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班固之時及其以前，典籍無記載老子五千言稱《道德經》者
江瑔《讀子卮言》“論六經之名本於道家”一章說，《老子》一書自老子著時就稱經。江瑔作文的目的是要證“六經之名本於道家”，所以先論道家之老子著作本名為經。但考其論據知其說不確。江氏據《史記·老子列傳》“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斷言“則其書原名《道德經》可知”。然史遷所云“道德”二字乃是概括《老子》書之主旨，非是書名，又終無附有“經”字，安知史遷所見《老子》必名《道德經》乎？江氏所舉此條，既難證是也難證非，應予存疑。江氏又云：“自漢魏以後，至於六朝，凡注《老子》者皆稱《道德經》，見於《隋書·經籍志》，所錄難以盡舉。”然察陸德明《經典釋文》所錄漢魏至六朝注《老子》之書三十一家，無作《道德經》者，此為有力之反證；而《隋志》所錄遠非先秦舊書之名。若《道德經》是其本名，《漢志》、《經典釋文》尚皆不著錄，安得其後之《隋志》所錄？且先秦典籍徵引老子之語，或雲“老聃曰”，或雲“老聃有言曰”，或雲“老子曰”，或雲“故曰”，無一雲“經曰”或“道德經曰”。可見江氏之說乃武斷之論。
馬敘倫認為“《老子》書稱《道德經》，西京之季已然”。馬氏立論有四：其一，揚雄《蜀王本紀》曰：“老子為關尹喜著《道德經》”。其二，邊讓《老子銘》曰：“見迫遺言，道德之經”。其三，《列仙傳》曰：“老子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其四，葛玄《老子序》曰：“作《道德經》二篇五千文上下經”。詳察馬氏所據，皆可商榷。第一條，揚雄是否曾作《蜀王本紀》大有疑問。《漢書·揚雄傳》不載揚雄著《蜀王本紀》，《漢志》錄揚雄著作時也無該書。《漢志》本於劉歆《七略》，劉歆與揚雄是遊學密友，若有安得不知？知之安得不載？雲揚雄著《蜀王本紀》始見於《隋志》，蓋是後世道教徒偽託揚雄以自重。何以見得？考其內容可知。今存明鄭樸輯《蜀王本紀》雲：“老子為關令尹喜著《道德經》。臨別，曰：‘子行道千日後，於成都青羊肆尋吾。’今為青羊觀是也。”觀其文可知此乃後世道教徒之神仙家言。道教興起在東漢中晚期，揚雄生當西漢後期，王莽時就已去世，安知身後有道教之事？可知《蜀王本紀》託之揚雄，實為偽書。馬敘倫卻據為信史，豈不謬哉？第二條，察洪适《隸釋》卷三，知《老子銘》為邊韶作而非邊讓，邊韶乃東漢後期人，據東漢後期之史料豈能得出西漢之結論？第三條，馬氏所引《列仙傳》舊本題漢劉向撰，《四庫全書總目》已辨其非：“今考是書……或魏晉間方士為之，託名於向耶。”則此條亦非西漢史料，豈可憑據？第四條，葛玄更在“二邊”以後，且王應麟《玉海·諸子》作：“葛玄《序老子》……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道德”下無“經”字。馬氏所引材料皆不可信，豈能得出“《老子》書稱《道德經》，西京之季已然”之結論？
遍察成書於班固之時及其之前真實可靠的現存典籍，皆無稱《老子》為《道德經》之記載，可見江氏、馬氏觀點之謬誤。
二、漢景帝本不好《老子》，豈會將《老子》“改子為經”？
實際上，《老子》書稱《道德經》尚在本書題以“經”名之後。關於《老子》稱“經”之時間尚有以下一種錯誤觀點。
焦竑《老子翼》卷七雲：“《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焦氏所引闞澤語見於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八·辯聖真偽第一》，又見於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一·吳主敘佛道三宗》。魏源對上述之說已有批駁：“《道藏》稱漢景帝以老子意體宏深，改子為經……皆臆造非古。”今考《吳主敘佛道三宗》和《辯聖真偽第一》全文，知是言西域人來中土傳播佛法，借孔、老以抬高佛教，實是神仙家言，不可據為信史。
