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日本国捐赠口罩和防护服的包装箱上写了些古诗词，本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
不管是日方的和驻日的中方工作人员提议乃至执笔的，归根结底是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尊重。
此事一经传播，先是被网民拿来“自叹弗如”，感慨本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袭不够。
这本来也是好事，“知耻而后勇”罢了。
其后有好事者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与“中国加油！武汉加油！”并而论之。
言之凿凿，指责这个国度对自己的文化如何如何。
这种态度就不是“好hǎo事”。
而是“好事”了。hào
如前所述，前者是国家之间的外交辞令，而后者是国对民的宣传、鼓励和动员。
这是两码事儿，不可一概而论。
然此事又经长江融媒一肖姓评论员点评，将二者一并而论且相较高下，又提及“奥斯维辛”云云，愚蠢至极。
简直“坏事”。
继而遭到群起而攻之，连同大众媒体的口号、乡镇社区的条幅、村头广播的劝说。
一并归结为没文化、不懂美甚至没人文关怀。
当然，这些争论并没有传播到乡镇社区、村头巷尾。
且确实有人因为聚餐“送死”，因为“带病回村”成为“不肖子孙”，因为“不戴口罩”而用上了“呼吸机”。
标语、布告、指示、条幅，还有广播，本身就是通过简洁有力的语句，吸引群体的注意力，从而引导公众指向特定的目标，实现动员、激励和劝说等功能。
不同的表达方式面向不同的人群，这是最起码的逻辑和常识。
随着面向人群接受程度的不同，表达方式也会有所不同，这是最起码的逻辑和规律。
只不过，逻辑、常识和规律的形成与确认，真的需要历史来证明、时间来夯实。
二、《大明劫》
王竞导演2013年的作品《大明劫》是历史灾难题材，也是吴又可的半部传记。
吴又可写过《瘟疫论》，开中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
电影的故事发生在崇祯十五年，也即1642年，当时瘟疫横行，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尤为严重，“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加之李自成起义，各地云集响应，大明朝岌岌可危。
吴又可通过多方诊断，认为这不是伤寒、风寒，而是瘟疫。
但军队将领的人一开始不相信，直到人传人、营传营，才让他施救。
他跟守城将领说，“首先要告知全城百姓，大疫将至；再有就是隔绝病患，以防人传人；还有就是开窗通风，以防疫气聚集”。
很多年以后，我们都可以在中学生物课本上《传染病及其预防》中看到这个常识，预防传染病的三个主要措施：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但这个常识在当时行不通。
时人多将染疫身死归诸于“鬼也、祟也、命也、妖也、劫也”。
所以采取的办法也是贴符咒、诵佛经、焚香祝祷，乞怜于神灵，冀其驱灭疫鬼。
《瘟疫论》成书于1642年，却并没有以常识的形式传播。
1932年，也即390年后，山东济宁霍乱流行。
传染速度很快，每天有五六十人死亡。
人们在恐慌中开始相信谣言，每家供奉一枚鸡蛋，上面写着“张天师之位”，每天上香祈祷。
还有人用锅底灰在大门前做成一个半圆，“以使瘟神不能入门”。
八十多岁老太太也穿上了红鞋，“言穿红鞋者，可以免瘟”。
而就在此前，1905 年，袁世凯就明令取缔“符咒治病”，1911 年的《京师防疫罚则九条》也禁止售符防疫。
三、1911年鼠疫期间的防疫宣传
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
清政府缺乏应急预案，民众防疫意识淡薄，所以导致疫病愈发猖獗。
最终这场大瘟疫持续了半年多，席卷大半个中国，造成6万多人死亡。
“哈尔滨疫事初起，商民亦不谓然“。
直到每天有数十上百人感染死亡，政府采取隔离并且烧毁房屋等措施后，才有些觉悟。
但有些民众还是要么抵制，要么“隐匿不报”。
然而意识到严重性的时候，又赶上岁尾年节，不管是经商者还是劳苦者都纷纷奔往故乡。
“自其处散行各处者有十万之多，而东清铁路，亦于是时令定特价车票，以利行人焉，故瘟疫发现后，居民分散，而疫亦随人散布，传染四方矣” 。
“防疫之法首在交通遮断”，也即“切断传播途径”。
不久，京奉、东清、南满铁路也暂行停开。
奉天沿海全面戒严，“防救兼施，水陆并举”。
鼠疫流行期间，清廷对公众行为进行全方位干涉，收效明显。
铁岭防疫所，“以戏院中人数众多，最易传染疫病”，特知会警务局“勒令戏院暂行休止，俟消疫后，再行开演”。
为照顾生计，官方还每日向五家戏院发放小洋 42 元，“以资津贴”。
长春对遵禁戏院，进行补助。
1 月 31 日（正月初二）起，府署每日发给梨园子弟中钱 50 吊，以作糊口。
长春各学堂因“瘟疫未消，传染不免”，概行暂缓开学。
吉林警务局严斥茶园，不准开业，以昭慎重。
不过，还是有人不听劝。
