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中國經濟的整體脈絡，如能借由此次衝擊而打通任督二脈，開啟重構，則我們又能看到2003年後繁榮蓬勃的發展態勢。
勿失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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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五花王
每年春節假期都是中國經濟的節奏切換點，但庚子年的這個春節假期，格外漫長。由於NCP的爆發，原本處於生產環節暫時全面停擺狀態的中國產業鏈條，復工節奏大大延後，社會消費陷入停頓狀態，這使得本已出現部分好轉的中國宏觀經濟指標，很有可能轉頭繼續向下。不同機構對本次疫情衝擊度的估計，大約在影響中國GDP增速0.5-2%之間，這迎頭給19年第四季度全球金融市場對中國經濟復甦的憧憬一記重擊。
由於疫情爆發在中國中部的重要交通樞紐武漢（其三個主要火車站及空港日發運旅客數合計超過二十萬人次），又適逢春運高峰，大量感染者流向全國各地，甚至遠至南美洲，引起高度緊張，甚至造成國內外正常交通運輸近乎停擺，大量高鐵、航班取消，高速公路進入準封閉狀態，儘管從10日起全國進入復工狀態，但對疫情的擔憂仍對全面正常工作狀態造成影響。在全球供應鏈高度嵌套的今天，中國生產節奏的突然延遲，已經造成智能手機、汽車等行業的全球停擺，經濟問題，在嚴格甚至略有些極端的防疫措施度過疫情爆發期，初步控制了新增感染人數之後，已經成為當前決策的首要考慮。
宏觀衝擊時間短，但烈度高
多數研究者自然而然地將本次疫情與2003年加以對比，但需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非典時期中國經濟體量與結構與當下不同。當時中國經濟剛剛經歷了一輪出清，大量國有企業改制，財政制度、住房與土地市場、乃至就業和公務員制度均發生了巨大變化，最顯著的便是國有四大銀行的注資與改制，彼時，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高企，測算98、99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率達35%、39%，且不良高發勢頭仍在加劇；若還原99年剝離因素，2000年不良率在55%，至2001年，中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仍高達28%。
因此，非典時期，央行雖未採取降準、降息等操作，但通過大幅度寬信用操作，發揮了貨幣政策的逆週期調節作用，數據顯示，貸款增速自2002年底的15.8%波動上行至2003年8月階段性峰值23.9%，M2增速由2002年底的16.8%波動上行至2003年8月階段性峰值21.6%。
彼時，由於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衝擊，存款準備金率處於歷史低位，僅為6%,但到了2003年9月，央行即將存款準備金率提升到7%，轉年，中央開始宏觀調控，隨即便出現了標誌性的“鐵本事件”。
當下的中國貨幣政策和信用體系則處在高度緊縮後的寬鬆週期中，在疫情爆發前的2020年1月，央行剛剛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但目前仍有12.5%。經歷漫長的去產能、去槓桿之後，疫情的衝擊可能會使一些本已在崩潰邊緣的中小企業加速退出市場。儘管中央最近密集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但部分產能過剩行業的中小企業，本就已經處於“吊命”階段，由此可能再也不會復工。
另外，本次疫情恰逢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簽署之後，與2003年剛剛加入WTO時的外貿環境大不相同，人民幣匯率、外匯儲備都處於承壓狀態，維護幣值穩定目前應當處於貨幣政策所考慮的最高優先級。對此，我們不能寄望太多貨幣政策空間，而要從財政政策去考慮，特別是對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和現金流狀況要做更多考慮，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更多是結構性的，與地震、恐怖襲擊等一次性造成重大損失的情況不同，流行病更多體現為降低社會效率，佔用社會資源，與戰爭時期的情況更為類似。
較之2003年，服務業在經濟中所佔的比例、行業內部龍頭企業的市場份額集中度和人流物流的頻密程度，都有了一個數量級的提升，這從另一個角度降低了經濟的強韌性，各地社區級嚴格管控，在先進信息技術的支持下效果顯著，反過來亦加大了對經濟活動的短期波動和衝擊。
此外，我們還需要評估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急速剎車再到重新啟動，對全球產業鏈的衝擊程度，這在醫療設備、航空運輸等領域已經直接表現，但對日用小商品、精密機電產品等等領域的表現，還尚未出現明顯的反饋信號，這取決於“緊急狀態”時間週期的長短。
其次，通脹環境大為不同。在2003年非典前後，中國經濟剛剛從通縮中恢復，CPI處在較低水平，而剛剛公佈的2020年1月CPI數據為5.4，創下2011年11月以來新高，食品價格同比上漲20%有餘，即便是以年末翹尾因素來解釋，也已經處於較高水平。考慮到當前貨幣基金收益率僅為不到3%，這首先就制約了利率進一步下行的空間。
