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納諫，就是如何實踐最高權力的理性精神。克己納諫，首先要克己，然後才能納諫下面講的是是唐太宗如何建立納諫平臺的事。納諫原本的含義就是接受大臣的提議，看起來是君臣兩個人之間的事，但是在貞觀時期，這是一個政治的平臺。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個重要的工作方法就是克己納諫，克服自我，接受別人的意見。納諫是唐太宗最光輝的一件事，歷朝歷代的君主，都高度讚揚唐太宗擅長納諫。唐太宗之後就再也沒有像他這樣能夠接受別人意見的皇帝了，包括那些高度讚揚他的人，比如乾隆。
理論上講，納諫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一個現象。君主治理天下，無論怎樣，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需要設置百官機構共同治理。可是設了百官和機構，皇帝又不聽他們的諫言，那還有什麼意義呢？從君主這個角度講，納諫是應盡的義務，但是，納諫是一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情。為什麼？因為納諫涉及兩個基本問題，是最難逾越的。
第一，人性的弱點。
人生活在群體中，都會關心自己的形象，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如果我們在群體中發展的好，形象高大，總是被表揚，被人羨慕，那就是成功的，反之，則是失敗的。所以我們都渴望自己被表揚，討厭被批評。皇上納諫，就是接受來自臣子的批評，對於所有人來講，接受別人的意見，我們說起來很容易，但是做起來困難，知易行難，這是人性的弱點。
第二，權力的弱點。
權力是在群體組織中運行的，權力運行規則是由上而下，這是權力的藝術規則。所以上級批評下級，是簡單的、容易的、應該的，即使批評錯了，也沒有辦法，因為上級有權力批評你。但是，納諫是什麼？納諫是反過來下級批評上級，它跟權力的運作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做起來就比較難。納諫因為人性的弱點和權力的運行規則，起了妨礙的作用。
唐太宗是歷史上最知名的納諫君主，為什麼別人做不到，他能做到？唐太宗有特殊之處。第一，唐太宗上臺不合法，他求治心切，更希望用正面的成績來彌補或者是改變大家對玄武門之變的印象。人的成績更大的話，大家就會看輕他的缺點和不足。想治理好天下，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要接受大家的建議即納諫。從這個角度看隋煬帝，也有這個可能，求治心切，顧炎武說，隋煬帝做的事都是對的，就是時機不對。那麼納諫有助於改正錯誤，避免損失。
唐太宗納諫圖
貞觀元年，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嶺南的馮昂家族，多次被告發。馮氏家族在嶺南勢力很大，而且馮昂很有眼光，在隋朝動亂的時候，他很早就投靠了唐朝，因此唐朝給了他一個自治的權力。因為告發的來源很多，唐太宗信以為真，集合了十萬大軍，準備討伐嶺南。而魏徵覺得不妥，便向太宗納諫，告發叛亂的很多，可是馮氏家族沒有要叛亂的舉動，因此應該先派特使查看。唐太宗聽取了魏徵的建議，派遣了特使去嶺南查看情況，結果特使到了那裡，發現並沒有叛亂跡象。唐太宗很高興，認為魏徵說的派一個使者，勝過了十萬大軍。這就是唐太宗納諫，避免了不必要的損失。
再比如說，貞觀十五年，西突厥更換新可汗，唐太宗作為天可汗，要派使者去祝賀。但是西突厥在西北疆域，距離長安遙遠，來回要8個月，有人建議，西突厥盛產好馬，特使可以順便買一批馬匹回來。唐太宗接受了這個建議，而魏徵又覺不妥，他說，事情要從對方的角度考慮，如果順便買了馬匹，西突厥可汗會覺得加冕的使者同時是買馬的使者，感到不夠被重視，會動搖對天可汗的信任；再者，周邊的野心家看到西突厥不受重視，很有可能侵犯它的百姓和國家，因此買馬這個建議有很多隱患。想要馬匹的話，可以讓西突厥進貢，還能表示他的忠誠。所有這一切，都沒有實際的發生，都是魏徵在頭腦裡想的，但是想得很有道理，才說服了唐太宗。這種損失在未來有可能發生，也可能發生不了，但是魏徵的納諫避免了這種損失發生的可能。納諫有很多種類，除了能夠解決具體的問題，避免有形、無形的損失，在你不知道損失在什麼地方的問題上，納諫也是有意義的。
