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改變了這個冬春的供求關係。在疫情之下，口罩、消毒液和蔬菜等等陸續成為稀缺物品，尤其是口罩，甚至被稱為“年貨”“硬通貨”，於是價格普遍上漲。有的甚至“坐地起價”。
不過，判斷漲價的性質並不容易。疫情和春節使得生產和交易成本確實都增加了，比如產業工人犧牲假期冒著風險上班，工資上漲。除去生產和交易成本，剩下的上漲部分有多少屬於投機就不合理？
這是一個經典的話題，因為它其實在問依據什麼邏輯來分配稀缺物品——絕大多數物品本身都是稀缺的，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沒有，一部分人多、一部分人少。
法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認為，排隊、抽籤或行政配給，相比於市場確實是更公平的解決之道。但是，這些實際上無法有效發生。他的新書《共同利益經濟學》中譯本剛於今年1月出版，書評君今天在這裡摘編他的部分論述，探討這一切如何不能發生，以及最終為什麼還是需要回到市場。
當市場不能公平地處理稀缺性，可能出現過高的投機，如果政府參與監管，從生產、交易領域收集信息並審慎地判斷，從而制定價格浮動區間，比簡單的懲罰更重要。不然，那些讓人振奮的懲罰方法反而可能導致市場萎縮，受影響最大的將是購買力最普通的消費者。
《共同利益經濟學》作者：（法）讓·梯若爾 譯者：張昕竹 馬源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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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物品如何配置？市場以及其他方法
個人在享受空氣、潺潺河水或美麗風景時，並未妨礙其他人也從中受益。但對於大多數商品來講，某個人的消費就意味著其他人不能同時消費。組織社會的基本問題是如何對商品和服務的稀缺性進行配置，我們都想消費或擁有這些商品和服務，這勢必與其他人的需求形成競爭，比如我們租用或購買的公寓，在麵包店購買的麵包，製造合金所需要的稀土、染料或綠色技術。
儘管社會可以通過創新或商業貿易更有效地生產商品來改善稀缺性，但它同時也要管理人們日復一日的商品消費。不同的社會管理方式在這方面差異巨大。
歷史上，對稀缺性的管理有很多種方式：當食品或汽油等重要商品短缺時排隊配給，對綠卡、音樂會門票或器官移植通過抽籤決定，以行政方式向特權群體分配產品，將價格維持在供需平衡的水平之下，等等。資源稀缺性還可以通過腐敗、偏袒、暴力、戰爭乃至市場來管理。
由此可見，市場只是管理稀缺性的諸多方法中的一種。
雖然當今市場手段廣為盛行，比如在公司之間（B2B）、公司與個人之間（如電子商務中的B2C）以及個人之間（C2C）配置資源，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
1月31日，礄口區寶豐二路，來武漢10年的魏先生一家回老家的計劃擱淺後，大年初一就打開店鋪在社區售賣新鮮蔬菜。照片來自新京報公號“拍者”。
不過，市場以外的方法都意味著需要將價格設定在保證供需匹配的市場出清水平之下。在這種情形下，買家會尋求一種由過低的價格帶來的“意外之財”（經濟學家稱之為“經濟租金”）。
假設所有買家都準備支付100美元購買一件商品（數量有限），並且買家數量大於可售商品的數量。市場價格是平衡供給和需求的：如果價格定在1000美元以上，就沒有人購買，而如果價格定在1000美元以下，就會有超額需求，因此市場價格是1000美元。
現在假設國家將該商品的價格定為400美元，並禁止以更高的價格買賣。在這種情況下，有興趣的買家要多於可售商品的數量，買家們都準備花費比設定價格要高出600美元的價格來購買該商品。如果他們有機會付出其他資源來獲得這種稀缺商品，他們絕不會放過。以曾在蘇聯體制內使用過的排隊（現仍用於分配一些體育賽事或音樂會的座位）為例，消費者可以提前數小時排隊，有時甚至還得在寒冷中等候，以獲得稀缺商品。如果進一步降低商品價格，排隊的時間會更加提前。
