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獲1925年<strong>諾貝爾文學獎的蕭伯納 ，是近現代頗為知名的<strong>現實主義劇作家。蕭伯納童年時為了生計奔波流離的生活造就了他洞悉社會萬象的敏銳觀察力，與此同時，蕭伯納的成長正處在<strong>英國工業文明飛速發展的黃金時期，資本主義壟斷初期所顯露的種種怪象與人性的詭譎莫測，成了他作品中最常見的內容元素。
蕭伯納的作品，隨處可見的是對腐朽貴族、上流社會的辛辣諷刺，揭露了他們道貌岸然、徒有其表的精緻體面外表之下的貪婪與虛偽，從拜金嗜利、欺壓蠻橫到冷漠狡詐、道德淪喪，這種批判性與反思性總是通過一種輕妙而富有幽默感的嘲諷方式呈現。而其中仍不乏對勞工人群、市民階層等弱勢群體的關注，他們的質樸與熱情、樂觀與堅毅，在對比之中則顯出了人性的良善與韌勁。
除卻內容上的批判力度，蕭伯納的作品語言<strong>通俗精煉，既帶有生活化的詼諧幽默，又以小見大、深入淺出、充滿機智反諷，不僅富有韻律感，生動形象的同時又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
《皮格馬利翁》是蕭伯納最負盛名的戲劇作品，1938年被英國導演改編成電影《賣花女》在威尼斯電影節引人矚目，而據其改編的1964年歌舞片鉅製《窈窕淑女》（<strong>奧黛麗·赫本擔綱主演）更是通過好萊塢在電影流行文化上的話語權將其推廣至世界各地的觀眾。
蕭伯納的現代寓言：語言與階級·性別與權力
任何經久不衰的故事與母題，之所以歷久彌新，全在於它們把握住了時代發展、文化演進過程中的最普遍的矛盾根源與困境的本質。《皮格馬利翁》即是蕭伯納通過<strong>對古希臘神話的引用與解構創造的一則現代寓言，語言學教授希金斯通過語言、儀表的訓練與改造使其變成了一個符合上流社會審美的“淑女”，就像是皮格馬利翁雕刻象牙少女的當代演繹。
首先，故事蘊含了“
語言與階級”這一母題，《皮格馬利翁》的故事從一個社會學與語言學的角度探索了人的本質。<strong>社會學中的人，指代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地位體現在社會與他人對待其的態度，而人的身份特徵最外化、最直觀的顯示，即是他的言行舉止——語言特點與身體儀態。溫文爾雅、彬彬有禮、一口標準“倫敦音”，則會被視為倫敦東南部的貴族；粗獷輕率、魯莽恣意、帶有懶音與倫敦郊區口音，則會被看作是底層貧民。 蕭伯納以一種最直觀的方式<strong>揭露了上流社會與貴族的文化霸權與語言暴力，即是說貴族通過一種刻板化的語言標籤與行為標準在予以社會規範的同時，將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女主角賣花女伊莉莎因為無法念出一口流利的標準英語，甚至無法成為一個普通店員與貴族的陪侍，只得淪落街頭販賣花卉。
而這些虛偽的外衣是否就是衡量個人價值的最合理的標尺呢？當賣花女伊莉莎通過學習貴族禮儀與口音之後，在一場貴族舞會中成了萬眾矚目的焦點。這無疑是蕭伯納給出了最具諷刺意義的解釋：在虛情假意的貴族世界裡，人們所關注的不過是外在的華麗與膚淺的精緻，而從不會透過表象去尊重理解一個人的內心與本質。
其次，《皮格馬利翁》的另一層母題是關於“性別與權力”。傳統的男權社會，男性本位的思維定義並規範了女性美的標準，無論是古希臘神話裡雕刻理想少女的皮格馬利翁，還是通過身體與語言的訓練將賣花女改造成貴族女性的希金斯教授，他們作為創造者與主導者的身份都是不言而喻的，而女性則作為男性對理想女性的願望投射，是一種物化的、被審視、被規訓、被改造的對象。