魏徵進諫圖
貞觀二年，有一次朝廷開會開得很順利，唐太宗很高興，會後請大家吃飯。這是唐朝很人性化的一個表現，業餘時間這些政治家都會有往來，通常都會吃飯、喝酒、作詩，這是一般唐朝宴會的基本狀況。結果，大臣們發現皇帝身邊出現了一個美人，仔細看，再仔細看，都不認識。唐太宗就給大家介紹，她就是原來幽州都督李瑗的夫人。
李瑗是李世民的遠房叔叔，在玄武門政變之前，跟李建成是一個黨派的，他的職位也是李建成安排的，跟李世民是對頭關係。玄武門政變成功後，李世民派人通知李瑗到長安開會，統一思想。李瑗不敢去，於是跟自己的右領軍將軍王君廓商量。王君廓曾為盜賊，其勇力過人，李瑗倚仗他鎮守其地。王君廓蠱惑李瑗造反，等準備差不多的時候，王君廓賣主求榮，擒獲李瑗並將其殺害，把李瑗的頭割下來，放在木頭匣子裡，寫封信送到長安去了。李世民一看，王君廓立了大功，避免了中國東北方向的動亂，所以就升王君廓為幽州都督，代替了李瑗。朝廷給他派了一個長史，就是副官，這人是房玄齡的外甥。
房玄齡是當朝大宰相，李世民最重要的親信。王君廓很緊張，認為朝廷是派人來監督他的。第二年，貞觀元年，王君廓作為都督，到長安去彙報工作。房玄齡的外甥就交給他一封信，說這是我給我舅舅寫的一封平安信，你到長安幫我交給他。王君廓拿著這封信很緊張，這封信寫的什麼呢？是不是告發我啊？於是在去長安的路上就撕開來看，一看是草書，看不懂！王君廓看不懂草書，越想越緊張，於是就把跟隨的人殺掉，自個逃了，沒跑多遠，就被唐朝的軍隊追上，殺掉了。
話說李瑗的夫人，作為重要罪犯的家屬，被押往長安，成了官奴，在掖庭宮裡幹粗活，縫縫補補、洗洗涮涮。李瑗的夫人長得很漂亮，被李世民發現後就成了身邊的美人。她原來也不是李瑗的夫人，她最初的丈夫是幽州街上，北京城裡面賣燒餅的小商人。李瑗一刀殺了人家，把人家夫人搶了。
唐《簪花仕女圖》局部
在座的各位大臣中有一個叫王珪的，是門下省的副長官，站起來就問李世民：“李瑗殺夫奪妻，做的是對還是不對？”“廢話！殺夫奪妻還對不對，那當然不對，多嚴重的犯法行為，你怎麼可以這麼問我這個問題呢？你認為我不懂道理嗎？”李世民有點發火。王珪說：“我聽說有這麼一種人，善善不能從，惡惡不能改，就是說有一種人，他知道什麼是好的，也知道什麼是壞的，但是，他不能向好的學，也改不了壞的，他能認識到，但做不到。”這說的是唐太宗，你雖然沒有殺夫奪妻，但是你看人家長得漂亮，就使她成了自己身邊的美人，這是怎麼回事？史書記載，皇上說：“哎呀！你這個意見提得太好了，我決定現在改正，知錯就改。”從此把這個美人送回她父母身邊。在唐朝，有的官員有老婆孩子，有家，但是另外一個地方還有個夫人，這個夫人有一個名稱叫“別宅婦”。開元的時候，這種事兒很多。後來唐玄宗發佈一個命令，有“別宅婦”的官員，一律免官，這種惡習差不多就杜絕了。唐太宗這事，有點兒像別宅婦的類型。
貞觀八年，唐太宗有一件好事，要結婚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皇帝結婚有時候是政治的需要。在唐朝，士族門閥作為政治上的地位已經沒有了，但是社會影響還很大。在唐代，有四大家族“崔盧李鄭”和社會地位奇高，高到什麼程度？如果在四姓女（崔、盧、李、鄭家的女兒）和當朝公主之間選擇，很多人更願意娶四姓女。而且四大家族不論是嫁女兒，還是娶媳婦，都是對方掏錢，而且錢少了，肯定沒戲！唐朝青年才俊的人生理想就是娶四姓女（崔、盧、李、鄭），考進士，當宰相。這次李世民也不免俗，要娶鄭仁基的女兒，讓房玄齡當結婚大使，來忙活這件事。
唐《琉璃堂人物圖》局部
