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秋天剛到北京時，我找到了一種經濟實惠的辦法提高中文水平，就是每天晚上坐好幾個小時的出租車跟司機聊天，花很少的“學費”就能上大師級的課，學最地道的方言。12月的一個晚上，出租車把我送到我公寓時，我感覺神志不清、昏昏沉沉。過了不久就開始咳嗽，每天睡的時間比醒著的時間長，而且總是夢見自己發熱。
2月11日《洛杉磯時報》刊文《親歷03“非典”疫情，如今抗擊新冠病毒大有不同》
於是我去醫院做了檢查。醫生說X光片顯示我的肺部嚴重阻塞，而類固醇藥物的常規治療無濟於事。我想回到美國，但是醫生不建議旅行。
不到一週我的體力就開始恢復了。兩週後我到了紐約，而北京正在應對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感染也就是“非典”的第一波疫情。到了夏天，我收到了之前把我治好的醫院發來的一封措辭禮貌的郵件。他們要收集在“非典型性肺炎”——就是類似之前我出現的那些症狀，而不是一個34歲健康青年應有的正常情況——爆發最初幾周所有感染病例的數據。 他們問我是否願意接受檢查？
因為“非典”期間我正好在北京生活，過了十多年，當又有一種新的冠狀病毒來襲，讓幾萬人病倒時，我對這種特殊時刻會更為警覺。
首先，最明顯的是相比2003年，中國採取的應對方式發生了鉅變。數百萬人大的規模動員，各大工廠行動一致地加足馬力趕製急需的防疫物資，一架又一架運輸機載滿有治療“非典”和其他傳染性病毒經驗的軍醫和護士前往支援。這是前所未見的。
每天晚上看幾分鐘的中國電視新聞，或刷一下抖音（這在2003年也是不可想象的），就感覺時空穿梭機帶你進入了科幻世界——處於戰時狀態的國家，人人身穿白色連身服、面戴口罩。一些年輕的護士上傳自己的視頻，她們把自己的頭髮剪短，就是為了穿防護服工作時更方便更省時間，有時一工作就是連續20小時。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各地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工作，每到一處都會按照要求測量溫度。父母帶著咳嗽的孩子在外面排著長隊等候。
寧波馳援武漢醫護人員二次剃髮 （圖自：中新網）
看到中國這次舉國上下應對疫情的動員規模之大、行動速度之快時，兩件事開始徘徊在我的腦海。第一，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將成為中國民眾、政治和社會意識中一次關鍵性事件。就像2008年一樣，當時中國在舉辦夏季奧運會，然後突然爆發了令人震驚的全球金融危機。但經歷這次疫情之後，中國會以不同的方式審視自己，世界也是如此。就像美國的9·11事件一樣，那次事件給美國整個一代人留下了深重記憶。
本文作者雷默曾擔任美國NBC電視臺評論員，全程報道2008年北京奧運會
當你作為旁觀者看著這次疫情，還會忍不住想第二件事：如果這次新冠病毒爆發在美國休斯頓，該怎麼辦？我們會把休斯頓封城嗎？會限制人們出行嗎？會強制要求每人每天測兩次體溫嗎？
這不是一個抽象問題。我不是說新冠病毒一定會在美國大規模流行——當然現在還言之尚早——而是因為如今人際互動相當之快，面對這樣的時代，我們要完全理解都很難，更不用說管控了。傳染性就是這個新世界的特性。假新聞、恐慌情緒、民族主義和疾病傳播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
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比爾·蓋茨曾預警說：“在所有能殺死全球1000萬以上人口的事物中，可能性最高的就是流行病。” 而且他說，對此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
當前在中國和世界範圍內真正上演的故事章節不僅是人類對抗醫學流行病，也是我們這一代人與互聯時代各種令人緊張不安的危險開展的攻堅戰。冷戰時代是一個孤立的時代；隨後的全球化時代構想的是簡單明瞭、讓人輕鬆並充滿希望的聯結。但如今這個新時代是需求之間相互競爭的時代：一方面需要隱私，另一方面需要不斷保持聯繫。在這樣的時代，新冠病毒就是一次考驗，而且不僅是對中國的考驗。
日本舞鶴市政府向大連捐贈物資，附上唐代王昌齡的詩句
後來我並沒有按那家醫院的建議去做“非典”病毒抗體檢測的血液篩查。但看著眼下新的流行病再次爆發，同情心的驅使倒讓我想去接受檢測了。當然，也可能還有一份好奇心在驅使。
亞當·史密斯在1759年就曾說到，即使是富有同情心的歐洲人，失去一根小指頭也比看著中國遭到地震破壞更能使他們不安。但如果是在我們這個相互聯結的時代呢？你的地震就是我的地震。你的病毒就是我的病毒。所以，無論是抽身而去，或是豎起圍牆、或與其它國家“脫鉤”，或借用各種隱喻煽動種族主義是多麼具有誘惑力，我們絕不能這麼做。 我們面臨的問題和今天中國人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是同一個：如何應對我們這個複雜、互聯的新世界所提出的致命要求。
（觀察者網凱莉譯自《洛杉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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