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的“貞觀之治”（公元627——649年）是中國二千年封建社會經濟繁榮達到頂峰的輝煌時期，而當時的繁榮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人才爭相歸依，為其所用；而是流離失所的平民都能迴歸故里；三是大批外國客商慕名而來從事貿易活動。
人才的流向預兆著事業的興衰，這已經成了人們的共識。唐太宗立國初年，用科舉考試的辦法把網羅人才制度化、政策化。他看著一隊隊來自全國各地的讀書人走進考場，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說:“天下英雄從此都進入我的口袋裡了！”
當然，招致天下英雄，目的是為了各盡其能，各展其才，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如果人才盡致門下而不善於使用，他們還是要逐漸失望而去，重擇明主的。充分發揮人才的作用，關鍵在於從善如流，知人善任，用而不疑，賞罰分明。這些唐太宗可以說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首先他聽從魏徵“兼聽側明，偏聽則暗”的忠言，以此作為虛懷納諫的指導思想。他為了廣開言路，對進諫有功的官吏給予重賞。魏徵等人的直諫，匡正了唐太宗的許多失誤，對唐朝政權的鞏固起了很大作用。所以魏徵死後，唐太宗當著文武百官的面無限感慨地說:
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唐太宗的開明作風，使朝中出現了一批盡忠盡力、公而忘私的正直名臣: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馬周、褚遂良等，他們對當時的政治經濟都起到了良好的影響和作用。
對於“民為國本”的思想，李世民比歷代帝王的認識都來得深刻。“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便是他的傳世名言。在他執政期間，也確實是把廣大人民群眾當作當做泛載國家政權這隻大舟的浩渺之水看待的。
節約財政，寬簡賦役，發展農業生產，使民衣食有餘，是貞觀時期實行的一項重要國策。僅貞觀三年，長期受戰爭影響流亡在外的百姓和少數民族就有一百二十多萬人迴歸故里。人口的增加使勞動力有了保障，社會生產有了很大恢復和發展。在政治上，唐太宗健全法制，整頓吏治，鼓勵各級官吏廉政守法。由於採取了這一系列有利農業發展的政策，社會經濟迅速出現繁榮景象。
貞觀年間，高度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對亞洲甚至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促進了華夏與世界各民族的全面交往。亞洲、非洲地區許多國家的使者、商賈、學者、僧侶不斷來唐訪問學習。那時和唐朝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達到七十多個。世界對中國的認識，也是從唐朝開始的。直到今天，西方國家的語言中，還保留著以“唐人”稱呼中國人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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