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4183141

乾隆25歲登基，從他父親雍正手裡繼承下了大清江山，這艘巨輪何從何往，這位舵手他心底一點也不迷茫。自己父皇13年來慘淡經營，為國家殫精竭慮耗盡了心血，但13年的嚴酷統制使人屏息膽戰，同時也得罪了天下人，包括自己的兄弟手足。乾隆非常清楚父皇的許多過激舉動使他的政敵贏得了廣泛同情，其實作為旁觀者乾隆也有不同看法。

乾隆既位後一心抱著儒家思想治國理念，施行仁政而改變他父親的做法，認為有必要以實際行動對過往進行糾偏。他連發諭旨對雍正朝被處理的叔輩皇族和其子侄都從寬處理，該復籍的復籍，該平反的平反，掃除了皇室成員對乾隆父子的怨恨，讓他們都對新皇帝刮目相看。

繼位之初乾隆對官僚系統也作了同樣處理，他倒一直欣賞祖父康熙寬仁的做法，反而對自己父親的嚴峻很少效法。在追賠錢款上處罰過重的官員都給予釋放，不再株連親屬，免除了許多官員的欠款。對雍正遺留的老臣，比如鄂爾泰和張廷玉恭敬有加，畢竟他還年輕沒有執政經驗。著名將領傅爾丹，嶽鍾琪原先被判死刑，乾隆也給予釋放，這階段是乾隆和老臣們包括整個官僚集團是蜜月期。

帝國上下一下子從雍正的嚴酷轉而成為乾隆的寬仁，這本來是新君即位贏得人心的需要，也是乾隆這位飽讀儒家經典的年輕皇帝其價值觀在國家行政管理上的自然體現。另外一點，經過雍正13年的高壓統制，吏治有了明顯改善，乾隆認為此時適當“放鬆”些，對於他這個新君有這個必要，也有這個本錢。

大清在乾隆的手裡走過了13年，乾隆13年確實對於乾隆來講是個分水嶺，這年一直與他朝夕恩愛的富察皇后去世了，他也從一個對治理國家懵懂年輕的皇帝成長為一個經驗老道又善弄權術的最高統制者。

十幾年的統御天下，他捫心自問自己尊崇儒家治世的道理，以堯舜為行為目標，可是從理論付諸於實踐，殘酷的現實告訴他實際並不是一回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自登基以來對官僚系統非常信任，儘可能給足一切優厚的條件待遇，希望臣工都能心存感激而克勤勉勵盡責。但事實是各地官員腐敗受賄案層出不窮，觸目驚心，康熙末年的政府財政赤字和鉅額虧空又出現在自以為乾隆的治世天下。

乾隆對這幫官僚越來越感到不可理喻，他感覺自己以誠相待而得到的還是欺瞞和貪婪，而且得寸進尺。老百姓也是這樣，給予寬鬆仁和的政策，只要一有機會能獲利就見縫插針，為了蠅頭小利擾亂治安，仗著人多群體公然違背法度對抗官府。

乾隆開始反思這是怎麼回事，他像一個剛剛在社會上歷練過的孩子，以前總是覺得自己父親的話和做法有這樣那樣的毛病，經過一系列挫敗和見怪不怪後，突然覺得父親當初的英明和先見之明。並不是父親雍正不願意施行仁政，寬御天下，而是官僚集團和愚古不化的刁民實在是不能寬大仁和。

這位中年皇帝感到似乎開竅了，原來治理國家憑儒家的書卷氣，靠自己良好的出發點，到最後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正是乾隆13年，皇帝治國理念從儒家向法家過度，《韓非子》經常擺上他的御桌，原來他反感這個理論家的話，現在讀起來如沐春風。君主控制臣民不能憑道德仁政，要通過嚴峻的法度和設法加強威懾力量，乾隆奉之圭皋，因為他的實踐告訴他，只有韓非子的調子才符合實際情況。

乾隆13年後，對於貪汙虧空的處罰比雍正時期還要厲害，判死緩的將自家資產補起，還沒補上的，挪用超一千兩，貪汙超八十兩就得殺頭。以前對死刑犯皇帝還網開一面，現在一點都不留情面基本全部處死，輪到皇太后大壽，按常規不處決死刑犯人，可乾隆宣佈貪汙挪用公款的官員除外，即使破壞大慶氣氛皇帝也要將貪官繩之以法。

