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司馬光名垂青史，不僅因小時候砸缸。但這個故事，讓後世垂髫眾口相傳，一輩子忘不了。
司馬光官做得不小，不過進步很慢；朋友也多，不過至交終翻臉；作品也有，一書寫千古，無人能超越。
宋仁宗寶元六年（1038年），十九歲的司馬光登進士甲科。
司馬光入仕之初頗不順遂，從十九歲中甲科進士到二十六七歲，七八年間一直在八九品的判官、主簿上輾轉。
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司馬光而立之年，其父好友龐籍拜樞密使，舉薦司馬光為館閣校勘，宋仁宗沒有恩准，顯然皇帝對早有神童之名的司馬光不太看好。
皇佑三年，司馬光三十三歲，已拜宰相的龐籍又推薦司馬光任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這一次仁宗皇帝終於恩准。
其實這工作就是編輯古冊，不過辦公條件好。司馬光一人館閣，便傾注了大量心血校勘《古文孝經》，該書 “系孔子壁中書，壁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司馬光是宋代第一個為《古文孝經》作注的人，還撰寫了《古文孝經指解》，這時他愛讀書、肯鑽研的特點已經凸顯。
兩年後，司馬光授殿中丞，專任史官，在故紙堆裡越鑽越深。
此時，司馬光與王安石一段交集出現。
翻檢王安石年譜，他於至和元年（1054）授集賢校理，而此時司馬光也任集賢校理，他們在這段時間有過交集，成為同事關係。
王安石也以善辨識生僻字、古奧字、難字而著稱，兩人在校勘古籍中自然有不少切磋交流。
但王安石顯然不想坐冷板凳，同年九月“除群牧司判官”。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曾同為群牧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同居翰林學士，自此互相敬重，特相友善，常和呂公著、韓維四人一起聚會，時稱“嘉佑四友”。
友誼的小船，彼時劃得很開心喲。不過王安石從此開始走出書屋，在轄區幹大事謀大事，司馬光地方時間工作不長，就很快又回機關了。
至和元年（1054年），司馬光告別王安石等友人，隨恩公龐籍赴任鄆州通判，成為鄆州的二把手。翌年，因龐籍轉知幷州，為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司馬光隨之通判幷州。
在這段輾轉宦途的日子裡，司馬光為君而憂，經常給皇帝寫信，他憂慮的不是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是仁宗膝下無嗣，“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
國不可一日無君，眼看當今天子正步入晚境，身體每況愈下，若不早立儲君，一旦皇上突然駕崩，又沒有繼任者，很可能危及政權，引發天下動盪。
司馬光連上三封《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敦請仁宗早立儲君，但均如泥牛人海。
司馬光既為儲君操心，也為邊防操心。幷州就是今之太原。司馬光從內地來到邊關，第一考慮的就是邊防，他禁絕邊民和西夏互市，修築堡壘，招募百姓來此屯墾。
修築堡壘期間，地方官卻與西夏產生衝突，被夏軍打得落花流水，慘敗而歸，引發出外交事件。
這下讓朝廷陷入了慌亂，生恐一個來之不易的和平局面被再次打亂，下令對此案必須一查到底。龐籍為了保護司馬光這個晚輩，把所有的責任攬到了自己身上。
司馬光又向皇帝連奏三狀，欲把罪責攬到自己頭上，以寬恕龐籍。
龐籍生恐司馬光獲罪，又連上奏章，“引咎自歸”，依然大包大攬。
最終司馬光非但未受任何處分，還博得一個“賢德”美名。幾年後，龐籍病逝，司馬光待龐家人如自家人，視龐夫人為親生母親。
嘉裙三年（1058年），一段蹉跎歲月終於過去，年屆不惑的司馬光，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一個早有神童之名、十九歲便登科入仕的士人，直到此時才做到五品官，在官場上實在是進步得很慢了。
在五品官位上磨蹭了三年，司馬光四十四歲時，坐上起居注位置。起居注是記錄帝王言行錄，作為撰修國史的基本材料。對於司馬光，既是提拔也是重用，但司馬光認為自己擔任此職“實非所長”，連上五狀，決意推辭。
他再三推辭的結果，非但沒有惹惱仁宗，反而讓他又一次升官了，仁宗詔命遷司馬光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是年，蘇軾、蘇轍兄弟參加仁宗皇帝御試，蘇轍在對策中因言辭過激而讓天子不悅，考官原本打算不錄。司馬光聞之而諫，認為蘇轍雖然言辭過激但切中朝政要害，充滿了愛君憂國之心，應該錄取。因他這一諫言，仁宗才恩准將蘇轍錄為制科的最後一等。
