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strong>19世纪20年代，美国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持续提高，从1820年的25%左右提高到1830年的62%，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关税率。这一变化趋势背后是什么样的政治力量？为什么会导致南方地区如此深刻的敌对情绪？
<strong>1824年和1828年的美国关税法案比之前的争议要多得多，部分原因是它们并不反映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需要。美国联邦政府在1822年后实现了财政盈余，到19世纪20年代末，国债基本上还清。此外，由于1819年金融恐慌后的经济萧条，1820年通过关税法案的行动很容易让人理解，然而1824年和1828年的关税法案都不是为了应对广泛的经济困难，而只是国内生产商为尽可能保护自己免受外国竞争，以及政治家希望通过维护这些利益群体而捞取政治好处的强势行动。
美国关税示意图
19世纪20年代，美国南北双方对美国关税问题存在严重分歧
<strong>19世纪20年代，美国南北双方对美国关税问题存在严重分歧：支持把财政收入作为关税唯一目标的人，以及支持利用关税保护国内产业的人。财政收入派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美国南方，希望政府权力有限、规模小、勤俭节约。美国南方承认进口关税是联邦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不能完全取消，但并不希望政府用高关税扶持特定产业。他们建议所有进口产品都适用税率适度的统一关税，大致在10%~20%。
相反，保护性关税的支持者赞同亨利·克莱的说法："关税的唯一目标是为了促进美国工业的发展而对外国工业产品征税"。总体上，这类支持者来自北方和中西部，希望对不同产品征收不同关税，取决于对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他们一般主张对制造品使用的原材料实行低关税，对最终产品实行高关税。
美国关税示意图
<strong>他们的目标是利用国内原材料在国内生产最终产品，而不是送到国外加工，再把最终产品进口回来。对最终产品的进口关税应该足够高，以确保面临外国企业竞争的国内厂商能持续经营。他们还希望采取从量税的形式，以取代从价税。他们相信从价税会激励进口商低估产品价值以便避税，而从量税可以防止上述欺诈行为。
此外，假如进口产品价格下降，从量税的从价等量将自动提升，由此保护国内产业免受降价冲击。从量税还会模糊进口产品的税负程度：假定对铁的从量税设定为每吨10美元，如果没有进口铁的价格信息，就无法判断这个税率是高是低。
1812年英美战争示意图
在1812年英美战争之前，平均关税率较为适度，因为南方的农产品出口利益群体与新英格兰的商业航运业利益群体合作，压低了关税。中大西洋各州的工业利益群体（如宾夕法尼亚州）在国会是少数派，缺乏实施保护性高关税的政治实力。
<strong>在1812年英美战争后，上述产业和地区的政治权力平衡发生了转移。新英格兰的商业航运业被当地的制造业利益群体取代，特别是棉纺织业。新英格兰的制造业增长与航运业和造船业的相对衰落使该地区从支持开放贸易，转向支持保护性关税，当然其议员还往往根据各自的选民基础而倾向不一。
中大西洋各州给保护主义法案提供了最主要的政治支持，因为它们是其他国内制造商的基地，如制铁业和玻璃工业等。虽然纽约的商业群体有航运业的利益诉求，主张低进口关税，中大西洋的大多数其他州却坚决支持提高关税。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区域示意图.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是提高关税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因为许多最早的制造商位于费城附近。早在1810年，费城就占全国制造品的约20%，铁产量更是超过40%。宾夕法尼亚州还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州之一，在众议院有数量庞大的议员为高关税而奋斗。
<strong>在整个南北战争之前的时期，南方都不屈不挠地反对保护性关税。该地区依然出产大宗农作物，尤其是棉花和烟草，严重依赖对外国市场的出口。南方强烈谴责高关税是地方色彩的立法，以牺牲南方农业为代价扶持北方的制造业。
他们声称高关税打压了出口农产品的价格，又抬高了消费的进口制造品价格，给南方带来了毁灭性的负担。南方各州几乎一致投票反对任何提高关税的议案，只有路易斯安那州例外，那里主张为其食糖业利益群体提供保护性关税。
美国贸易商船示意图
19世纪20年代美国中西部对高关税的态度很不稳定
<strong>美国中西部地区在19世纪20年代与贸易的利害关系较为复杂。肯塔基州是主要的大麻种植区（用于制作绳索和棉花袋子等），俄亥俄州则是重要羊毛产地，这两种原材料都面临一定的进口竞争，因此，其议员倾向于支持提高关税。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则生产小麦和面粉，面临潜在的巨大外国市场，但高昂的运费与英国的关税却妨碍这些产品寻找海外消费者。
<strong>总体看，中西部与贸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诉求不像北方或南方地区那样定义鲜明，因为其地理位置使之在一定程度上与对外贸易无缘。当然，到19世纪40年代后，运输费用的降低带来了改变。