我們知道皇帝的婚姻，有時候是為了政治的需要。到要行冊封令的時候，魏徵聽說她過去曾經許嫁世族陸爽，立即上表勸阻。房玄齡等上奏她許嫁過陸氏的事情沒有明證，冊封大禮已經開始實施，不應中途停止。陸爽也表示沒有婚娶鄭氏女的約定。太宗問魏徵說眾臣也許是迎合朕意，陸爽本人也表白，這是何故？魏徵回答他認為陛下表面雖表示捨棄，暗地裡或許要報復，所以不得不如此。唐太宗說我怎麼會報復呢？魏徵說其實陛下肯定不會報復，太上皇剛剛平定京城的時候，得到了一個女人，很是寵愛，把她納入到了後宮。這個女人其實是有夫之婦，丈夫叫辛處儉，當時是東宮的太子舍人。太上皇知道了這個情況後，很不高興，於是下令把辛處儉從宮內調了出去，把他派到了萬年縣。而被奪了妻的辛處儉，整天膽戰心驚，生怕哪一天保不住腦袋。如今陸爽以為陛下今天雖然可能寬容了他，其實心裡不高興，恐怕以後哪一天報復他，所以他才反覆地否認，說他與鄭家沒有婚姻約定。他的心思就在於此，並不奇怪。
聽了魏徵的分析，唐太宗決定下停婚詔，跟鄭仁基女兒的婚事到此為止，就算沒有發生。其實唐太宗權力高高在上，如果非要娶這個鄭家的女兒，也不是不行，但是唐太宗為了避免權力的野蠻性，必須確保權力的理性。
皇帝的婚事，被魏徵給搗亂了，皇帝想納美人，被王珪搞黃了。這些大臣為什麼非要跟皇帝作對呢？其實這就是君臣之間的高度共識，就是要贏得人民的信任，必須點滴做起。任何領導，他們的一言一行，不僅代表個人，也代表政府，這是古往今來的基本看法。所以要維護國家形象，就要維護皇帝形象，要想國家有威信，我們的領導人就不能犯錯誤，犯了錯誤也要立刻就改正。所以唐太宗的形象，不是他個人的問題，是朝廷的一個共同資產，大家要全力維護。所以唐太宗的克己納諫，不但沒有損害他的形象，反而使國家的治理變得更好。所以納諫不一定是就事論事，它對於維護國家形象，贏得百姓信任，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唐《步輦圖》局部
納諫的事件很多，皇帝也有人性的弱點，唐太宗也並不是一直很順利的納諫。大概在貞觀之初。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魏徵提意見，把太宗提得著急了。皇帝找魏徵談話，問魏愛卿我對你怎麼樣？魏徵說，皇帝對我有不殺之恩。大家知道魏徵一開始是太子李建成的手下，甚至為李建成出謀劃策殺掉李世民，但是李世民後來不但沒有殺他，反而對他委以重任，言聽計從。皇帝說魏愛卿，以後，滿朝文武都在場，我要說錯什麼話的時候，你能不能不要當場指出來，讓我下不來臺？但是我也不能犯錯，一散會，你馬上過來找我，我按照你的辦。這樣國家既沒有損失，我的形象也得以維護。唐太宗這麼說，可見魏徵的地位之高。如果一個領導這麼跟我說，那我可能馬上就同意了，但是我們來看魏徵的覺悟。
魏徵說，這天底下，最重要的工作、最具有榮譽性的工作就是君臣坐而論道，共治天下。這麼重要的事情，我們應該抱著什麼樣的態度去開會呢？我如果答應了您的要求，那麼開會光照顧您的感受，看您的眼色了。而且，光照顧您一個人的眼色嗎？其餘同事的感受心理我是不是也要照顧呢？如果我們在討論天下大事的時候，照顧的是同事皇帝的心理，就會置事情本身於不顧，這怎麼行呢？重點放在個人感受上，就會置國家大義於不顧啊。這就是政治的高度！皇帝聽後，也同意了魏徵的觀點。魏徵真是一個政治家，能夠見微知著。納諫是以國家社會的利益為重，不重視個人的心理感受。所以我們在唐太宗、魏徵這些人身上看到了他們確實能夠以國家為重，他們擔得起政治家的名義，不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地位高。他們討論的這個問題是普遍意義的問題，你有了這麼高的權力，享受了高地位的待遇，那麼是否負起了應有的責任。在這種理論指導下，貞觀君臣形成了這樣一種風氣，達到了這樣一個政治文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魏徵的眼裡，前二者是更重要的。
