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期待摘下口罩相見的那一天

  1月24日,除夕。中央廣播電視總檯春節聯歡晚會上,唯一沒有彩排過的節目、情景報告《愛是橋樑》引發強烈共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來勢洶洶,武漢還好嗎?那裡的群眾怎麼樣了?那些奮戰在一線、努力搶救生命的醫護人員怎麼樣了?牽動著億萬觀眾的心。疫情就是集結號,就在觀眾觀看春晚節目的同時,一支小分隊已星夜啟程,趕赴武漢。北京西至湖北漢口的6525次列車抵達河南後,卸下所有乘客,車上除乘務人員外,只剩下4個人,他們是來自總檯新聞新媒體中心的記者王宇、楊德才、謝琳和趙增欣。這支4人報道小分隊,也是總檯第一批“逆行”馳援武漢的“援軍”。

王宇:期待摘下口罩相見的那一天

王宇:期待摘下口罩相見的那一天

總檯央視記者王宇(右三)、楊德才(右二)與河北援鄂醫療隊隊員合影

  ●第一次,採訪結束有想哭的衝動  自從得知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消息,總檯新聞新媒體中心就一直持續關注,先期已有同事前往武漢報道。王宇告訴記者,除夕之前,中心內曾做過一次小範圍志願徵集:如果向前線派出記者,你願不願意去?“其實中心很多人都報了名,最後第一批去的是我們4個人,是因為我們剛好在北京,除夕當天就能走。”  除夕夜,變成了出征日。一次說走就走的採訪,對做了12年記者的王宇來說,已經司空見慣。“這樣的時刻經歷得多了,有情況你隨時就得揹著包出發。”新聞新媒體中心楊華主任親自去車站送行。反覆囑託外,她問大家怕不怕?王宇說:“我爸爸是醫生,我從小在醫院大院兒里長大,對這方面沒有過多的恐懼。”其實,這也並不是王宇第一次進入充滿危險的現場,天津濱海新區爆炸事故、深圳山體滑坡,以及一些地震、泥石流等災難報道的現場,都有他的身影。“我覺得這就是我職業的一部分。我來了,就要做好我的工作。”  來到武漢次日,王宇就走進武漢協和醫院的隔離病房採訪。“我就想在第一時間進到核心現場。”在這裡,他探訪了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本身是醫護人員,但在救治患者的過程中,自己也被感染,成了患者。”一個叫張昌盛的醫護人員,透過小窗口笑著對著鏡頭比出OK的手勢,沒有絲毫被隔離的壓抑和可能面對死亡的恐懼,“他的那種陽光、那種正能量,真的是自然流露。”王宇說,這是一個心裡有光的人,“我第一次在採訪完之後,有一種想哭的衝動。”  採訪結束倆人加了微信好友,王宇不時通過微信關心張昌盛的治療情況。“他們這一批有15個醫護人員被感染,他是最後一個出院的。他在微信上對我說:‘王宇你第一天採訪我的時候,我還在全國觀眾面前給大家打氣,說沒問題OK的,現在同事們一個接一個出院了,我的核酸檢測卻一直是陽性,沒有轉陰,心裡還是有些緊張和擔心。不過沒關係,我還會積極治療。’他還每天在病房裡寫日記,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一是記錄自己的心情,二是提供給醫生做參考,有利於醫生的診斷。他一直以醫護人員和患者的雙重身份,努力在和病魔做鬥爭。”  2月6日,張昌盛終於痊癒出院,王宇第一時間去接他。張昌盛總結了自己能夠戰勝病魔的原因,又一次讓王宇感受到這個“小哥哥”身上的陽光。他說:必須相信醫生,你如果不相信醫生,那麼治療是沒有辦法執行下去的,一定要把自己身上不舒服的地方表達給醫生和護士,他們會做出最專業的判斷;另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心態,你要經常跟自己說“我可以的”。張昌盛希望把這些經驗通過王宇的報道傳遞給更多患者,讓大家堅定信心。

王宇:期待摘下口罩相見的那一天

王宇在做直播連線前的準備

  ●採訪完,都不知道彼此長什麼樣  在醫院採訪,被感染的風險時時存在,絕不可輕忽,一切都要嚴格按照醫護人員的要求行事。“我們以前拍片子,攝像累了,會把攝像機放在地上,我們也可以坐在地上休息一會兒,但這次就算再累,機器再沉,我們也寧願把它抱在身上,因為你不確定地上有沒有病毒。”  人員防護要周全,設備也要小心做好防護和消殺。“如果要進隔離病房或病區,我們會更多用手機拍攝,因為手機體型小,防護和消殺工作相比攝像機要簡單一些,而且多數時候拍攝效果不亞於攝像機。”他們還會給這些並肩作戰的“戰友”也自制一些“口罩”和“防護服”。“比如把手機放在一個塑料膜裡面,拍完出來,把那層膜給揭掉,再把手機進行消殺,或者在攝像機外面再包一層塑料布。”  連體防護服、口罩、防護鏡、鞋套、面罩、手套……進入隔離病區前,完整穿戴隔離裝備需要整整6步。在武漢協和醫院,王宇第一次穿好這一套用了半小時,第二次去,他只用了十幾分鍾,而且穿得特別標準,得到護士長的點贊。和醫護人員一樣,他們還互相幫忙,在防護服背後用筆寫下單位和名字:“央視王宇”、“央視楊德才”……  “這是我們在採訪時發現的一個小細節。在病區裡頭,所有醫護人員都穿防護服,真的是辨認不出來誰是誰。比如我們採訪了河北援鄂醫療隊隊長袁雅冬,她經常說著說著就趕緊跑進裡頭看病人,你可能一轉身,就不知道你的採訪對象去哪兒了。這些天全國各地的醫療力量源源不斷馳援武漢,這裡不僅有本院的醫生,還有馳援而來的其他地方的醫生,把名字和來自哪裡寫在背上,也是方便找到對方的一個線索和標識。”  採訪期間,王宇一直有一個遺憾。“說實話,到現在為止,我採訪的絕大多數的人,我都不知道他們長什麼樣,他們也不知道我長什麼樣。”王宇說,他特別期待那一天,大家都能摘下口罩,看清彼此到底長什麼樣。“因為見到彼此真面目的那一刻,也就是我們‘戰疫’勝利的時候。”

