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鈴叮鈴……”2月6日下午3時，自治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辦公樓一間會議室內，電話再次急促響起。
自治區“三級”流調大隊副隊長永春：“您是哪個醫院的？病人在哪裡？好，知道了，馬上安排流調人員。”
“第一大隊第5小組，現在到區人民醫院發熱門診。”永春向等待中的小組發令。
接到任務的第5小組成員李茜、晉美、袁靜急步下樓，在採樣裝備區，將個案調查表、防護用品、流調箱、送檢箱挨個清點了一遍。然後，拎起裝備，上了疫情應急車，開向區人民醫院。
李茜、晉美、袁靜是被統稱為流調大隊的隊員，也是衝鋒在疫情處置第一線36人中的一小組。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自治區衛生健康委統一部署，在區疾控中心組建了由自治區、拉薩市、城關區三級疾控部門組成的聯防流行病學調查大隊。自治區“三級”流調大隊隊長白瑪次旺告訴記者：“流調大隊的主要工作就是24小時接聽拉薩各發熱門診、定點醫院和各單位、社區電話，第一時間出動流調隊員到隔離現場，進行個案調查、指導醫療結構採集樣本，並負責將樣本送往自治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
流行病學調查，簡稱“流調”。如果說，“流調”是預防控制“新冠肺炎”的“關口”，那麼，“流調”隊員就是前沿陣地上的“偵察兵”。疫情當前，流調隊員每日逆行，將自己身處險境，追查可能存在的病毒。
這是自治區流調大隊當天接到的第5個任務。到達自治區人民醫院發熱門診後，三位流調隊員在人員通道，用最短的時間戴上N95口罩、工作帽、護目鏡，穿上一層薄薄的一次性連體防護服，套上鞋套，並戴上兩層橡膠手套，一雙套在防護服裡面，另一雙則套在防護服袖子外。
再相互仔細檢查一遍並確定無誤後，其中兩人進到隔離病房，做流行病學調查，另一人揹著消毒器材守護在外。
在隔離病房內，一位發燒的患者，面對來人，似乎有些緊張，但很快，李茜和袁靜安撫患者情緒並說明來由，希望他能配合。
氣氛稍有改善。她們的調查得以繼續，他的基本情況、發病與診療經過、臨床表現、密切接觸者信息……時間一點點過去，記者明顯能感受到，防護服裡的他們由於呼吸不暢在大口喘氣。
傍晚6時許，自治區人民醫院通往發熱門診的通道仍有醫護、病人陸續進出。一身白色防護服、身背消毒器材的晉美，來回噴殺通道已數次，他不時將目光投向隔離病房。
不久，兩個嬌小的白色身影，步履遲緩地從一間隔離病房走出。
此時，離她們進去，已過去3個多小時。在這期間，她們已為接到任務時的1人和之後陸續來的4人分別做了流行病學調查，一併採集的病毒樣本裝在一個防護嚴密的容器中被帶出。
待她們用免洗消毒水洗過手後，在通道醫用垃圾箱和醫用廢棄袋邊，晉美開始為她們上下消毒。之後，他們仨各自從護目鏡開始，依次脫去防護服，放入早已備好的醫務廢料袋中。
一張張微紅的臉，汗水交織著疲憊。
“一例還沒做完，又連續來了四例病人，只有繼續做下去才能節約防護用具和其它材料。”李茜對記者說。她看起來很累，一直用手頂著腰。在隔離病房對每一個發熱病人進行個案調查，流調人員基本是以半蹲的姿勢進行。“我有腰椎間盤突出症，幾個小時下來，疼得難受。”她說。
“因為是新冠肺炎疫情，比起白天，我們晚上出任務的次數會更多，現在是冬天，夜裡真是冷啊，有時工作幾個小時從隔離病房走出，消殺用的噴霧器都結冰了。”晉美說。
脫去所有防護用品後，袁靜將一雙手伸出，曬向微弱的夕陽。那是一雙泛紅、粗糙的手。她說：“沒辦法，每天都要數十次用消毒水洗手，在防護服裡悶熱，在外面又冷，手就變成這樣了。”
個案調查表、密切接觸人員的登記表、標本送檢表並未隨她們帶出來。袁靜解釋說，這些表格是不能從隔離病房帶出的，只能通過傳真傳到區疾控中心，由相關錄入人員進行個案調查錄入。“一旦發現疑似或確診病例，這些個案調查將對阻止疫情進一步蔓延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切準備就緒後，三人再次坐上疫情應急車輛，這次，他們向西開往BSL-3實驗室，送檢病毒。
自首例新冠肺炎病人確診以來，我區各地各部門按照自治區黨委、政府的統一部署要求，將各關口前移，堅決守住疫情防治的第一道防線。
對流調隊員而言，關口前移意味著每日工作量的成倍增加。因為，只要有發燒且有前往疫區史的人員，一經到發熱門診就診，相關醫護就會首先請流調隊員做進一步的流行病學個案調查。
白瑪次旺說：“自治區流調大隊有兩個大組，每個大組各有6個小組，每小組由三人組成，輪流出任務， 24小時不間斷待命中，很辛苦，也很危險，幾乎每天出入於發熱門診、定點醫院、密切接觸者隔離點，直接面對病患，承擔著每一例可疑病例、疑似或確診病例的流行病學調查工作。”
晚上8時，李茜他們返回到自治區流調大隊辦公室，他們還不能回家，24小時的輪值並未結束。但他們堅信，再堅持一段，黑夜過去，終將迎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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