而在故事的結尾，希金斯教授在改造賣花女的同時，賣花女逐漸地從作為希金斯這位上流社會語言學教授的研究工具、馴化對象中覺醒過來，她開始憎惡希金斯教授的輕視與踐踏並反抗他的強勢與霸道。<strong>她的覺醒與成長無疑是具有雙重意義的：一方面，她更看清了在腐朽的貴族主導的生活法則下，階層才是她難以逾越的鴻溝而非才智與能力；另一方面，她更堅定了自己的價值並非是希金斯教授的語言工具，而是<strong>一個具有獨立思想、自由人格、自食其力的人。
《賣花女》：英式喜劇的反諷與批判
1938年安東尼·阿斯奎斯與萊斯利·霍華德聯合執導的《賣花女》是對《皮格馬利翁》的一次成功銀幕化，而親自參與到劇本改編中的原作者蕭伯納也因此獲得了第11屆奧斯卡的最佳劇本獎。該版本的最大特色是最大<strong>發揮了臺詞的趣味性與諷刺性，在主題上緊緊抓住對保守腐朽等級觀的諷刺以及伊莉莎在不平等的性別權力結構中覺醒與成長的過程。
影片之所以成為英式喜劇的里程碑，在於它為日後的英式喜劇提供了一個經典的模式與用電影彰顯了“民族文化”。正如稍後幾年的《貴在真誠》、《仁心與冠冕》，英式喜劇善於利用不同階層間最直觀的反差與錯位製造喜劇效果：當淳樸善良、直率熱情、生猛活力的平民與傳統保守、刻板制式、充滿傲慢與偏見的貴族進行著一種永遠無法達成價值認同的交流，這種諷刺性的喜感便顯露出十足的冷幽默，上流社會的繁文縟節、虛情假意便被襯托出一種迂腐與愚笨之感。
這種精妙的喜劇節奏還體現在演員表演的準確性上。對於萊斯利·霍華德，更多觀眾熟知的是他在《亂世佳人》中所扮演的美國南方莊園貴族，而為他贏得威尼斯影展影帝的《賣花女》自然是他銀幕生涯的表演巔峰之一，黑色大圓框眼鏡與菸斗，一個刻板的、教條的書呆子形象便從造型上成功了一半。而他通過表情與肢體上的喜劇節奏感，<strong>完美塑造了希金斯教授集自戀、乖張、俏皮與冷漠與一體的複雜形象。
希金斯執著於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是建立在<strong>一種理想主義與避世情緒之上的，他對伊莉莎的生活缺乏真正的體恤與理解，總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冷漠姿態，這最終給伊莉莎的生活帶來了新的困境，縱使在外在的語言習慣與形體儀態上以假亂真模仿到了貴族的外表，而因階層差異而帶來的內心深處的價值認同、思維方式的差異，是無法改變的。當她練就迷人的貴族姿態無法做為賣花女繼續謀生，卻仍舊融入不了上流社會，從而產生了一種自我身份認同的新困境。這種困境也昭示了希金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嚴酷的現實問題無能為力的失語狀態。
影片的鏡頭語言乾脆利索，沒有運用太多隱喻與隱秘細節，而是用簡潔富於表現力的構圖直觀反應伊莉莎同希金斯的角力過程。起初，面臨希金斯學識、才智、社會地位上的強勢，她總是處於一種被支配的被動地位，體現在構圖上就是希金斯處在視覺上的上風對她進行壓迫。而當伊莉莎逐漸在希金斯的語言實驗中清醒，她
識破了希金斯的冷漠與驕縱、勇敢反抗並追求話語權力上的平等，縱使她無法改變貧民生活，也懂得<strong>通過學習知識與技能去自食其力。而溫迪·希勒演繹的伊莉莎，從開始的貧窮卻毫不自卑到結尾的自信與抗爭，她的表演是合符女性成長的心裡邏輯的。
《窈窕淑女》：好萊塢歌舞片的敘事策略
如果說英國版《賣花女》珠玉在前，在劇本打磨與角色還原上很難做出超越，那麼好萊塢版歌舞片《窈窕淑女》的成功，主要體現在商業層面、大眾市場的傳播上。足足173分鐘（而英版《賣花女》只有96分鐘）的片長更是史詩大製作風靡的60年代的時代特色，《窈窕淑女》也在第37屆奧斯卡上獲得了包括最佳電影在內的8項大獎。