王宇:期待摘下口罩相見的那一天

總檯央視記者王宇(右一)、謝琳(左一)與武漢協和醫院醫護人員合影

  ●騙媽媽,我在北京呢沒有去武漢  王宇的家在山西,這次去武漢,怕家裡擔心,他沒有告訴父母。“原計劃我春節值完班,初三就會回家和父母團聚。除夕那天,我媽媽還給我打電話,說你哪天能忙完啊,什麼時候回來?我就騙她說,你看現在疫情形勢嚴峻,我就不回去了,過一段時間看看,情況穩定了再回去。”  不過讓他沒想到的是,這個謊言很快就被戳穿了。“大年初一的《新聞聯播》裡,我就站在隔離病房出了個鏡。”很快,電話“炸”響,剛一接通就傳出媽媽急切的聲音:你在武漢,是不是?“因為出鏡時是穿著防護服,捂得嚴嚴實實,只露出一雙眼睛,我還想著能騙過去,就說,不是不是,我在北京呢。我媽說,別騙我,那下面打著字呢:央視記者王宇。我說哎呀,我們臺和我同名的有13個人呢,怎麼可能是我?我媽說,絕對是你,你那個聲音、那個動作,我肯定認得出來。我說,沒有沒有,穿了防護服的話聲音可能就變了……”過了一會兒,電話又響,這次來電的是二姨,第一句話和媽媽一模一樣:你在武漢,是不是?王宇硬著頭皮撒謊到底:“不在不在。”二姨說:“你不用騙人,我剛和你媽打過電話,我倆一致確認就是你!”

  百般抵賴無果,王宇只好承認了。“我跟我媽說,這兒是危險,但沒有想像的那麼危險。你在電視上也看到了,我做了那麼多防護,醫生穿什麼我就穿什麼,一定平平安安的。”  兒行千里母擔憂,兒子在疫情前線報道,媽媽每天守在電視機前,期待著從新聞裡看到兒子的身影,看見了,就安心,沒看見,就著急。“在電話裡問我,怎麼這幾天沒看見你?我就安慰她,我這兩天在做調查節目,所以就沒露臉,一切正常,挺好的,很健康。”  王宇的手機上能看到家裡的監控,在武漢惦記父母的時候,他就會打開看看,看到的情景令他這個做兒子的心裡發酸。“那幾天,我媽每天都哭。”生怕給兒子“拖後腿”,媽媽悄悄躲起來哭,以為兒子不知道,兒子也不拆穿媽媽,“最好的安慰方式,就是工作再忙,也要每天打電話給家裡報平安。”

王宇:期待摘下口罩相見的那一天

  ●戰疫情,團隊作戰才有可持續性  在武漢採訪的每一天,都是在打仗。王宇說,這次新聞新媒體中心赴武漢採訪的有19位採編人員,每個人都戰鬥在不同的陣地上,偶爾相遇也只是點點頭,打個招呼就擦肩而過,又各自奔赴不同的戰場。“晚上開會時匆匆一見,碰一下當天的採訪內容、第二天的採訪計劃,就又各自忙去了,有的要編片子,有的要寫稿子,有的要出去夜拍……”交流最多是在微信群,一開始,大家還會彼此打氣加油,但一忙起來就顧不上了,唯一雷打不動的是,每天早晚互相提醒督促要量體溫。  在前線,首先要自己不病倒,才能更好地完成報道任務。王宇說,總檯給每個前方報道團隊都配備了專門的製片,全力提供後勤保障。“在物資緊張的情況下,千方百計幫我們買牛奶,買水果,通過各種方式幫我們補充營養。武漢的大多數飯店都已停業,也沒法點外賣,我們剛來時只能吃方便麵,後來這些製片們很給力,聯繫了一些餐飲企業給我們供餐,起碼保證我們每天都能吃上盒飯,他們每天還要往返於火車站和駐地之間,幫我們拉物資,因為有他們的辛苦付出,我們記者才能沒有後顧之憂地在新聞現場衝鋒陷陣,他們也是‘逆行’團隊裡不可或缺的一員。”  王宇說,雖然作為出鏡記者,出現在觀眾面前進行報道的是他,但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我有很多‘戰友’:記者、攝像、製片……北京的後期團隊也提供了強大支持。這種重大報道,必須得團隊作戰,才有可持續性,才能讓每個人更好地發揮作用。”  目前,中宣部已調集300多名記者,全力以赴,深入湖北和武漢一線進行採訪報道。“希望我們真實、客觀的報道,能夠促進當地醫療快速收治,及時隔離,阻斷傳染源;希望我們的共同努力,推動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儘早打贏。”

王宇:期待摘下口罩相見的那一天

王宇(左)和同事楊德才在隔離病區採訪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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