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世宗崩于乾清宫, 为着手革除嘉靖后期世宗怠政和严嵩专权遗留下的诸多弊病，在徐阶的主导下，先后颁布了《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二诏也成为隆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但二诏存在着对世宗并不全面的评价以及不加澄辨的平反等问题，高拱复出后, 力反徐阶所为, 力行改革, 重新评价世宗, 创造了良好的君臣关系和政治氛围, 为进一步改革找到了支点和依据 。

一、《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的主要内容以及高拱等人的质疑和反对

《嘉靖遗诏》其内容和精神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批判嘉靖弊政, 恤录建言致罪诸臣；二是移交皇位, 力求稳定。它大体确定了日后为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 即平反建言致罪诸臣; 依律惩治方士 ; 停止斋醮、采买等劳民之事等, 以与嘉靖时期划清界限 。

嘉靖遗诏

《遗诏》在当时赢得了人心, 朝野“皆号恸感激”，“举手相贺”； 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 它渗透了徐阶的保守思想, 其精神显得很平和 ; 第二, 皇子合法继承,有利于政局稳定; 第三 , 改变世宗求仙问神的荒怠的政治局面, 含有振兴朝政之象, 所以人心所向;第四, 平反建言致罪诸臣是徐阶“用舍刑赏还公论”政策的继续, 言路的欢呼声自然是朝野欢呼声里面的主要声音。

但是,《 嘉靖遗诏》也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该诏由徐阶与未入阁的张居正合谋密草, 其他阁员均未参与, 因而引发了高拱、郭朴等阁员的不满, 埋下了阁员之间火并的隐患。 二是遗诏缺少对嘉靖皇帝的全面而辩证的评价, 这是它最大的缺陷。《遗诏》应该是世宗在位时期功过的纲领性文件, 它牵涉世宗一生的荣辱,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嘉靖前期革新的是非, 因而也关系革新能否继续推行的问题。虽然后期的世宗怠政和严嵩专权使革新几于停止, 但其改革本身和革新政策及精神能否有一个正确评价,事关全局 ; 三是对建言致罪诸臣的恤录规定缺乏深入思考 , 存在笼络言路、放纵言路之嫌。

徐阶影视形象

因此与朝野庆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 对于遗诏，“同列皆惘惘若失”， 所以高拱拍案反对, 认为言辞“太峻”。称“先帝英主, 四十五年所行, 非尽不善也。… …乃明于上前, 扬先帝之过, 以示天下, 如先帝何?”并指出土木斋醮并非全为先帝之过言语中暗含对严嵩 、徐阶的批评。郭朴更言“徐公谤先帝帮, 可斩也。” 言辞相当激烈。高拱在当时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遗诏》的问题所在, 但高、郭的抵制遭到徐阶主导下的言路的接连弹劾。

郭朴

《隆庆登极诏》亦徐阶所草, 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 肯定世宗 ; 第二, 遵奉《遗诏》, 礼葬等斟酌改正进行, 恤录治罪诸臣, 方士治罪 , 停止土木、织造、采买等。与《遗诏》相比,《 登极诏》有一个明显变化<strong>, 即增加了对世宗的正面评价, 但《登极诏》仍然没有改变《遗诏》的主要内容, 对建言得罪诸臣和方士王金等的处理, 两诏却是一脉相承的。

在两诏的指导下, 隆庆新政开始推行, 大规模的平反活动迅速展开。自嘉靖末年至隆庆元年先后被录用、复职者达 60余人。新皇即位,大赦天下, 对先朝致罪大臣进行恤录以笼络人心,本无可厚非, 对刷新政治也必不可少。然而, 徐阶却在这一轨迹上越走越远, 以至几于丧失原则而缺少澄辨, 因而遭到后人质疑。王世贞言: “嘉靖遗诏 , 恤录言事得罪诸臣, 虽仿改元诏旨, 最为收拾人心机括。惜乎吏部奉行之臣, 未谙典故,仓卒奏请,不能无舛。”与此同时,对王金等方士“各正刑典”的活动也在进行。终议王金“比子弑父律, 坐以极刑”。

高拱在诸多问题上见解与徐阶相去甚远, 二人矛盾重重, 因而引 发言路对高拱一波又一波的弹劾, 所谓“言路论拱者无虚日”于是高拱于隆庆元年五月被迫告退, 七月郭朴也被劾乞归 。