那麼，漢景帝將《老子》“改子為經”是否可能？答：無此可能！此非妄言，有證可據。《史記》雖然多次記載漢文帝、竇太后好黃、老之學，然於景帝不如此說。實際上，景帝對《老子》書並無多大興趣。《史記·外戚世家》載：“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可見景帝讀《老子》是為太后所迫，非出己意願。《史記·儒林列傳》載竇太后問《老子》書於轅固生，轅固生評價為“此是家人言耳”，觸怒了竇太后，太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由“景帝知……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可看出，景帝不顧太后顏面而敢於袒護轅固生，說明他對《老子》書極無興趣，也說明轅固生對《老子》書的評價實際上代表了他對《老子》一書的看法。這都真實地反映了漢景帝對《老子》之態度：景帝不但不好《老子》，而且還貶低《老子》。在這種情況下，景帝不可能將《老子》書“改子為經”。
三、《老子》稱“經”，在史遷之後，劉向之前
那麼《老子》一書到底何時稱“經”呢？我們認為，《老子》稱“經”在司馬遷之後，劉向、劉歆之前。
考之現存可靠典籍，《老子》本書後題以“經”名者始見於《漢書·藝文志》：“《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關於鄰、傅、徐三氏的生活時代《漢志》不載，因此給後人留下了很大的疑惑。日本學者島田翰《古文舊書考》認為：“夫《漢志》所載《老子經傳》，則以鄰氏為首倡，鄰氏漢初人……”島田翰不論及傅氏、徐氏，對鄰氏也未作深考遽下論斷，難以令人置信。馬敘倫雲：“鄰氏、傅氏、徐氏不知何時人。班固以次劉向《說老子》前，蓋元、成以先人也。”馬氏雖略有所考，但“元、成以先人”之論斷頗為籠統，並無多大意義。愚以為，《史記》沒有論及鄰氏、傅氏、徐氏，而《漢志》卻對三人有記載，則鄰氏、傅氏、徐氏其人其書在司馬遷之後，劉向、劉歆之前。
說鄰氏、傅氏、徐氏在劉向、劉歆之前應無疑問。因為《漢志》本於劉歆《七略》，《七略》又取之於劉向《別錄》，劉歆將鄰、傅、徐三氏經傳、經說置於劉向《說老子》前，是為鄰、傅、徐三氏先於劉向、劉歆之明證。
說史遷沒有記載鄰氏、傅氏、徐氏就斷定三人在他之後，一定會有人以為是牽強附會。然而筆者認為，綜合現有眾多真實可靠的史料，如鄰、傅、徐三氏對老學發展的巨大貢獻，史遷的家學淵源、史官職責和老學情結等，可得出鄰氏、傅氏、徐氏在司馬遷之後的結論。
從《漢志》所錄《老子》經傳、經說及班固自注看，鄰氏、傅氏、徐氏三人對老學深有研究且大有成就。史志目錄中著錄《老子》書始見於此，然不載《老子》本經，而以三人傳、說與本經合錄，蓋三人所著《老子》經傳、經說在當時就產生巨大影響，可見鄰氏、傅氏、徐氏是兩漢老學發展中關鍵的環節。正因為這一點，筆者認為若鄰氏、傅氏、徐氏其人其書在司馬遷之前，司馬遷一定會對他們有所涉及，哪怕僅僅涉及三人中的任何一人。現論證如次：
其一，從家學淵源看，若鄰氏、傅氏、徐氏在司馬遷之前，司馬遷一定對三人知之甚詳。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習道論於黃子”，深明道家之學。司馬談所著《論六家要旨》分析了自春秋戰國以來至當時各家學派的思想而獨對道家思想推崇備至。司馬遷不但將該文收入《史記》，而且從《史記》對道家人物的肯定看，司馬遷對先秦至漢武帝時諸子人物的述說是深受《論六家要旨》影響的。若司馬遷不對此前道家學人有詳盡的瞭解，豈能毫無原則地接受其父的學術思想？
其二，從漢初到武帝時漢政權廣徵書籍和史遷位居太史之職掌管朝廷典籍看，若鄰氏、傅氏、徐氏在司馬遷之前，司馬遷一定會對三人著作有所瞭解。
《漢志》雲：“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初，宮廷崇尚黃老熾盛，若鄰氏、傅氏、徐氏在司馬遷之前，其《老子》經傳、經說已成，恰逢獻書之風，三人豈不以此邀功請賞？即便三人不慕名利，豈不希望該學說發揚光大之？又，太史公乃典藏天下書籍之職，“?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以致司馬遷自信得以盡見古書，雲：“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若三書成於此前，司馬遷一定會看到。若他看到，按其謹慎的學術態度言就不會肯定地說《老子》書分為上、下兩篇。因為鄰氏、傅氏、徐氏《老子》經傳、經說分別有四篇、六篇、三十七篇。即便按姚振宗解釋雲：“《鄰氏經傳》四篇者，本經二篇，《鄰氏傳》二篇，經傳合為一編，故下注姓李名耳。”又如何解釋“《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
