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4 10:51:23 北朝考古

游牧的扩张

《史记·大宛列传》关于张骞的记载，以“凿空”一词闻名:

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关于“凿空”，已有汗牛充栋的文章加以探讨，不过大多出自华夏帝国的视角，说张骞在帝国西北频繁的冒险活动，打开了一条通往更广大的世界的孔道，由此，汉唐才有了“经略”西域，并通过丝路与更遥远的大秦（即罗马帝国治下的叙利亚）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的可能。

然而“凿空”一词换个角度看，其实也很恰切地道出了司马迁所代表的彼时华夏帝国统治阶层“世界观”的局限。你必须把自己看作一个内向的坚实实体，被一层坚硬的外壳包裹着，才会如此形象而贴切地选择“凿空”这个词，来表述张骞在边缘地带的活动。司马迁固然开创了在《史记》中为四邻“蛮夷”写“列传”的先例，显示了相当宽广的视野，但潜意识里强大的“中央帝国”意识形态，却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

事实上，华夏与周围广大世界的交流与互动，最晚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从未停息过。且撇开比较敏感的“中华文化西来说”不谈，早在公元前两千纪，广义的“西域”，也就是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大草原上的游牧人群，就曾在四处迁徙中与东亚、南亚、西亚等地的定居社会发生激烈碰撞。欧亚草原考古证实，古代印欧人一直很活跃，南俄草原的印欧人在草原地带发展壮大，驯化的家马和轮辐式双轮马车支持他们向更大、更远的地域扩张。这些游牧的印欧人早期即向东发展，到达南西伯利亚地区，并进入中国新疆。许倬云指出：

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前2500年，他们大概已经发展到用马拖动的工具。原始的马车是载重用的，人也用过牛来拉车、驴来拉车，轮子也是原始的两片大圆木，车子也不是很大。公元前2000年左右，大概马拉轻车已经成型了，快速的马车使得这个地区的人群活动范围扩大了……这些有马拉战车的印欧民族，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向外扩张。也许因为那个时候，亚欧大陆的气候正在开始小冰期，气候寒冷，本来水草丰美、足以繁殖牲口的地方，不足以维持那么多的人口了，于是这些人必须向外移动。（《中、欧古代文明的发展》，2012年10月12日《南方都市报》）

各支印欧人或进入外高加索至小亚、西亚，或入主中亚、南亚，或再次迁入新疆部分地区。古老的印度河文明就是在这一波雅利安人南迁中衰亡的，印度史诗《梨俱吠陀》中记载了雅利安人南侵的历史。

中国亦然。古代印欧人对新疆的影响就像波浪一样，很多次的迁徙一波又一波地到来。考古证据显示，公元前2000年前后，印欧人文化和中国西北远古文化在今天的哈密一带发生了碰撞和融合，这可以看作是两种文化最初的直接接触，其中某些因素还通过甘青地区影响到中原的夏商文化。

华夏与戎狄

根据王明珂的研究，甚至华夏帝国的形成本身，也是与北方或西北方游牧人群互动的结果。

形成华夏认同的最主要因素便是，公元前2000年至前500年左右发生在黄土高原之北的人类生态变化。也就是说，华夏的形成与黄土高原北方边缘人群之游牧化二者相生相成。这样的历史背景与人群分化，造成两千余年来帝制中国社会上层人群根深蒂固的定居文明偏见……（《游牧者的抉择》“前言”P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定居文明最重要的偏见之一，便是对游牧起源的解释，即基于农业社会人群的优越感，将游牧当作是人类由狩猎进化到农耕的一个中间阶段。然而，游牧脱离不了马，骑着马，牧人才可能控制大量羊群、利用远处的草场，而马的驯化以及作为主要坐骑，要到公元前2000年以后才成熟，因此早期欧亚草原上的人群过的并非游牧生活，而是从渔猎采集进至畜牧农耕，再进一步发展到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较为先进的农牧经济。游牧人群真正形成强大的势力，一般认为要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认为，欧亚草原东部“蛮族”迁移及入侵中国，与草原西部塞人的大迁徙有关，而两者都肇因于约公元前1000年欧亚草原上一个新经济社会形态的产生，那便是基于畜养大量驯养动物——特别是马——的游牧。而产生游牧的根本原因，俄国学者阿纳托利·哈扎诺夫直截了当地认为是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间的气候干冷化变迁。

具体到中国，王明珂指出，西周至春秋时的“戎狄”并非纯游牧人群，而是农、牧、狩猎兼营的混合经济人群。随着气候干冷化，北方混合经济人群南下争夺农牧资源，强化了南方周王朝诸侯国上层贵族之间的一体感，这便是华夏认同的萌芽。