二、穆宗与徐阶矛盾的激化与徐阶的致仕

高拱于隆庆元年五月辞官归家。之后, 穆宗与徐阶以及当时的言路的矛盾却在不断酝酿、激化。

隆庆元年十一月, 穆宗不同意对员外郎申良等人恤录,但因“言官王治、庞尚鹏力争”, 不得不“诏赠恤如例”。隆庆二年正月, 吏科给事中石星批评穆宗言:“臣窃见陛下入春以来, 为鳌山之乐, 纵长夜之饮,极声色之娱; 朝讲久废, 章奏遏抑。一二内臣,威福自兹, 肆无忌惮, 天下将不可救。”结果穆宗大怒, 命廷杖六十, 黜为民。<strong>前一事是穆宗对恤录事的不满, 似乎两诏对建言致罪诸臣恤录的精神已经受到穆宗的质疑 ; 后一事石星的指责与徐阶限抑中官精神相一致, “自上即位以来, 阶所持诤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 中官侧目”。虽所奏确并无失实之嫌, 但穆宗对言路的不满已经无法遏止。

隆庆帝

徐阶“持诤多宫禁事”是渐渐失意于穆宗的一大因素, 史载 :“徐文贞在世庙中得旨多温,穆宗中得旨多咈, 固缘老臣执奏,动忤圣怀 , 亦时异势殊,无筵不散之理。”更重要的是,“(言官)事无大小,好与上强争”。徐阶对科道官的放纵使言官形成与穆宗对抗的态势造成穆宗对言路不满穆宗与言路和徐阶不满已经激化, 穆宗言:

明代的言官

在日益失宠的情况下, 户科给事中张齐发难, 言:“阶事世宗皇帝十八年, 神仙土木皆阶所赞成。乃世宗崩,乃手草遗诏, 历数其过。阶与严嵩处十五年, 缔结连姻, 曾无一言相忤, 乃严氏败, 卒背而攻之。阶为人臣不忠, 与人交不信,大节已久亏矣。比者,各边告急, 皇上屡廑宣谕,阶略不省闻,惟务养交固宠,擅作威福, 天下惟知有阶, 不知有陛下”。

三、高拱的复出及其“尽反阶政”的主要措施

徐阶致仕后，隆庆三年底, 高拱复出。便开始着手纠正徐阶依据二诏所行新政, 即所谓的“尽反阶政”。

<strong>第一,重新评价世宗皇帝

给世宗一个合理的定位, 一个总体而符合历史全貌的评价, 对认清嘉靖前后期的差异以及继承嘉靖革新精神事关全局, 意义重大。对于世宗，后世的《明史》是这样评价的:“世宗御极之初, 力除一切弊政,天下歙然称治。……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 营建繁兴, 府藏告匮, 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 因以渐替 。”

从史实上来看，世宗在位前期, 钦定大礼, 保证皇权的权威; 任用贤臣, 勤求治理,有效地革除了明除以来诸多积弊,化解了武宗荒嬉引发的明朝严重的统治危机但自十九年后,专求长生,荒疏政事,加之严嵩专权害政,使明王朝面临又一次危机。可见,《明史》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但是, 二诏对世宗的评价并没有忠于事实, 不能全面反应世宗一生的功过是非 。

嘉靖帝

为了扭转朝政, 高拱高瞻远瞩地从改革大局出发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据大胆而理智地否定二诏, 对世宗重新进行了评价,“我先帝以圣神御极,骏烈鸿猷,昭揭宇宙。”“先帝聪明睿智,允文允武,事无大小 , 悉洞烛其隐微。”赞扬“先帝,圣主也。”高拱对世宗的肯定与当年徐阶的“谤先帝”形成鲜明对比。高拱毫不避讳地将矛头指向徐阶,言:<strong> “当时之臣不以忠孝事君, 务行其私臆……”。

<strong>第二,力停大礼大狱建言得罪诸臣恤录

高拱首先指出, 君臣父子之纲常是国家的立国之根本, 而且明代历朝依然“君臣之义极严, 父子之恩笃”, 因而能够有效地号令天下, 以至于“治道迈隆古而陋近代”。接着, 在肯定世宗的同时, 批评一味的恤录, 指出“夫大礼先帝亲定,所以立万世君臣父子之极也。献皇尊号已正,《明伦大典》颁示天下已久矣。”而“议礼得罪者悉从褒显”的做法则是仇视先帝、离间嘉隆父子关系的不法行为, 背离了父子之义而伤害穆皇父子真情, 事实在一步步地践踏《明伦大典》, 影响皇权的权威和天子的核心精神统治。并且, 如高拱所言,“大狱及建言得罪诸臣, 岂无一人当其罪者?”这种一味的恤录本身存在形式主义缺陷, 是经不起推敲的 。