<strong>中西部的相对封闭让它在美国贸易政策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鉴于北方和南方都没有在国会拥有绝对多数席位，中西部便掌握了关键的摇摆票。北方控制的参议院席位不到半数，在众议院虽然有略微多数的席位，却往往由于不同政治利益而存在分裂。南方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席位则均少于40%。
美国中西部区域示意图
于是，南北双方都需要中西部的支持，才能通过其立法议案。美国中西部的政治力量在南北战争前的时期处于增长中，主要伴随着北方的相对削弱。到1850年，中西部在国会控制的席位已超过1/4。由于在许多议题上，除了关税，还有奴隶制等，该地区处于相互对立的南北方的中间位置，因此成为政治体系中的关键角色。
美国参议院成为这一时期激辩贸易的主战场。在1824年和1828年，参议院的投票基本一模一样：大约2/3的北方参议员支持提高关税，南方参议员则几乎一致反对。来自中西部的参议员投票支持，对法案的通过至关重要。<strong>如果不是中西部的投票，南方本可以阻挡关税的提高。
支持高关税的北方势力如何能说服中西部议员投票赞成与其经济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关税法案？原因之一是中西部在对他们关系更大的一个议题上能获得回报，那就是国内的建设改造。中西部强烈支持联邦政府在运河、道路和其他交通改造上的支出，以改变该地区的经济封闭状态，把劳动力和资本从东部吸引过来。
美联邦地图示意图
中大西洋地区同样赞成这些支出，因为其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中西部的理想运输出口，可以获得更大比例的联邦预算投入。已经建成了伊利运河的纽约州与地理上同中西部分离的新英格兰对联邦建设支出则不那么热心，但北方各州普遍同意把高关税带来的更多财政收入用于国内改造项目，以换取中西部在国会的选票支持。
<strong>因此，北方与中西部的联盟看似相互咬合的体系，用支持关税的投票换取支持国内改造的投票，但如果关税议题可能与国内改造脱钩，就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南方很清楚这一潜在弱点，试图用两个议题的分离来瓦解该联盟。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威廉·史密斯就机智地发现："把关税毁掉，就没有资源开展国内改造；如果把国内改造毁掉，也就没有动力支持关税。"
美国南方区域示意图
19世纪20年代美国南方为何反对高关税制度？
<strong>19世纪20年代，美国南方对高关税和国内改造支出都激烈反对：这样的支出已经成了维持高关税的理由，而高关税产生的富余财政收入又只能用于国内改造支出。南方反对保护性关税，是因为关税促进的工业基本上都位于北方，与南方作为出口产品生产方的经济利益直接相悖。
南方还反对国内改造项目，因为其地理位置难以获得联邦在此类项目上的任何投入。该地区不适合修建从西到东的运河，当地的棉花和烟草在东南沿海已经有了便利的出海口，密西西比河与新奥尔良则可以作为内地农产品的外运通道。
<strong>总之，美国南方把进口关税视为给北方造福却让自己承受的负担，以及造成南方经济困难的重要因素。后来成为总统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约翰·泰勒如此简明地概括该地区的看法："保护性关税是美国的灾难与衰败的原因，关税抬高了我们所购物品的价格，打击了作为我们产品买入方的外国的购买力，削弱了海外的需求。"
美国关税示意图
<strong>美国北方要求提高关税与中西部要求增加国内改造支出的压力，让南方对国家政治的堕落现状感到失望。在关税事宜上，南方一场接一场地输掉，导致南方反对关税的态度也变得愈加激愤。南方对自己受到其他地方压迫和剥削的一贯说法，变得更加尖锐。南卡罗来纳州比其他南方州走得更远，公开表达了对国家政策走向的担忧。如果宾夕法尼亚州是北方保护主义支持者的大本营，那么南卡罗来纳州就是南方低关税主张的堡垒。有多种因素的组合让该州比其他南方州更走向极端。
<strong>19世纪20年代当地棉花经济的糟糕状况是南卡罗来纳高度敏感的原因之一，棉花价格在1819年和1825年的两次暴跌虽说对所有生产者都有影响，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所受打击却尤其剧烈。第二次价格暴跌正赶上该州上部种植园的土地日趋耗竭，而且随着棉花种植向西南部的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更为肥沃的地方转移，国内竞争也在加剧。
美国南方种植园示意图
在北方经济实力相对南方持续增强时，高关税成为南方种植园主遭遇经济困境的标准解释。南方对此又能如何应对呢？作为国会的少数派，他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决定政策。他们也承认，要说服来自制造业各州的国会议员接受南方的关税政策主张是不能指望的。
于是作为国会中的少数派，南方没有希望改变导致高关税的政治力量格局，有关违宪的讨论也未能引起对该政策的任何反思，其选项只有屈服或反抗。屈服会导致联邦专制，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有关南方应该考虑脱离联邦的观念开始兴起。
美国联邦地图示意图
<strong>美国南方认为，如果用高关税剥削南方的做法持续下去，南方就要被迫衡量美国联邦的真正价值，这样一个极不公平的联盟对南方到底有何意义？南方为什么总是输家，而北方总是赢家？如果北方要做南方的主子，命令南方成为其附庸，维持这样的美国联邦对南方是否值得？
