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在原始社會引起了相當大的騷動，因為它的出現帶來了金錢與利潤，進而有了財產，然後有了小的政府組織。在經濟發展早期，財產大部分限於個人使用之物。財產專指那些有獨佔意味的東西，要隨主人殉葬，甚至連妻子也包括在內，不是指那些非個人使用的物品。而且，他們所謂的財產，不是天然生成的，是需要經過長期心血充實與改進的東西。 在原始社會中，幾乎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的。北美洲的印第安族，秘魯的土人，吉大港（Chittagong）的部落，婆羅洲人，及南太平洋的島民，都是土地公有、公耕，並共同分享收成。奧馬哈的印第安人稱土地像水與風一樣，不能出售。在南太平洋的薩摩亞群島，在白人到來以前，連變賣土地都未曾聽過。英國人類學家裡弗斯教授（William Halse Rivers，1865—1922年）發現土地共有意識仍然存在於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亞與波利尼西亞兩個地區，在非洲利比里亞現今也仍被遵守著。 只有食物的共有意識不太廣泛。在“未開化”地區有食物的人，總是與缺乏的人分享。一些過路人在行經的沿途，都可以選定停留的人家接受飲食招待，而且一般遭受災害的地區，總是受到鄰近居民的接濟。一個人如果在樹林裡吃飯，唯恐自己獨享，總是大聲呼叫，希望旁人來與他分享。美國曆史學家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年）告訴薩摩亞人關於倫敦窮人的事時，這個“未開化”的人顯得很吃驚，問他：“怎樣窮？沒有吃的？沒有朋友？沒有房子住？他在哪裡生活呢？他的朋友們也沒有房屋住嗎？”飢餓的印度人可以討乞食物，不管多少，只要他討，就有人給。只要有玉米生長的地方，就沒有討乞不到的。在南非霍屯督蠻族裡有這樣的風俗，富有的人必須將剩餘的分給他人，直到大家均分為止。白人遊歷非洲時發現，在贈送當地黑人一些食物或其他珍貴的禮品後，黑人立即將這些禮品分給他人。假如是一批衣物之類，不久即可發現這些分享的人，你戴帽子，我穿褲子，他著上衣。愛斯基摩的獵人對自己獵得的東西無權享有，必須與同村居民一起分享。工具與用器也是公共財產。卡弗（Jonathan Carver）船長說：“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除家用品外，對財產的識別毫無經驗。他們彼此之間極為隨便，只要自己有多餘的，總是分給那些缺少的人。”一個傳教士說：“當你看見他們相互之間是如何以禮相待，而這些都是在極度文明的國家裡所看不到的，你一定會大為吃驚。”無疑，這些都是出於一個事實，正如君士坦丁主教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347—407年）所說的“我的”與“您的”兩個詞的概念，已熄滅了我們慈悲的火焰，點燃了貪婪的慾火，這些都是野蠻民族聞所未聞的。另一位觀察家說：“我曾看見他們在分配獵得物給每個人時，個人從未因分得不公平而發生過爭執，或因此提出抗議等事。他們寧願自己空著肚子睡覺，也不願將責任委於他人。他們都把自己當成一個大家庭裡的人來看待。” 為什麼人們進入所謂的文明以後，這種原始的共產意識就消失了呢？美國曆史學家薩姆納（William G. Sumner，1840—1910年）認為共有意識是非生物學的，是生存競爭中的一個障礙，不能激勵各項發明、工業及繁榮。尤其是對有能力的沒有獎勵，低能的也沒有處罰，又不能形成一種對抗破壞生產的、足以與其他種族一爭長短的力量。據洛斯基爾（Loskiel）的報道，“美洲東北部印第安人的一些部落極為懶惰，他們自己懶於種植，完全仰賴有人不會拒絕他們的求食而給予他們分享的期望。既然勤奮的耕種者，所享受的並不優於懶散的人，因此勤耕者也不再每年多種”。達爾文認為南美洲火地島部落這種完全平等的想法，是他們步入文明的致命傷，如果他們要文明的話，這樣的文明必將破壞他們之間的平等。共有意識給由於貧窮與無知而生活在疾病與災害盛行的原始社會中的原始人類帶來了安全感，但這些安全感絕不能使他們擺脫貧窮。