其三，從司馬遷的老學情結看，若鄰氏、傅氏、徐氏其人其書在司馬遷之前，司馬遷不會不論及。
揚雄《法言·寡見篇》雲“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漢書·揚雄傳》記載桓譚語：“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漢書·司馬遷傳》記載班固《贊》語：“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後漢書·班彪列傳》載班彪《略論》雲：“遷之所記……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司馬遷愛好黃老學如此，若鄰氏、傅氏、徐氏在其之前，司馬遷豈能對這三位老學發展功臣全部忽視？
其四，從司馬遷對老學知識的淵博來看，若鄰氏、傅氏、徐氏其人其書在他之前，司馬遷不會不知，知之不會不論。
司馬遷對老學的發展源流非常熟悉，表明其對該問題深有研究。《史記》有三次詳細敘述了老學的發展史。《老莊申韓列傳》雲：“莊子者……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孟荀列傳》雲：“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樂毅列傳》雲：“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可見，司馬遷對老學的學術源流知之甚詳，但他只論及曹參而止。曹參之外，西漢早期中期的好黃老學人物，司馬遷也記述甚多。皇室有文帝、竇太后等，大臣有蕭何、陳平、張良、召平、直不疑、田叔、汲黯、鄭當時等。即使一些處士如黃生、王生、司馬季主等，或學黃老、或好黃老而為司馬遷所記載，獨不論及鄰、傅、徐三氏。對於司馬季主，司馬遷幾乎是為其一人立傳。這對主要以記載政治人物為目的的《史記》來說，是一個特例。考《日者列傳》內容，只不過是借賈誼、宋忠問道之事，由司馬季主闡發老莊的某些思想主張而已。以對老學思想發展貢獻言，司馬季主遠不能與鄰、傅、徐三氏相比。若鄰、傅、徐三氏在史遷之前，他為何能對司馬季主單獨立傳而對鄰、傅、徐三氏皆不提及一字？
司馬遷對《老子》文本也相當熟悉。《史記》徵引《老子》之語甚多，不可詳舉；《扁鵲倉公列傳》還載有《老子》一條佚文：“美好者不祥之器。”說明他對《老子》文本有很深的研究。
司馬遷既深明老學源流，又熟讀《老子》文本如此，以此而論，若鄰氏、傅氏、徐氏其人其書在他之前，司馬遷不會不知，知之不會不論。
其五，從《史記·太史公自序》看，老子五千言題“經”不得在史遷之前。
司馬遷在《自序》中說自己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明顯是將《老子》歸入“百家雜語”一類。考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所釋經典有《周易》、《古文尚書》……《老子》、《莊子》等十四種，收錄《老》、《莊》而不錄《孟子》，是因為老、莊為六朝所崇尚而《孟子》宋熙寧以前尚未列入經部。而先秦時期《老子》一書就已受到廣泛的推崇和徵引；漢初文帝和竇太后時期，推崇黃老已是朝廷上下的風氣。若鄰氏、傅氏、徐氏《老子》經傳、經說在司馬遷之前，則《老子》一書不但已被推崇為“經”，而且題以“經”名，在這種情況下，以為《老子》“過於《五經》”“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的司馬遷還會將其歸入“百家雜語”嗎？
事實上，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及《老子》書多次，例子不可詳舉，然無一次附有“經”字，此亦為《老子》書題以“經”名不得在史遷之前之一證。
或曰，西漢中期前道家人物司馬遷不述及者甚多，如文子、楊朱、列子三人，能說在司馬遷之後？