<strong>这种不满情绪背后的一个根本因素是北方在财富和收入上不断超越南方。1774年，南方在收入和财富指标上远远领先于北方；到19世纪40年代则远远落后。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让南方痛心，他们担心政治权力也会被压缩。在输掉19世纪20年代的关税斗争后，南方看到自己在联邦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下降，害怕在国会永远变成受围困的少数派。实际上，许多南方人可能不那么关心关税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而更加在意人口和财富不断增长的北方获得的优惠。
美国南方奴隶示意图
高关税可以更有效干预南方奴隶制
<strong>当然，在南方极端反对19世纪20年代关税法案的背后还潜伏着其他因素。许多南方人相信，关税只是决定联邦政府是否有权废除奴隶制的斗争的第一波冲突。因此南方也就把抵制高关税当作保卫其特殊制度的第一道防线。
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汉密尔顿把围绕关税的争吵称为“前哨站爆发的战斗”，如果美国南方能在这里击退敌人，堡垒就能保持安全，这个堡垒就是奴隶制度。<strong>他与同僚认为，高关税造就了一个更强势的联邦政府，可以更强力地干预奴隶制。
在关税斗争中，南方实际上是在为实现一个有限政府而战，以维护各州的权利，反对最终会被用来消除奴隶制的无限政府的权力。威廉·史密斯郑重指出："授权国会提供'整体福利'的宪法条文……给你带来了关税，以对你征税来扶持腰缠万贯的制造业。一旦北方各州……完成国内改造升级，关税还将使你的政府分裂，或者把你的奴隶变成你的主人。"约翰·兰多夫则警告说，可以随意决定在任何地方修路的国会也能"解放美国的所有奴隶"。
美国南方奴隶示意图
<strong>奴隶制对南方的经济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保护性关税对其收入的影响。1860年，奴隶作为财产的总价值达到30亿美元，接近美国国民财富的20%。奴隶的价值比铁路和制造业投入资本的总和还多出50%，这还没有计算南方种植园占有的土地的价值。奴隶制产生的收入流使南方白人的总体人均收入几乎与北方白人相当。在七个产棉州，接近1/3的白人收入来自奴隶劳动。可见奴隶制对许多南方白人的经济状况和收入水准至关重要。
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唯一真正威胁来自北方。废奴运动的力量增长对富裕的南方白人构成了直接挑战。南卡罗来纳州对此又再次表现出特殊的敏感，该州的黑人人数远超白人，一直担心爆发奴隶起义。<strong>如果联邦政府不承诺尊重各州的权利，南方人担忧其权势的扩张可能影响现状的稳定。
美国南方奴隶示意图
与此同时，北方毫不同情南方的处境，并对南方就关税暴政的歇斯底里式抱怨越来越感到厌倦。美式体制的支持者公开宣布，相信保护性关税对全国的所有地区都有利，完全不理解各种小题大做的吵闹。他们辩称，保护性关税只是把对棉花的需求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工厂，需求总量不会有任何减少，完全忽略了英国的纺织品是出口到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对美国市场。
<strong>随着南方对关税的指责变得日益刺耳，北方也更加怒气冲冲。北方的议员开始把自由贸易与"奴隶主的权势"等同起来，斥责懒惰的南方种植园主利用奴隶的艰辛劳动获取财富，却自私地抗议关税给北方的自由劳动力与企业主的工业投资带来的保护。
美国国会示意图
结束语
美国南方曾强烈反对1824年关税法案，对1828年法案更是无法容忍。此后南北关系急剧恶化。还有两个政治因素促成了1824年与1828年的关税提升，给即将到来的危机推波助澜。
<strong>第一，美国国会在制度上没有管理和控制好关税事务。筹款委员会与制造业委员会争夺为众议院起草关税法案的主导权，成了更大的地区冲突的缩影。作为1802年起设立的常设委员会，筹款委员会在传统上拥有提交关税法案筹集财政收入的特权。
可是在1819年，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制造业委员会，其中充斥着高关税拥护者，并开始把关税议题委任给制造业委员会，从而绕开了较为中立的筹款委员会。制造业委员会提交了争议较大的1820年、1824年、1827年、1828年、1830年和1832年关税法案。筹款委员会最终促成了1833年的妥协方案，由此重新确立了该委员会在贸易政策方面的权威。采取较为温和路线的筹款委员会在19世纪20年代对该议题失控，让高度分裂的地方政治变得不可收拾。
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画像示意图
<strong>第二，这一时期尤其缺乏总统的领导力。在那个时期，固然不能指望总统对法案制定发挥积极作用，但他们可以利用给国会的年度报告表达立场，从而帮助管控冲突。由此可见，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如果更关注这一议题，本可以更早缓解地区间紧张关系。<strong>事实上，总统是能够平息南方不满情绪的唯一人选。但不幸的是，杰克逊总统在第一个任期内没有在关税争执中采取决定性行动，给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拒绝执行派最充分的理由攻击希望获取联邦政府援助的对手。
参考文献：
《美国史》
美国《1820年关税法案》
美国《1824年关税法案》
美国《1828年关税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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