個人主義帶來了財富，但也因此帶來了不安與奴隸制，激起了超人的潛力，也加強了生活的競爭，使人們深深地覺得，假若所有的都平均分配，就絕不會再感受到貧窮的壓力。 原始的共產主義容易存在的地方，是那種經常有動亂、危險，存在未滿足需求的社會。獵人與牧人不需要土地上的私產，但一旦農耕變成了人們固定的生活方式後，人們很快就發現一個勤奮耕作者所得的報酬，可以供養一個家庭，於是土地被有效地開發了。後來，因為體制和理想的自然產生及團體和群落的形成，人類從狩獵進入農耕階段，並由此引發了由部落財產變為家庭財產的改變。絕大多數經濟生產單位，隨之變成這一單位所有權的主人。由於家庭人口愈來愈多而形成家長制，權力集中在最年長的男人手中，財產又逐漸走上個人化，因而出現了個人遺產製。有進取心的人常常離家企求發展，並借個人的力氣去荒野叢林、沼澤大山開拓土地，然後將之據為己有。最後，社會也承認那是他的權益，這又產生另一類私人財產的形式。人口壓力增加、原有土地被利用殆盡時，這種拓地方式得以發展，圈地面積愈來愈大。一直進入更復雜的社會，個人所有權才約定俗成。金錢的發明，加之這些因素，便利了財產的增加、轉讓與交易。舊有部落的權力與傳統，由村落社區或國王依土地所有權來重新確定，並定期進行土地的再分配。但經過新舊之間一段自然的動盪時期後，私人財產在社會和歷史中名正言順地成為基本的經濟機構。 農業雖然創造了文明，卻也帶來了私人財產製度，還帶來了奴隸制度。在純粹狩獵社會里是沒有聽說過奴隸制度的，獵人的妻子兒女足夠去做那些卑賤的事務。男人則在打獵或戰爭等激烈的活動與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和平生活之間，選一即可。原始人類的懶惰特性有其根源，一般推測是源於由戰鬥與打獵造成的過度的疲乏而養成的慢慢休養恢復的習慣。當然還未懶到一直躺在床上不起來。要使這類無規則的活動轉變為有規律的工作，有兩件事是必需的：耕作的常規與勞力的組織。 若人們為自己工作，勞力組織就顯得鬆懈與自然。若他們為他人工作，勞力組織就要依靠武力。農業的興起與人類的不平等，導致社會上強者僱用弱者。農業化之前以強凌弱早已有之，通常戰爭勝利的一方認為，最好的戰俘是一個活的戰俘。這樣，屠殺與同類相食的現象減少，奴隸制度興起。人類終止了同類之間的殺害與相食，僅僅是使之成為奴隸，這是倫理上的一大進步。現今即使兩國交戰，勝利者已不再殺戮以滅絕它的敵國人民，而是代之以戰爭賠償。奴隸制一旦建立並被認為大有裨益時，便被運用到對逾期不還的債務人和拒不服從的罪犯的處罰，並出現了專事捕人為奴的習慣。戰爭助長了奴隸制，奴隸制也助長了戰爭。 可能奴隸制經歷了很多世紀後，我們的後代子孫養成了勞役的傳統與習慣。不過，如果一個人不受身體、金錢或社會性的種種處罰而可以免去勞役的話，他是一定不願去做任何太過艱苦與長期的勞役的。奴隸制也變成了人們進入工業社會的基礎之一。由於奴隸增加，財富也隨之增多，而為少數人提供了悠閒，也更間接地促進了文明。又過了數世紀後，奴隸成了人類相互的饋贈品。亞里士多德認為奴隸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聖保羅在他的祝福式中認為在當時必須視奴隸制為一種神授的制度。 漸漸地，經過了農耕與奴隸制，由於分工和人類天賦的不同，不平等與階級的區分代替了自然社會里的不平等。“在原始的團體裡，我們發現了一項規則，即奴隸仍然有一定的自由，沒有農奴與世襲地主之分，即使酋長與其順民之間的分別也很小。”慢慢地，由於工具與貿易等因素的增多與複雜，便有了強者、技藝者與弱者、無技藝者之分。每種新的發明，都是強者手中的工具，用來作為增強主宰地位並使役弱者之用。天賦再加上優厚的機會使優越的財富集團形成，更使本來是同一的社會一變而為階級與層次分明的社會。富與貧成為牢不可破的財富與窮困的意識，階級的鬥爭像一條紅線貫穿了全部的歷史，進而國家興起併成為階級管理、財產保護、戰爭發動及和平組織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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