楊朱、列子確有其人，先秦兩漢典籍多有記載，難以盡舉。《呂氏春秋·不二》更是二人並稱，雲：“子列子貴虛……陽生貴己”，陽生即楊朱。然楊朱、列子二人對《老子》本經的流傳和發展並無多大貢獻，史遷不予記載，也是情理當中。
文子是否有其人，學界多有爭論。馬馬肅《繹史》認為是田文，錢穆《老子雜辨》認為是尹文子。當然也有他說，此不煩錄。《文子》一書雖號稱《老子》傳、疏，然先秦人物字號文子者甚夥，皆難與簡本或傳世本《文子》對應。首稱文子為老子弟子者始於東漢時班固、王充。王充曾師事班固父親班彪，蓋班、王之言受自班彪，而班固已疑《文子》一書“似依託者也”。如此，文子乃撲朔迷離之人物，史遷何得而記哉？
按上可知：若鄰、傅、徐三氏其人其書在司馬遷之前，他必定會看到，不會遺漏。司馬遷在《孟荀列傳》中對“阿之籲子”這位微不足道的人都有提及，難道會遺漏對老學發展起了重大作用的鄰氏、傅氏、徐氏三人嗎？因此愚以為鄰氏、傅氏、徐氏其人其書在司馬遷之後。再衡之劉向、劉歆的《別錄》、《七略》對鄰、傅、徐三氏經傳、經說的記載，則可推知三氏在司馬遷之後，劉向之前。也就是說《老子》一書被正式附以“經”名，在史遷之後，劉向、劉歆之前。
四、《老子》書稱《道德經》的時間及其演變線索
前已證明，《老子》書題以“經”名在史遷之後，劉向、劉歆之前。那麼《老子》書稱《道德經》始於何時呢？
從現有典籍看，《老子》書稱《道德經》始於王弼、皇甫謐生活的魏晉時期。宋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載：“景迂晁氏曰：‘王弼題曰《道德經》，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猶近古歟！”晁氏以為《道德經》之名出自王弼之手。清代學者錢大昕和武億提出懷疑，認為宋人晁以道所見王弼注本《老子》題為《道德經》乃後世篡改而成的本子。對此，日本學者武內義雄已詳加批駁：“然據《釋文》音釋之首出‘道德’二字一點，則此二字，即釋王本之標題者……然則晁氏所見王本，不分題‘道德’二字者，乃存王氏真本之舊式。”此說乃不移之定論。
若詳察典籍，我們尚可找出《老子》書名演變為《道德經》的線索來。
史遷之前，老子五千言稱為《老子》。較早將“道德”二字與老子著作聯繫起來的始於史遷，《史記·老子列傳》雲：“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又云申子、韓子之學“皆原於道德之意”。但其時《老子》書尚未題以“經”名，遑論稱之為《道德經》。司馬遷之後，劉向劉歆之前，《老子》書開始稱“經”，《漢志》所載《老子鄰氏經傳》等即可為證。班固以後《道德經》之名的出現尚有一過程。《後漢書·淳于恭傳》雲漢明帝時淳于恭“善說《老子》……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已將《老子》書名與《道德》書名等同。桓帝時邊韶作《老子銘》雲：“見迫遺言，道德之經。”稍後的葛玄《老子序》：“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二人已將“道德”二字與“經”聯繫起來，《道德經》之名蓋於此萌發。再後的皇甫謐撰《高士傳·老子李耳》雲：“作《道德經》五千餘言……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為《老子》。”按此，王弼徑題所注本《老子》為《道德經》，也是勢所必然。
王弼與皇甫謐同時，但後生而先逝。《道德經》之名，或出自王弼，或出自皇甫謐，到底由誰首創，文獻闕如，難以尋證。但時間上該名出現在魏晉之際是沒有問題的。
五、結論
綜合以上考證，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老子》書題以“經”名在史遷之後劉向之前；而《老子》書名演變為《道德經》更遲至班固之後，萌發於漢末三國的邊韶、葛玄，形成於魏晉之際的王弼、皇甫謐。王、皇甫二人當中具體出自誰手，文獻闕而難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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