作為文治盛世，北宋歷代天子都有虛懷若谷的胸懷，冒出了很多趙普、寇準、晏殊、范仲淹、歐陽修等諫官。
司馬光任職五年間，先後向仁宗上“三言”“五規”，累計上奏疏一百七十餘道。真是能寫啊。
嘉裙八年（1063年），宋仁宗趙禎駕崩，宋英宗趙曙即位。由於趙曙並非仁宗親嗣，在登基後突然發瘋，文武百官恭請仁宗皇后曹氏臨朝稱制。
英宗病了一年多，這個帝國最高權力開始不穩定，突出表現就是兩宮失和，在朝臣中形成兩派政爭的勢力。
為調和兩宮矛盾，諫官司馬光忙起來了，一邊《上皇太后疏》，一邊《上皇帝疏》，有時候上《兩官疏》，一年多時間裡，他累計上奏章十七封，苦口婆心地奉勸皇帝與太后以和為貴。
司馬光不僅寫兩宮，還心繫天下，奏文涵蓋各個領域。
他上《論宴飲狀》，禁止鋪張奢華的宴飲之風；他上《言遺賜札子》，反對朝廷厚賞群臣；他上《乞罷陝西義勇札子》，認為加強邊防必須從將帥與軍政著手，一味拉夫湊數，只能“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
司馬光這些諫言大多以不置可否而告終。這讓他很沮喪，於是又連上五狀，要求自我降黜。
於是他又一次不降反升，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司馬光進龍圖閣直學士，仍留任諫職。但司馬光真不想當這個說了也白說的諫官了，又連上三狀，懇請辭去諫職。
那麼，他最想幹的事是什麼呢？是編書，這是他的最大愛好。司馬光立志要編撰一部《通志》，作為統治者的借鑑。英宗御批設立書局，撥給專項經費，配備專業人員，由司馬光自擇官屬，作為自己的助手。
兩年後，三十五歲的英宗駕崩，年輕的宋神宗趙頊即位。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重新洗牌中，時任參知政事的歐陽修極力向神宗推薦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堪為大用。
神宗任司馬光為翰林學士，不久，又任命司馬光為御史中丞，此時司馬光已年過天命，御史中丞也是御史臺數一數二的要職了，從三品。
司馬光從十九歲登科人仕，到五十一歲官至從三品，在三十餘年的官場生涯裡，他從未表現出一個神童智商和一個久經官場者的老謀深算，他從未走過捷徑，沒有令人羨慕的騰達之路，這是他與許多名臣名相的不同之處，他在仕途上走得很慢，很拖沓，也很平穩，一生都沒有被貶謫的經歷。
此時，他從前的好友王安石已迅速躥升為參知政事。名義上雖是副相，但他這個參知政事的權勢絕對超過了宰相，一個帝國的朝政實際上已由他主宰。
隨著王安石登上最高政治舞臺，司馬光又找到了新的事業，開始與王安石互懟，他認為王安石的主張有悖常理。
時任右諫議大夫（諫院一把手）的司馬光幾乎是赤裸裸地對神宗皇帝說：“臣之於王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
王安石以決絕的方式推行熙寧變法，他以決絕的方式反對熙寧變法，這兩個性格相似又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士大夫，為了堅守各自政見，變得勢同冰炭，不共戴天，司馬光成了熙寧變法最激烈、最堅決的反對者。
王安石感到這個帝國出現了危機，而司馬光也同樣感到了危機，那就是王安石正在把這個帝國推向危機。
此時已年過天命的司馬光彷彿又回到了童年時代，彷彿又有一個孩子掉進大水缸裡去了，如果不趕快砸破一口大缸，這孩子就沒救了！
但這一次，他要砸破一口大水缸已沒有那麼輕而易舉了。
王安石對一切都無所畏懼，“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祖宗不足法”，還可加上兩句，“聖賢不足師，譭譽不動心”。
王安石如吃了秤砣鐵了心，非要以一場疾風驟雨似大變革來推動一個帝國的變局。
王安石不僅善辯，而且對變法有數十年深思熟慮，他指出的每一個弊政都非常具體，讓宋神宗充滿危機。司馬光感到變法不妥，可具體哪裡不妥，他說不出來。
王安石從基層一步一步走來，有口才，有文才，有一劍封喉的狠準勁兒。
在王安石充滿嚴密邏輯推理的滔滔雄辯之下，司馬光都是假聖人之口的老調重彈，辯駁無力，且經常跑題。
司馬光和王安石激烈交鋒，其出發點和終極目標高度一致，他們都竭誠為國、以天下為己任，其尖銳的矛盾只是表現在具體措施上，可謂是志同而道不合。
這樣的爭議本質上可謂純粹的君子之爭，絕對不是為一己私利或個人恩怨，更不像後世從狹隘的階級論去分析，事實上他們都渴望通過治理而達到國富民強的結果。
一場激辯的結果，司馬光暫時敗下陣來。
司馬光又一連寫了三封《與介甫書》，每封都是被濃墨渲染、力透紙背的長信，怒氣衝衝地列出了王安石變法五宗罪。