估计也没有看到乡镇社区“带病回村，不肖子孙”“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送死”“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的不文明宣传条幅。
一武清县染疫人员从奉天隔离所逃出后，南奔至铁岭疫发而亡。
铁岭一家因接纳外甥探访，不久疫发毙命，男女九人均“传染身死”。
此外，铁岭外发呼吸囊 2 万余枚，令出入城门者套戴，并随时稽查，不服规定，“即以违警论罪”。
后有人往返于各处，将所领呼吸囊转向出售，警局获知后特将所发呼吸囊“盖以戳记，以杜私售”。
除了盲目外逃和不听劝阻外，民众还力避检疫。
东北鼠疫发生后，南北通衢的武汉实施防疫。
但由北来旅客恐验出疫病，隔离诊治，纷在河南湖北交界的信阳、鹊山、广水等地车站“先行下车，绕道来汉，以图规避”。
不听劝的人是一波，还有一波制造谣言、听信谣言的。
无为之徒更乘此人心惶惑时，贪图厚利。
“逞其臆说，妄造药方，以遂其惑世欺人之计”，“愚夫愚妇无不信以为真，有持无恐”，甘蹈险境，将“一切卫生之事反若置为后图”。
谣言有时候比疫情传播得还要快，“京内尚无瘟疫之发见”，而“谣言其炽”。
一些关于“拿获撒药害人要犯纪文”、“逼令女子赤身与男子同浴”等离奇之谈竟然上报。
还有阴谋论者，“近有无知愚民妄生谣啄，肆行蛊惑，诬言日人雇人撒药情事”。
用白话来说，就是有人认为鼠疫是日本人雇佣人撒毒药导致的。
这在奉天民政、交涉二司发布谕令中被严令指责：
鼠疫流行，中外人士莫不畏惧，日人亦居奉天，独不怕传染乎？
倘有再有造谣生事之人，一经拿获，定行重惩不贷。
疫情不确定、不稳定、传得快、死得多，舆情说不听、劝不动、谣言四起。
这种情况下，防疫宣传如何作为呢？
河南巡警道委托人员赶赴天津，观摩防疫法，就地调查，并带回白话传单“回河南仿照布置”。
昌图知府除设防疫所、督饬巡警“挨户稽查”外，还编防疫白话一篇，“令人民晓得百斯笃疫之可畏”。
吉林省城自治会恐人民未知预防，令宣讲员“逐日演说个人防疫与地方防疫各办法”，并向听讲人员分发防疫白话单。
彼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0%，疫病传染规律不为民众所知，这种情况下，普及防疫知识很难。
1911年鼠疫过后，各个城市推行接种“避瘟浆”。
以天津为例，卫生局特意贴出《天津卫生局劝种避瘟浆告示》。
开篇第一句“为白话晓谕事，照得上年十一月间，关外哈尔滨地方有一种鼠疫，闹得很见利害，一天总得死一百多人，后来渐渐传到奉天，以至关内永平府，亦死了好些人。”
全文605字，苦口婆心：
“各人全是一条命，你们想想可怕不可怕，怎么样呢？总的想个法子，叫他不能传染的好，然而可没有别的法子，就是个人在左胳膊上种避瘟浆，最为妥当……”
“本总办以身作则，自己已经种了，局内同人并巡捕们都种了，
为此用白话告示劝谕，盼望城里关外，你们大家老老少少劝告赶紧种避瘟浆，以防瘟疫传染。须知人生先能保全性命，继能争名夺利啦！你们大家想想，是不是？本总办不能盼望之至！特此。”后来民国的卫生部门还特意做了《布告管理办法》，其中第八条提到四条注意事
1、须浅要明显用白话语体以一般人均能了解为准。
2、须用不同之颜色写画．或用不同颜色之纸张，或用图案、花边，务期鲜明美观，能促起观者注意。
3、须切合事实，以引人入胜。
4、须注重反式，以资警惕。
但这些仍旧没能成为常识。
1918年陕西鼠疫、1919年上海霍乱、1932年全国霍乱期间，依旧有“隐匿不报”“私送他处”“求神拜佛”的现象。
不过，民国时期，由于西医的普及，与以往不同，民众除向神仙、瘟君祷告外，还纷纷乞灵于西式药品，籍以避疫。
一些厂家开始利用各种手段，向城乡居民推销其产品。
洋药“价值日益加高，与虎疫之扩展成正比例”。如，霍乱疫苗每瓶由1元速涨至10元。
不仅如此，一些投机者还“大杀利市，一时市上新发明之防疫药品名目繁杂，几乎如雨后春笋”。
但这些药品都“治疗不足，促死有余”。
1932 年霍乱大流行期间，河南竟出现民众吸吮疫苗现象。
疫苗一经到手，以为是防疫药水，以为口饮即可。
最后，附上一篇黎雨民发表于《大公报》上的《防疫歌》一首。
这首歌通俗易懂，押韵上口，便于理解接受。前半段说疫情严重，惊心动魄：
食吾血，烂吾肠，透越心宫穿膏盲，既侵肺兮又破脑，医药亡效神无方，迟则不过二三日，速则顷刻命难全，一家犯此香烟绝，一市犯此尸满场。
结尾处谈全国防疫，语重心长：
我国人多土又广，四兆同胞岂虚言，响应政府防疫号召，人人防疫斯周详，但使菌类永绝灭，非特疫免种亦良，浩劫临头当自警，人力原来可胜天。我今不辞苦口劝，君勿忽兮君勿忘，士晓农，工告商，茶前酒后作清谈，必使人人知此义，普天零露消灾殃。
最后的最后，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参考文献：
谷永清《中国近代防疫述论》
谭晓燕《民国时期的防疫政策（1911—1937）》
刘岸冰 《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的流行与防治》
陈佳丽《传播与流变：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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