最倒黴的是在四川軍事行動失利的大臣慶復，張廣泗，訥親，如果在乾隆早些年，勝敗乃兵家常事，可正巧趕上了乾隆13年皇帝的“發作”，全部處斬或賜自盡。

乾隆和臣子的關係回到了他父親的老路上，而且他精力充沛，智商情商高於常人，對事洞察秋毫。中年乾隆駕馭他的臣民就像拉緊一根橡皮筋，時刻讓它處在高度繃緊，他隨時會在旁邊動手來剪斷，讓人處於膽戰心驚的狀態，這是法家提倡的治世之術，也是乾隆希望的狀態。

（一家之言，歡迎指正。）

看遍山川

我記得美國漢學家孔飛力在其代表作《叫魂》中曾對乾隆帝有過這樣一番評價，大概意思就是說：

乾隆皇帝的施政兼有爺爺康熙的“寬”和父親雍正的“嚴”，但二者卻不是有機結合在一起，而是像鐘擺一樣，忽寬忽嚴。

由於乾隆十三年，也就是1748年，乾隆失去了很多重要的親人，如孝賢皇后富察氏、皇七子永琮、皇長子永璜等人，故很多人覺得，乾隆一定是悲傷過度導致性情大變，當然也有人覺得乾隆是在總結了其施政十三年間的得失才改弦更張。

但我個人總覺得，親人的過世肯定會讓乾隆傷心好一陣，甚至成為其一生的隱痛，但卻不足以改變他的施政方針。而乾隆帝在雍正朝期間就與聞政事，繼位時已經二十多歲，施政特點已經形成，施政能力也已成熟，不會出現太大的改弦更張。

事實上，乾隆十三年的官場風暴正是他施政方針的集中體現，根本算不得什麼重大轉向。因為終其一生，乾隆都是這樣做的。

在乾隆十三年之前，乾隆為了彌補雍正朝激烈政爭帶來的傷痕，確實行了很多仁政，包括給前朝王爺們恢復名譽，對臣子們也大多示之以寬。但隨著乾隆十三年富察皇后去世，乾隆隨之開始藉機整治官場。

在此期間，他都做了些什麼呢？

第一，因在皇后喪儀中未展示出悲傷，皇長子永璜被訓斥，還有和親王弘晝、大學士來保以及侍郎鄂容安均被罰俸三年。

第二，因將皇后冊封文書中的“皇妣”錯譯為“先太后”，乾隆問罪於翰林院，將主管翰林院的刑部尚書阿克敦交刑部治罪，並判斬監候，後被赦免。之後乾隆又遷怒於刑部官員，包括署理滿尚書盛安、漢尚書汪由敦、侍郎勒爾森、錢陳群、兆惠、魏定國等數人，均革職留任。

第三，因工部辦理皇后冊寶不敬， 侍郎索柱降三級，塗逢震降四級。

第四，因光祿寺因置備皇后祭禮不周，光祿寺卿增壽保、沈起元、光祿少卿德爾弼、竇啟瑛降級調用。

第五，因禮部在冊封皇后諡號的問題上出現了舛錯，尚書海望、王安國降兩級留任，其餘堂官也受到了處分。

第六，隨後，因皇后喪儀問題，乾隆又藉機修理外省官員。按禮制，皇后去世，外省官員應上摺奏請來京奔喪，但一般而言皇帝會婉轉拒絕這一奏請，因此屬於表面文章，久而久之有些外省官員也就忽略了這一禮制。不過，乾隆皇帝此次卻藉機發難，將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湖廣總督塞楞額、漕運總督蘊著、浙江巡撫顧琮、江西巡撫開泰、河南巡撫碩色、安徽巡撫納敏等53名官員分別處以降二級留任的處罰，並削去軍功記錄。

第七，皇后喪事後，按滿洲舊俗百日內不得剃髮，於是乾隆又藉機查處了一批百日內擅自剃髮的官員，其中不乏高官，比如湖廣總督塞楞額、湖南巡撫楊錫紱、湖北巡撫彭樹葵等。只是後來因剃髮之人太多，只好作罷。