對司馬光提出的問題，王安石以《答司馬諫議書》逐一予以回覆，這篇答辯式政論散文，真不愧為一代散文大家所作，王安石僅以寥寥數言，逐條予以批駁，言簡意賅，雄辯有力，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
兩人措詞都從容得體，絕口不出惡言，有著政治家風度。
當時很多既得利益者拉攏司馬光彈劾王安石，但他一口回絕了，理由是王安石沒有任何私心，而他對王安石一生的看法，基本可以概括為一句話：“介甫無它，唯執拗耳。”而王安石也曾由衷地感嘆：“司馬君實，君子人也！”
司馬光在王安石變法時期，遠離朝廷十五年，絕非是因王安石權力壓服，在與王安石激辯之後，他並未遭受貶謫，還被神宗欽命為樞密副使，躋身子二府大臣之列，但司馬光還真是對高官厚祿不那麼看重，他堅辭不就，上疏請求外任。
熙寧四年（1071年），司馬光判西京（洛陽）御史臺。從東京遷往西京，接續編纂未竟《通志》，後定名為《資治通鑑》，而編纂此書就是“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
從熙寧四年至元豐七年，長達十幾年時間，王安石轟轟烈烈地推行變法。司馬光一心埋頭編纂《資治通鑑》，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
《資治通鑑》是中國歷史上最浩大的一部編年史，凡二百九十四卷，四百餘萬言，上起戰國初年韓、趙、魏三家分晉，下迄五代後周滅亡，全書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對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長曆史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梳理。
對這部自司馬遷《史記》以來最偉大的史書，後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全書大功告成．司馬光又回來了，再次與王安石互懟，十多年讀書，這次的大神迴歸，讓深受變法之累的王安石感到了壓力。
元豐八年（1085年），年僅三十七歲的宋神宗駕崩，時年八九歲的宋哲宗趙煦即位，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高太后一旦攝政，幾乎沒有任何猶豫，隨即便召司馬光入京，主持國政，翌年又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傳郎，成為名副其實的宰相。
此時，北宋王朝用了十多年時間完成艱難的蛻變，變法效果逐漸出現。司馬光主持國政，上來就是，罷黜新黨，盡廢新法。特別是禁止實施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免役法等。
不過，新法之所以能在司馬光手中輕而易舉地廢除，表明它一直未形成體系，支撐它的就是一個皇帝極權。
這樣的極權，既可以讓王安石剷除異己，一意孤行，也同樣可以讓司馬光剷除異己，一意孤行。
宋朝的朋友圈不大，兩個人這麼不留任何餘地的“開整”，有人實在看不下去。
開封府的包拯，是他倆共同的大哥，出面請喝酒，無需這麼竭斯底裡啊。偏偏這兩個人都兩袖清風，從不受賄，根本不給黑哥面子，一致回應“一邊去”。
范仲淹是兩人都尊敬的人物，可幾度走邊關寫詩詞，對這倆兄弟的紅臉無暇顧及，況且范仲淹較起勁來，可能比他倆還軸。
蘇東坡呢，別提了，王安石和司馬光有個共同觀點，就是誰都看不上蘇東坡他，於是蘇子成了夾縫中的 “受氣包”。王安石剷除的異己裡有蘇東坡，司馬光勢必剷除的異己裡還有蘇東坡。可敬又可悲的蘇東坡，一生都顛沛流離，這是得罪誰了啊，都拿我撒氣。
所幸，東坡也無所謂，不寫政論寫詩歌，王安石和司馬光也寫詩歌，但誰都沒他的詞寫得好。於是，這兩人都不看蘇東坡的詞。
司馬光以一場復辟，再次扭轉了歷史走向，把一個在他看來已經滑出了跑道的北宋帝國，重新納入了《通鑑》裡設定的正軌，讓一個王朝迴歸了他認為的正常社會。
宋哲宗元祐元年九月一日（1086年10月11日），司馬光病逝，享年六十八歲。而王安石只比他早逝幾個月。這一對宿命的政敵，一個死於元祐更化的春天，一個死於元祐更化的秋天，他們都在生前看到了一場歷史性決戰的最終結果。而王安石是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推行的新法被一項項廢止“鬱然而逝”，司馬光則是如願以償地溘然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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