首先是敘事策略上，“歌舞”成了敘事的關鍵因素之一，儘管它不似隨後的《音樂之聲》那般完全打破了舞臺與生活的界限使之完美統一，但在用“歌舞”段落推進劇情、補充細節、強化人物方面，影片還是發揮出了“歌舞”的<strong>想象功能。
一方面，影片中的歌舞段落對人物所處的社會階層、文化背景具有最直觀而又形象的體現，例如，賣花女伊莉莎與其嗜酒的父親所活動的空間總是在街頭，充滿著工人勞動的歡聲笑語，而希金斯教授的活動空間，總是處在裝飾華麗的私人別墅、上流社會的馬場舞會之中。<strong>前者的市井諧趣、活力四射與後者的剋制約束、矯揉造作，歌舞活動的空間予以最直觀的體現。另一方面，歌舞與演唱本身是一種演員、歌手經過專業訓練後的技能，因此飾演賣花女父親的演員斯坦利·霍洛威用粗獷、生猛的大白嗓與熱情洋溢的非職業舞蹈姿態，正顯出了一種率真。
其次是在角色塑造上，採取了明星策略，捨棄了舞臺上擔綱女主角的朱莉·安德魯斯，選取了具有票房號召力的大明星奧黛麗·赫本。而從《羅馬假日》到《蒂凡尼早餐》，奧黛麗·赫本的公眾印象總是一種美麗與典雅，因此她扮演著後半部分在上流社會舞會應付自如的伊莉莎是格外有說服力的。同樣如此，她扮演開始部分的賣花女階段的伊莉莎反而需要做出更多的表演去顯示出她的外部特徵。飾演希金斯教授的雷克斯·哈里森剛剛出演《埃及豔后》，也是當時極受歡迎的明星，比之英版《賣花女》的萊斯利·霍華德，他的希金斯教授更為強勢而少了幾分書卷氣。
歌舞形式、明星策略雖為超越英版的文學性與思想性，但卻用更具象的人物與豐富的視覺意象在傳播效果上的成功（北美取得7256萬美元的高票房），兩版電影風格調性的差異正是創作目的上的不同所帶來的。
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當代思考
好萊塢式情節劇因為面向全體觀眾，無可避免地會因為顧慮到一些價值保守的審美群體的觀影偏好，植入一些通俗化的段落，無法在諷刺性上做到一針見血的深刻。時至今日，不同語言文化的影視作品裡，“賣花女”式故事被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演繹（80年代風靡英美的《教育麗塔》），這種“麻雀變鳳凰”的故事模式無疑予以大眾一種幻想空間。所以，當《窈窕淑女》的結尾，希金斯在表示反省懺悔後，伊莉莎終究回到他的身邊，這無疑是在60年代，很多審美觀念保守的觀眾樂於看到的那類“大團圓”結局。
而這個故事在展現英國貴族與平民階層對比的戲劇式奇觀背後，引發的是一種對個人價值的深刻叩問，而影片潛在的性別權力結構的不平等又給了影片一種女性主義視角下的解讀空間，即是說現代女性的自我價值要如何實現？
“賣花女”變身的本質是通過自我外在的訓練與改造去取悅討好並滿足貴族的陳腐價值觀，這無疑是與現代女性價值觀相悖，而蕭伯納在批判之餘也讓觀眾看到，伊莉莎覺醒與成長之後意識到了自己可以通過學習的知識來創造自己的價值而不是做希金斯等貴族的附庸品。
而<strong>通過教育與學習獲取專業知識與技能，以此拓寬自己的視野、對世界的認知能力與生存能力並通過自己的付諸行動收穫價值，才是個人實現自我、提升自我的合理渠道；而事業上的獨立自主所帶來的價值認同，更能促成女性意識的覺醒與精神上的自由。這也是從蕭伯納的戲劇《皮格馬利翁》到電影《賣花女》、《窈窕淑女》所引發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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