由此，乾隆開始整治鄂爾泰和張廷玉的兩黨之爭，藉故修理直隸總督高斌，還借平金川之亂不利，整治軍機大臣、大將訥親，一時間人人自危。

那麼，我們可以總結一下，乾隆帝一口氣做了那麼多事，主要是想整治什麼呢？

首先是失禮。因為禮不端正，則尊卑不分，最終影響的是皇家的威儀和皇帝的威權，不利於君主專制。

其次是懶政。表面上看，乾隆只是抓了關於富察皇后喪禮的幾個文書、冊寶、諡號、祭禮的小問題，但實際上它確實反映了當時整個官僚系統敷衍塞責和懶政怠政之風。

最後是忘本，即忘記了作為一個滿洲人和滿洲人的奴才所應盡的本分，乾隆不僅僅是借富察皇后去世之機揪出幾個剃髮的，言外之意是在敲打百官尤其是滿官員，滿洲舊禮不能忘，而滿洲的剽悍作風和尚武精神更不能忘。

但問題是，乾隆的嚴苛之政實際上未能一直延續下去，而是隨著一番番血雨腥風和噤若寒蟬而逐漸平靜了下來。直到20年後的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1768年，他又毫無徵兆地掀起了一番官場風暴，這就是在問答開頭所提到的“叫魂案”。

1768年的叫魂案在美國人孔飛力筆下，恰如20年前的1748年。叫魂案的具體內容因與本回答無關，故暫不詳述，簡單來說就是這一年在全國先後出現了若干個靠剪人髮辮來實施妖術的僧人、道士及秘密組織，但最終卻發現大多數都是謠言、誤會和以訛傳訛。叫魂案的牽涉非常廣，乾隆利用硃批，採用恫嚇、挖苦、催促等各種口吻，幾乎牽動著全國十幾個總督、巡撫級高官，還有傅恆以及劉統勳等幾位軍機大臣，逐一戳破他們敷衍塞責、事不關己、推三阻四的官場老油條心態，讓他們個個為了追剿叫魂案元兇而疲於奔命，上緊發條。在最終真相大白後，乾隆藉機清算了一些高官，如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彰寶、安徽巡撫馮鈐、浙江巡撫熊學鵬、山東巡撫富尼漢、前江蘇巡撫明德、山西巡撫蘇爾德等，不少州縣一級官員也受到牽連。

由此可見，乾隆的施政方針其實就是：將嚴苛與寬鬆交替進行，每隔一段時間就藉機整頓一次官場。乾隆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因為就算是最高明的帝王，都無法阻止官僚系統的集體性無感，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製造一次恐懼，而且每製造一次恐懼，恐懼本身會過去，但記憶卻多少能夠沉澱在人的潛意識中，幫助君主加強專制，控制官僚系統。

那麼有人會問，再過20年呢，到了乾隆五十三年，也就1788年的時候，好像他再沒掀起什麼驚濤駭浪了，這只是因為他自己已經老了，累了，想開了，得過且過了。

達摩說

乾隆十三年的官場風暴和一個人的死有著莫大的關係，這個人是誰呢？那便是乾隆皇帝當時最寵愛的女人——富察皇后。富察皇后之死，是乾隆人生的一次重大轉折，此後，他逐漸從一個謙和寬宏的皇帝，轉變成了一個苛刻自大的君主。

乾隆十三年官場風暴的導火索——富察皇后之死

靈魂的感觸

乾隆十三年，是一個讓愛新覺羅弘曆痛心疾首的年份，這一年，他最愛的妻子富察氏皇后，也就是孝賢純皇后不幸染重疾而亡，享年37歲，這位還在弘曆是寶親王時候的嫡福晉是他最最珍愛，最最敬重的女人，他們可謂青梅竹馬，相互扶持，自結婚後這對小夫妻相敬如賓，感情篤摯，十分恩愛。乾隆最初以禮待之的執政風格其實頗受了這位知書達理的皇后影響。