這種效用損失意味著，除了價格過低帶來的其他負面影響，低價政策的所謂“受益者”實際上根本沒有真正受益，市場不是通過價格來運行，而是使用另一種“貨幣”：時間。但這會帶來巨大的社會福利損失。
在上面給出的例子中，對於每一筆購買，相當於600美元的價值消失了，該資源的（公共或私人）擁有者每銷售一個單位的商品就損失了600美元，而買家卻並未得到好處，因為他們的經濟優勢消失了，他們不得不花時間排隊等候。
有些配置商品的方法，如腐敗、偏袒、暴力、戰爭等，是非常不公正的。考慮到市場參與者為了在不支付市場價格的情況下獲得商品而付出的或者被強加的代價，這些方法對整個社會來說也是無效的。
我們當然沒必要花費精力闡述這些配給方法的缺陷，只要不受徇私舞弊的影響，排隊、抽籤和行政配給定量商品等都是更為公平的解決辦法。但這些方法也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前面已經提到，價格過低會導致在尋求優勢的過程中浪費資源（如排隊等候）。第二個問題是，在前面的例子中，商品數量是固定不變的，但一般來說並非如此。很明顯，如果一種商品的價格是1000美元，那麼與價格400美元相比，賣方會願意生產更多的商品。長遠來看，價格定得太低會導致商品短缺。如同租金封頂時所看到的那樣，優質住房的存量逐漸減少，最後造成稀缺，並懲罰潛在受益者。
最後一個問題是，用某些機制分配數量固定的商品會導致配置扭曲。例如，在體育賽事中通過抽籤分配座位，不一定會將座位分配給最想得到它們的人（除非有二級市場倒賣門票）；或者，回到排隊的例子，這樣的機制可以把商品分配給當天正好有空的人，或者最不怕冷的人，而不是最渴望得到它們的人。
當資源沒有分配給對其估值最高的人時，就產生了資源配置效果不佳的問題。如果採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必需品就可能落入已經擁有這種物品或者更喜歡其他商品的人手中。這就是任何人都不贊同隨機分配住房的原因，因為分配給你的住房可能從位置、面積或其他方面來說並不是你想要的—除非可以通過不受限制的交易來獲得個人確實想要的住房，但這又把我們帶回到市場機制上來。
延伸閱讀
《短缺經濟學》（上下）譯者：張曉光 李振寧 黃衛平 作者: (匈)科爾納(Kornal,J.) 版本：經濟科學出版社 1986年6月。影響一代人對生產消費看法的翻譯之作。
另外一個經典例子是對稀缺的無線電頻譜的分配。帶寬是一種公共資源，但與空氣不同，可用的無線電頻譜的數量有限。電信運營商和媒體公司對帶寬的需求很高，因而如何將其以最佳方式分配給這些企業是個重要問題。美國1934年的電信法授權電信監管機構（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基於“公眾利益”分配頻譜資源。過去，FCC經常舉辦公開聽證會，由競買頻譜使用許可的候選企業陳述各自情況，再把頻譜使用許可授予看起來最好的候選企業。
這些聽證會耗費了大量時間和資源，此外，由於在聽證會上勝出並不等於擁有良好的戰略規劃或管理，所以我們並不清楚FC是否做出了最佳選擇。此外，FCC有時也採用抽籤方式授予頻譜使用許可。當使用聽證或抽籤的方法進行分配時，美國政府相當於免費向私人機構配給公共資源（在許多國家，有價值的出租車牌照也採取類似方法免費配給）。而且，不能保證獲得這種特權的個人或公司能充分利用這種資源。
有鑑於此，在二級市場上轉售許可需要獲得授權，或者至少是被容忍的。當許可可以轉讓時，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好處又會重現，但“贈品”依然存在：由資源稀缺衍生而來的溢價好處會流入個人腰包，而不是資源所屬的群體。