目前，東非、南亞等地出現規模巨大的蝗災，之前澳大利亞發生嚴重深林火災，國際農產品價格很可能出現大幅上漲，在此情況下，食品端帶來的通脹壓力仍不容忽視，而在工業品出廠價格方面，PPI現在已經落在100下方半年時間，1月剛剛回正。在此階段，實行傳統模式的大幅寬鬆並不現實，需要解決的反而是資金和信用的傳導問題。
春節後的第一個交易周，A股市場的日均成交額已經接近2019年3月前期高點的水平，這無疑體現了一種對流動性寬鬆的強烈預期，然而這一預期在目前的內外環境下，其實現概率恐怕要打一個折扣。如果說證券市場有什麼優勢，即是預期已經足夠低，大型傳統行業股票的估值處於歷史最低水平附近，但此種對流動性的樂觀，當實際不及預期時，所需要的衝擊補償也是不容小視的。
再次，信息傳播水平遠遠不同。在2003年，遠無今日“全民直播”之勝景，在輿論的密集傳播與群體心理暗示中，基礎數據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析，任何波動都會被放大，由此帶來“非典”時期前所未有的輿情效應和措施傳遞，比如對醫院建設和醫療救援過程的全程直播，病患直接通過微博求助、以及醫護人員犧牲帶來的情緒衝擊等等，這都使得決策者在當前狀態下必須權衡“現代治理能力”的要求，既要控制住居民對疫情的恐慌心裡，又要保證正常的社會生產秩序，甚至還需要考慮在短期刺激經濟提高效率以彌補產出缺口的同時，避免引發新的一輪加槓桿行為。
整體而言，本輪疫情的衝擊可能要比“非典”時間短，但較大家預估的時間為長，烈度則更勝一籌，這是為了儘快控制疫情而採取了前所未有的嚴格防控措施之後而付出的額外成本。同時，也要求我們當下的黨政組織儘快適應即將到來的5G時代，利用新技術和組織形式，逐步減少依靠紙面作業系統和現場會議進行調度統籌。
微觀經濟運行模式迎來重構機會
得益於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和物流基礎建設在過去數年中的極速普及和下沉，本次疫情中，即便是處於“封城”狀態的武漢，也未出現基本生活物資的短缺情況，在部分地區短暫的恐慌搶購之後，尚未有供需吃緊的情況出現，對物資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以口罩為代表的防疫物資方面，國內井噴式的需求被快捷的信息傳播速度排浪式湧向全球，反而在國內生產及物流春節停擺期間起到了相應的重要補充作用。
近期我們還看到很多關於企業現金流枯竭風險的信息，如西貝、海底撈等餐飲企業，輕資產模式，資金緊繃而運營槓桿較高的長租公寓、餐飲酒店連鎖企業所受的衝擊由此可做一估計。同時，由於精益生產方式的全面應用，眾多在中國設立零配件基地和進行原料採購的跨國企業，自身庫存極低，因而供應鏈脆弱性明顯。此次疫情的衝擊，很可能使他們對產業鏈佈局進行地理格局上的一定調整。
把目光再放遠一點，我們可以看到如阿里巴巴、騰訊這樣的信息基礎設施企業，順豐、京東這樣的物流基礎設施企業在疫情中體現出的強韌性，再到“粉絲後援會”和“明星工作室”這種組織在救援中體現的高質量表現，社會的毛細血管運作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變革，這需要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跟上步伐實現現代化。
歸根到底，這是個信任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的問題，是堅持群眾路線的問題。在高效的信息傳遞條件下，思考如何用好分佈式的社群組織，直接進行供需對接而不是人為製造淤積，在信息節點和人力物力資源明顯超載的時候如何“卸壓”、如何引入成熟和優勢的技術能力經驗來解決問題，才是首先要考慮的。如民政部向阿里騰訊求助進行社區軟件的開發協作、武漢請專業的醫藥流通企業九州通協助物資調配工作，這不是什麼丟人的事，而是從實際出發的舉措。常態化的靈活機動反饋和敏捷響應，“買菜”APP、門到門服務和生鮮電商等領域已經在本次疫情中體現了他們的應對能力，我們的政府組織確實應該好好學習這種經驗了。
在本次疫情之後，有識的管理者應當亦會重新思考“災備”與效率、高週轉與風險度之間的關係，畢竟，加槓桿不僅體現在財務上，更體現在企業組織的運行模式上。“全外包”、“輕資產”，高度依賴精密社會分工的商業模式，面對突發事件的超預期衝擊，是否有抵抗力呢？對許多表面上是高技術服務業，實則是“二房東”和中介的運營模式而言，這個答案不言自明。
如餐飲行業直面疫情衝擊，但連鎖加盟企業的脆弱性顯然要高於直營為主的企業，同樣，“兩頭在外”的旅遊分銷代理機構和票務渠道，無疑也要弱於自有客源組織能力，現金儲備狀況較好的企業，而高度緊繃槓桿強調週轉率的房地產開發企業，也無疑會弱於那些未雨綢繆的同行，在“去槓桿”幾年之後，如果還沒意識到問題所在，那麼此次疫情就會變成異常殘酷的淘汰過程。
如果說之前新一代信息技術只是重構了商業模式的應用層，那麼當下復工來臨的挑戰，則是我們重新思考從政府到企業、社區的一系列組織行為模式如何基於這種匹配而轉變的時候了。信息流和資金流遠遠地跑在了社會應對能力前面，中國經濟的整體脈絡，如能借由此次衝擊而打通任督二脈，開啟重構，則我們又能看到2003年後繁榮蓬勃的發展態勢。
勿失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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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簡介：本文2020年2月13日年發表於微信公眾號 新潮沉思錄 （疫情當下，中國經濟的衝擊與重構），風雲之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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