但這一切，卻在乾隆十三年全都改變了，乾隆喪偶以後，極度悲痛，情緒極為惡劣，他在這種情緒中對料理皇后喪事的官員們極為不滿，覺得他們不夠悲傷或者表演成分太濃，這使得乾隆對他們進行了一連串的貶責黜革甚至賜死，乾隆也在這一天彷彿開啟了惡魔模式，後來乾隆朝政策方針開始從“寬”趨“嚴”，向著新的統治格局和統治作風演變。

而且一向以仁愛著稱的乾隆，對於不喜歡的皇子也大加斥責，比如在皇后大喪期間，乾隆看到皇長子和皇三子表現的並不是很悲痛，甚至還有喜色，於是乾隆在一次爆發了，對這兩位皇子嚴厲斥責，並且聲稱爾等斷不可承續大統！繼而他們的師傅都被處分。

還是由於皇后的死，乾隆再次小題大做，對於在帝后之喪一百天內剃髮的官員，大加斥責稱他們“喪心悖逆，不惟一己敢於犯法，並所屬官棄同時效尤，棄常蔑禮，上下成風，深可駭異”。於是狠狠的將他們革職查辦。

老豬的碎碎念

從乾隆十三年開始，大清的官場政治生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乾隆對大臣甚至皇親貴族的態度開始轉變，這種轉變是方向性的本質轉變，而正是這種轉變，開啟了“士大夫集團”的奴化。由此，中國的“士大夫”集團的脊樑被打斷，壓彎。

很多人認為，乾隆十三年的官場風暴的起因是和乾隆感情深厚的皇后富察氏病逝，乾隆非常悲痛，陷入了極度痛苦不能自拔，以至於性情大變，遷怒於朝廷重臣乃至皇親國戚。乾隆一改“寬厚仁慈”的“仁君”形象，大開殺戒。而這種高壓態勢在此之後越演越烈，甚至開啟了“文字獄”的惡劣先河。

其實，所謂皇后之死的悲痛而變得性情大變，只是表面現象，在骨子裡乾隆的心胸，要比他爹和他爺爺都要狠的多。

乾隆是在他的爺爺康熙教導下成長起來的，他對“聖祖仁皇帝”爺爺是崇拜有加，最崇拜的並不是“寬厚仁德”而是“馭人之術”。

同時，乾隆對他的父親的所作所為在內心並不是十分贊同。主要的原因是雍正推行的新政和乾隆心裡的“祖制”是有衝突的，同時，雍正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對士紳，文人，旗人的毫不留情的打壓讓乾隆覺得“有失皇權尊嚴”。因為雍正本人是不太在意“皇權”本身，而對於江山社稷卻很在意。

在乾隆看來，鞏固皇權才是根本，所以整個乾隆朝，乾陵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鞏固皇權”，包括樹立自己“千古一帝”的形象，不遺餘力的實現“十大武功”，成為“十全老人”。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乾隆把“馭人之術”玩的得心應手。

乾隆的“馭人之術”就是兩手：乾剛獨斷和聖心難測。

在乾隆繼位之初，由於他爹為推行新政執行的對朝臣和皇族兄弟毫不留情的打擊政策，在整個朝廷官員當中籠罩著非常巨大的壓力，也隱藏著巨大的不滿甚至是不合作情緒。

乾隆繼位後，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來緩和和朝廷官員以及王公貴族的緊張關係，他採用的是和雍正截然相反的政策。

雍正推行新政“雷厲風行”毫不手軟，但是讓朝廷上下都覺得太“急”了。

於是乾隆對於新政採取了“緩”的政策。通過對田文鏡的態度的轉變，讓滿朝文武感受到“新政”可以緩一緩了，包括在雍正朝積極推行新政官員們，也開始收斂鋒芒，新政慢慢的也就成了掛在嘴邊的“應景的說辭”而已。

雍正對於朝廷官員要求很嚴，甚至是嚴苛，追討國庫的庫銀，不惜罷官抄家，推行“火耗歸公”幾乎斷了官員們當官的“慾望”，“攤丁入畝”觸犯了士紳們的根本利益，“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讓天下學子臉面掃地。所有反對新政的官員包括王公貴族，雍正的打擊是絕不手軟，該罷免的罷免，該圈禁的圈禁。

乾隆登基之後，一改雍正“嚴”的作風，而採用了“寬”的辦法，把雍正圈禁起來的各位皇叔都放出來，該免罪的免罪，該進爵的進爵。對原本在雍正朝戰戰兢兢辦差的包括張廷玉，鄂爾泰等在內的朝臣們也是和和氣氣，尊敬有加。

