度上找回了政治依归，也籍此看到宇文泰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关陇集团的凝聚力大大加强。
其二是汉化教育的深入。宇文泰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底蕴，但他对汉文化却没有什么抵触之心。他的几个儿子汉化教育都做得非常好。宇文泰在态度上也摆得非常积极。他把第四子宇文邕（即周武帝）、第五子宇文泰都寄养在陇右汉人世家李贤家中，两个儿子对汉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后来的宇文氏皇族都是动辄引经据典，一副传统儒家文化的范式。
为了巩固统治，宇文泰父子还经常在国内举行《孝经》的讲学，号召全国上下人人学习，形成了社会风气。这对于争取汉人对鲜卑的认同、以及培养形成较好的社会风气，都带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北周的上层鲜卑勋贵虽然在语言上仍然保持着固有风貌，但在文化体系的接驳上，完全做好了向汉文化转化的准备。556年北周灭亡梁朝的江陵政权后，以王褒、庾信等为代表的南朝文化名人被俘虏至长安，受到了北朝文人的集体热捧，一时间诗文酬唱成了当时的文化盛事。
北周灭齐，周武帝亲临邺城，听说邺城有位硕儒熊安生，不惜纡尊莅门，亲自到熊安生家请他出来做官，显示了尊师重道的良好导向。
所以后来隋朝继承北周，国家统治者从鲜卑转为汉人，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难缠的民族问题，不得不说，这与宇文氏皇族两代人奠定的坚实汉化基础关联颇深。
其三是关于赐胡姓的认识
论者对于宇文泰赐胡姓有一定看法，认为这是胡化的逆流。
的确，当年魏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是汉化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宇文泰的赐胡姓看起来像是历史的倒退。然而若深究其实，这件事并非是单纯的胡化倒退。
赐胡姓其实与西魏北周建置府兵的时间线差不多吻合。虽然诸如李虎改姓大野、杨忠改姓普六茹、窦氏改姓纥豆陵等，仿佛使举国上下重新浸染胡风，但此事并非专门令汉人改胡姓，而是不分胡汉一体改姓。像八柱国之一赵贵，亦是鲜卑人（鲜卑化的汉人），也赐姓为乙弗，鲜卑人叱罗协赐姓为宇文等等，不一而足。
赐姓的本质，乃在于帮助宇文氏掌握军权，使散乱于鲜卑诸部和关陇豪强手中的武装，一体归于中央领导，而非转归胡化传统。
这一举措没有引起什么反抗，一者因为当时西魏北周社会已不是当年孝文帝改革时，胡化汉化矛盾非常深刻，而是已大为缓和，姓氏引起的冲击不大；二者赐姓着眼点在于政治纽结，时人也都明白宇文泰的用意，是以没有人往胡化逆流上想太多。
纵观北魏迄至北周北齐的历史，汉化潮流虽频经冲击，却始终以强劲态势向前推进。逮至东魏北齐，又经胡化逆势而动，但汉胡两者孰高孰下境界分明，倾向于汉化的北周宇文氏，终于战胜胡风浓重的北齐，为西晋大乱以来300余年民族大融合划上一个盖棺定论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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