漫画大礼议

高拱复出掌吏部后, 曾对恤录“悉停格不行”, 但仍有大臣一如唐枢乞恩恤录, 这表明仅仅依靠就事论事的做法不足以彻底扭转局面, 必须采取有效手段予以禁止。于是, 高拱上言,“并往日所行之非 , 明白谕告天下, 以醒久迷之人心, 以开久涂之耳目。嗣后敢有务行己私, 扬先帝之过者, 皆以大不敬论 。”希望将停格恤录形成国家法律 , 进而从源头上予以纠正, 以彻底扭转全局 。

徐阶“议礼得罪者悉从褒显”的做法从根本上说是对大礼议的否定。“<strong>大礼议一方面是武宗猝死后实现皇权转移的必然 ,另一方面是嘉靖革新的前奏曲。”也就是说,大礼议是与嘉靖革新联系在一起的 。高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深刻的，而厉行禁止也是非常英明的抉择。高拱终于说服了穆宗, 就在高拱疏上第三天下旨 , 言:“大礼, 皇考圣断,可垂万世谏者本属有罪，其他谏言被遣诸臣亦岂皆无罪者?乃今不加甄别,尽行恤录,何以仰慰在天之灵?”

<strong>第三,复议方士王金等罪名

王金等方士在嘉靖后期地位举足轻重, 所以对他们的惩治不可或缺。嘉靖末年的清算是必要的、及时的。但高拱翻出当年对王金等人的判决, 却发现其中存在的荒谬。高拱认为, 王金“子弑父律罪”使世宗背上“不得正终”之恶名, 既损天子的威严, 也是封建人文伦理不为颂扬而极为避讳的。因而请求穆宗下诏重审王金等方士, 确正王金等罪名,“万死何足惜”。于是刑部会府部大臣及锦衣卫、科道官在承天门重审, 王金终于被改判 。

嘉靖帝为求长生，迷信方士

与停格恤录所上之疏一样, 高拱尽力改正扬先帝之过的做法 , 一再强调世宗为圣主明君, 给穆宗以安慰。而且晓以人间大义, 以父子亲情感化穆宗, 正常化嘉隆父子关系, 改变二诏政治对嘉隆父子关系的扭曲, 使穆宗正视父子这一人间真情,“父子之恩”, 从而正视先帝, 正视嘉靖政治, 包括大礼议和前期的革新求治等, 为高拱推行改革求得支持并创造有利环境。

四、高拱“尽反阶政”的评价：将隆庆朝政驶向正轨，为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础

徐阶的失败实际上是其所行新政的失败，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下，他并没有采取有效的举措进行革除, 虽没有继续严嵩的老路, 但局限性昭然若揭。徐阶新政的努力仍没有走出嘉靖后期的劝君模式, 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宫禁之事上, 缺乏更多的手段和措施以刷新政治, 或者只是“惟务养交固宠”。他缺少高拱整顿全局的勇气, 也缺少张居正的全局忧患意识。而且更大的问题是, 在徐阶主政时言路已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徐阶的多年为政仍旧没有改变百弊丛生的局面 , 正如张居正所言, 当时已是言路大坏、法度不行、纪纲不肃、上下姑息、诏令不行、盗贼蜂起、虏患日深、边事久废, 等等。

高拱选择遗诏作为突破口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纠正扬先帝之误,急刹为大礼议翻案的越轨车, 总体上肯定世宗, 肯定大礼议, 进而肯定嘉靖革新及其革新精神, 彻底否定二诏和二诏政治, 从而将隆庆朝政驶向了正轨。

高拱影视形象

史称高拱复出“尽反阶政”,然而高拱所为主要针对事而非针对人,即针对二诏政治而言而行。归纳起来, 二诏及其指导下的隆庆新政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 ,对世宗功过是非的盖棺定论缺乏深入全面的思考, 因而是不成熟的, 也与历史本来面目不相吻合; 第二, 对大礼大狱建言得罪诸臣的一概恤录存在形式主义缺陷, 并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这一行为本身是对大礼议的翻案 , 影响献皇帝系的稳定并牵涉嘉靖革新 ; 第三 , 对方士王金等人的量刑治罪波及世宗和穆宗, 乃至于大明王朝的统治威信, 使穆宗难以“对越二圣” , 先帝之志也就难以为继。 <strong>高拱“尽反阶政”是必不可少的 , 是积极而有建设性的。高拱肯定世宗 , 肯定大礼议,也就从事实上肯定了嘉靖革新,为其改革找到支点和依据。 从而为下一步全面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也因为此, 高拱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进行了全面改革 , 并且成效显著，也为其后的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础。

《明史》

《明通鉴》

《国榷》

《嘉靖以来首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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