但如果就此認為乾隆就是一個仁慈寬厚的皇帝，那就大錯特錯了。

到了乾隆十三年，正當滿朝文武覺得當朝的皇帝“從善如流”，“寬仁賢德”的時候，乾隆出手了。

他不是一時興起，而是覺得是時候告訴“士大夫集團”該怎樣做“奴才”的時候了。

相對於雍正的“刻薄寡恩”，乾隆是“面善心硬”。他殺人絕不猶豫，常常會因“誅心”而殺之。

客觀上說，乾隆執政初期的十來年間，朝廷的緊張氣氛得到了緩和，乾隆也博得了“仁厚”的讚譽，但是，他很清楚這個讚譽後面是什麼。

儘管他的老爹拼了老命不惜得罪全天下的人給他攢下了極為豐厚的物質基礎，但是，“仁厚”帶不來自覺，也無法阻止貪腐的蔓延，士大夫集團並未表現出對乾隆“仁厚”之心的報答之意。該貪的繼續貪，該撈的繼續撈，就是免了賦稅的地方，也未表現出感恩戴德。

於是，乾隆收起了“偽善”，開始對整個士大夫集團進行強化“奴性”的改造。

首先，乾隆開啟了“乾剛獨斷”模式，這個模式，有他爹的影子：緩繳國庫欠款，不緩了。原先答應免掉的欠款，不免了。

其次，乾隆也開始了“聖心難測”的模式，把他和士大夫集團的關係導入到完全由乾隆自己來掌控鬆緊程度的軌道，“揣摩聖意”，和“迎合聖心”就成了滿朝文武的主要工作。

就連大名鼎鼎的“鐵齒銅牙紀曉嵐”也是在不斷的“揣摩聖意”當中戰戰兢兢的生存，送上“一桶（統）江山萬年青（清）”，也算是紀曉嵐用心良苦，也代表大清已經沒有了“清流”。

興起“文字獄”是乾隆“天威難測”模式的最高境界，也是影響極其惡劣的對士大夫集團的奴化行為。

照本宣科，阿諛奉承，乃至通過修訂《四庫全書》來“毀書禁言”。乾隆之後，再難有“錚臣”。文人們也沒了“風骨”。

這就是“誅心”的極品模式。

差事辦的好不好另說，只要“聖意”沒有揣摩到位，“聖心不悅”，那就是天大的麻煩。

所以，和珅就脫穎而出——一個既有辦事能力，又有出眾的揣摩聖意的能力還是旗人血統的“傑出人才”，成了朝臣的楷模。

樹立了一個奴才標杆，那麼士大夫集團的奮鬥方向也就明確了：用奴才的心理辦好大臣的事。

這個時候，其實大清的氣數也就註定不會太長，江山社稷也不會安定，甚至，他的後代繼任者幾乎沒有機會來改變由此帶來的“頹勢”——一個奴性化的士大夫集團，不會再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骨氣和脊樑，大清江山的好壞，與士大夫集團幾乎變得毫無關係，士大夫集團能關心的也只是如何讓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損失而已。

乾隆的兒子嘉慶大概感受最深。當整個士大夫集團集體無感的時候，皇帝本人的作用微乎其微。

乾隆開啟的對士大夫集團的奴化毒害，其影響是很深刻的。

道光咸豐年間的龔自珍有一首雜詩：

九州風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願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可惜，唯上，唯權的風氣，至今還有市場。

步武堂

儒法之爭自中華文明以來就有之。

其實，這都不是絕對的，視情況而定。

儒也好，法也罷，都是為目的服務的工具。

乾隆之前的儒也正確，後面的法也合適。不同階段採取不同的方法論正確解決面臨的政局問題，至於時機和節奏的把握，則是修煉的道行了。

愛風的洪水

這種事情需要原因嗎，人的本性而已，從小接受的教育修養，我要做一個好皇帝，然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愛好和習慣，不要把歷史看的那麼複雜，皇帝也是人，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年齡性格不一樣沒什麼好奇怪的

關鍵字: 這艘 乾隆 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