因此，在過去的20年裡，美國（和多數國家一樣）使用拍賣方式分配頻譜資源使用許可。經驗表明，拍賣是一種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它能確保將許可分配給那些能充分利用頻譜資源的公司，同時保證。頻譜資源所屬的群體也能得到符合稀缺資源應有價值的回報。例如，自1994年以來，美國的頻譜拍賣已為美國財政部提供了大約600億美元的資金。假如不使用拍賣方式，這筆錢就會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地讓渡給私人。經濟學家在拍賣設計方面發揮的作用，有助於最大程度地增加拍賣機制帶給國家的財政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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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的與沒有看到的
在經濟問題上，第一印象會誤導我們。我們關注經濟政策的直接影響，這些影響顯而易見，而我們也就到此為止。在絕大多數時候，不關心經濟政策的間接影響，也就是說，我們沒有理解問題的全然面，次級效應或間接影響很容易使善意的經濟政策變味。
我們會遇到許多這種現象的例子，這裡我們從一個引起爭議的例子開始。選擇這樣的案例，是因為它能讓我們馬上領到導致那些糟糕的公共政策決策的認知偏差。
假設一個非政府組織（NGO）從捕殺瀕危大象的非法買賣者手中沒收了象牙，這個組織必獗在直接銷燬象牙和在市場上謹慎出售象牙之間做出選擇。多數讀者的第一反應是，後一種選擇應該受到譴責。我自己的第一反應也是如此。
但是讓我們更深入地研究一下這個案例非政府組織可以從出售這些象牙中獲得收益，可以用這些收益提供更多的資源進行偵查和調查，或者提供更多的手段來限制象牙走私。出售象牙也可以起到立刻降低象牙價格的作用。如果出售的象牙不多價格會降低很少；如果將大量象牙投放市場，價格就會下降很多。非法象牙買賣者是經濟活動的理性參與者，他們要考慮從交易活動中可以賺得多少利潤，並要掂量需要承擔多大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可能而臨坐牢或遭遇武裝警察）。如果象牙價格下跌，就可能使一些人不再去捕殺大象。
考慮到這些因素，非政府組織出售象牙還是不道德的嗎？可能是。一個具有良好聲譽的組織高調銷售象牙，可能會使潛在買方的交易合法化，讓這些買方不再對購買象牙的慾望有負罪感，因此我這裡強調的是“謹慎出售”。
但在譴責銷售象牙的選擇前，我們至少應該三思而行，尤其是要考慮到，這樣做並不會阻礙政府行使主權起訴象牙（或犀牛角）偷獵者或零售商，或者阻礙政府向公眾宣傳保護額危動物的重要性，以便從根本上扭轉廣為接受的社會規範。
電影《貨架之間》（In den Gängen 2018）劇照。
現在你可能會問：討論資源稀缺性的管理機制與前面討論的認知偏差有什麼聯繫？
當政府決定將一種稀缺商品的價格定為400美元，而不是1000美元的市場價格時，它的意圖是值得稱許的，這會讓更多人獲得這種商品。但這樣做並沒有考慮間接影響：短期來看，過低價格意味著需要通過排隊等候或其他無效的方式來配給商品；長遠來看，價格太低將導致供給短缺。
當政府試圖將頻譜資源免費分配給它認為能充分利用它們的人時，常常混淆了它想做什麼和能做什麼，忘記了它缺乏做出正確決策需要的所有信息。信息是問題的核心，市場機制揭示了這樣的信息。政府並不知道哪些公司對某一特定頻譜有最好的利用想法或最低的開發成本，但頻譜拍賣展現了這些公司願意為其支付的最高費用。
一般來講，政府本身不可能擁有做出頻譜分配決策所需的信息。如果政府過於自信其在經濟政策領域做出複雜選擇的能力，將導致環境和勞動力市場出現不堪設想的後果。
我們可能會擔心一個由匿名市場做出決策的世界，他們希望由具體的人來關心自己。但也應該認識到，公職人員並非超級英雄。我們有權要求官員實施可行和有用的政策，但是當他們無法創造奇蹟時，也不必然要給其貼上不稱職的標籤。因為我們需要接受其侷限性。
本文經商務印書館授權整理自《共同利益經濟學》。內容有刪節、順序有調整，大小標題皆為編者所取。整合：羅東；編輯：西西；導語校對：陳荻雁。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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