僅以魏徵為例，我們可以看出來在貞觀時期，納諫真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平臺，大家有意見都能擺到桌面上來，有問題都可以公開得得到解決。歷史記載，魏徵提出的有名的意見有二百多套，為什麼他會這麼多意見呢？因為魏徵能力真的非常強，能看到各種別人看不到的問題，能夠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有見識，表達能力觀察能力強。第二點，魏徵忠誠，他忠誠的不是君主，而是國家社稷。為了國家的利益，魏徵經常和唐太宗對峙。忠於君主只是小忠，魏徵忠誠的是更高的級別。歷史上有一種說法，叫做社稷之臣。第三點，魏徵意見多跟唐太宗的制度設計有關。皇帝設計了專門提意見的制度。魏徵早期的職位就是諫官，諫官就是大會小會他都參加，會上沒有發言權，但是會議後他專門提意見，不提意見就是失職。其工作原理就是旁觀者清。
後來魏徵改做門下省的官員。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度是非常健全的。三省指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尚書省相當於國家的國務院，下設六部；中書省起草皇帝的命令，文章要寫得漂亮，但是起草好皇帝的命令後，要先給門下省審核。魏徵一輩子就在門下省工作，他的任務就是審核皇帝的最新命令。門下省的權力很大，皇帝的命令要經他審核，他同意則簽字下發，不同意他可以駁回。中書省代表的是皇帝，門下省代表的是魏徵，在唐朝，皇帝的命令必須經由中書省、門下省兩省的同意。魏徵的意見多，更重要的是這個崗位職能制度，他站在提意見的崗位上，就必須履行提意見的義務，這是職務性的行為，有制度性的因素。這個制度的設計就是為了多方面考慮。我們今天的國家決策，不光要追求效率，而更應該追求更加正確的決策。唐朝的三省制更加保證了國家決策的正確率，這不光是國家君臣的覺悟問題，而是在這個制度設計下，你必須要這樣納諫。所以納諫在貞觀時期真的是一個政治文明的體現。
貞觀五年，有一次朝會過後，皇帝要求每個人都寫意見。但有一個武將常何，根本不擅長舞文弄墨。幸好，他家的房子很多，就租給前來趕考的學生們。他家有一個房客叫馬周，他實在沒有辦法，就請馬周幫他寫了一篇文章。唐太宗看過文章後，大吃一驚，他知道如此出色的文章不會是常何寫出來的。常何也非常老實，他就向唐太宗交代了這是門客馬周寫的。唐太宗便對這麼一個奇才產生了興趣。他派遣侍從去將馬周請來，可是卻沒請到，侍從一個人回來了。唐太宗並沒有生氣，而是繼續派人去請。一直到請了四次之後，才將馬周請到皇宮。唐太宗與馬周談論了政治局勢和為政之道，馬周獨到的見解以及顯露出的真才實學都令唐太宗大為驚歎。之後，唐太宗便賜予了馬周官職，並對他十分信任。馬周的仕途也從此逐漸得到升遷。到貞觀十七年，馬周便成了宰相。通過納諫制度能發現馬周這個人才，是一件沒有想到的事。
納諫，可以下情上達，可以群策群力，可以建立一個制度平臺，是政治文明的一個時代表達。後來的史學研究發現，貞觀年間，提意見的人太多。有一次皇帝想考察一下官員的廉潔問題，便叫一個宦官向官員行賄，沒想到真的有一個小官接受了這個宦官的請託。唐太宗為防後患，決定要殺了這個小官。這時候有一個叫做裴矩的人發言，他認為這個人不該殺。他說他雖然接受了請託，但是還沒有開始執行，還沒有違反法律，所以他還沒有犯死罪，不該殺；第二，皇帝用行賄的辦法去偵測別人是否受賄，這種做法是不對的，怎麼能夠以罪引罪呢？就相當於一條河流中游就是渾濁的，卻要求下游是清澈的，這怎麼合理呢？裴矩這麼一說，皇帝想通了，只給這個人免官了，沒有執行死刑。更讓皇帝高興的事情，是裴矩提了意見。裴矩是隋煬帝手下的幾大奸臣之一，他非常之聰明，皇帝想要的他都能給辦到，皇帝不想要的他都能免除，但是他從來沒有跟皇帝提過相反的意見，即使壞主意也幫皇帝落實，在史書中入的是佞臣傳。因此連裴矩這樣一貫不提意見的人都提出了意見，唐太宗很高興。
大臣進諫
唐太宗接受大家的意見，實際上是大家幫助皇帝掌管國家的最高權力，這樣就使得最高權力在使用的過程中有了最高的理性，因此貞觀就很少犯錯誤。群策群力，同心同德，這是我們的政治理想，很難實現，但是貞觀年間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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