“华”有众多或繁盛之意；“华夏”原与“诸夏”意义相同，都指的是一个多元联合体。秦人在周室东迁后“驱戎”，黄河中游、下游诸国的华夏认同意识逐渐增强，并相互奥援以对抗戎狄——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在驱戎之后，强大的华夏北方诸国更往北扩土，并建长城以维护之。此种种发展都意味着，华夏为一保护及垄断南方农业资源的认同群体；无论是实质的长城，或是作为华夏族群边界的“非我族类”概念，皆将“戎狄”排除于华夏之外。（《游牧者的抉择》P81）

这里讲到了秦人的“驱戎”对于形成“内诸夏而外夷狄”观念的重要性。许倬云进一步认为：

战国七雄，秦、赵、燕分别向北开拓。秦的开拓，收义渠（在今甘肃庆阳一带）诸“戎”及北地上郡，远到今日的河套地带。赵人开边，及于代北，进入今日内蒙古中部。燕人拓地千里，当已进入辽河流域。凡此开拓，历时大约不过两个世纪，中国华夏世界已侵略了北疆不下数千里的草原牧地！……从这些线索看来，激发草原族群“军事化”的动机，似乎还在对于华夏世界大规模侵略的反弹。（《我者与他者》P28，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秦灭六国，建立统一的秦帝国之后，对修长城的重视无以复加，显示其统治理念是对内强力控制，对外则建构坚固的边界。从秦朝建立到司马迁写《史记》，不过100年出头，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虽有松动，基础却未动摇，强调华夏认同与排斥“非我族类”，依然是汉帝国稳固自身统治之本。正是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背景下，将张骞在西域的活动称为“凿空”，恰恰印证了司马迁自身的悖论——既意识到更广袤的世界及帝国对其深入认识与接触的必要性，又不可能也不允许跳出“夷夏之辨”的窠臼。因此而“忘记”或有意忽略此前长达两千年既深且广的交流史，对司马迁而言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多米诺骨牌

张骞的故事既然与游牧部族有关，司马迁在讲述时自然要提到马。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

为了得到汗血种马，汉帝国不惜发动战争，终于如愿以偿引进千余匹，骑兵部队实力由此大增。此后匈奴败于汉朝，原因虽很复杂，当时汉军骑兵强大到能与最善骑射的游牧武士相抗衡甚至胜出的地步，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华夏帝国的视角看，军事力量的强大自然可以更好地“保家卫国”，并进一步扩张“生存空间”；而在边境滋扰、劫掠并不时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游牧部族，则最好能藉此一劳永逸地将其驱逐到遥远得不能再遥远的地方去。帝国是不会去考虑这样对于西域的“经营”，对世界上其他人群与地方会发生怎样的影响的。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引用公元前7世纪的诗人阿利司铁阿斯的叙事诗，讲述了早期铁器时代，即公元前8至前7世纪发生的一场草原民族大迁徙：

当时被波伊勃司所附体的阿利司铁阿斯一直来到伊赛多涅斯人（按：即伊塞顿人）的土地。在伊赛多涅斯人的那面住着独眼人种阿里玛斯波伊人，在阿里玛斯波伊人的那边住着看守黄金的格律普斯，而在这些人的那面又则又是领地一直伸张到大海的极北居民。除去叙佩尔波列亚人（按：即西伯利亚人）之外，所有这些民族，而首先是阿里玛斯波伊人，都一直不断地和相邻的民族作战；伊赛多涅斯人被阿里玛斯波伊人赶出了自己的国土，斯奇提亚人（按：即斯基泰人）又被伊赛多涅斯人所驱逐，而居住在南海（按：这里指黑海）之滨的奇姆美利亚人（按：即辛梅里安人）又因斯奇提亚人的逼侵而离开了自己的国土。（《希罗多德历史》P270-271，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一般认为，这里说的是盛产黄金的新疆阿尔泰山地区，控制该地金矿开采的山地牧人部族格律普斯，是以狮身鹰头的神兽格里芬来命名。而附近的独目人部族为了夺取黄金，经常与格里芬部族交战。然而独目人之所以开始驱赶伊塞顿人，其源头却是在中国发生的一次大规模逐戎事件。对照公元前7世纪前后的中国历史，可知当时正值春秋时代，秦成为诸侯国之后屡次逐戎，甚至有多位国君在对西戎的战争中战死。独目人部族很可能正是秦国驱逐的对象，却不料因此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流离失所的独目人不得不攻击伊塞顿人，伊塞顿人的故地被占后只好去打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再去打更西面的辛梅里安人……

这样的效应，在世界史上曾反复上演，只是中国的史书囿于观念和所能得到的见闻，不会去加以关注与记载罢了。回到汉帝国对匈奴的胜利，这次所引发的多米诺效应，知道的人要多得多。至公元153年后，匈奴完全从中国史书中消失。但据西方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研究，匈奴的精锐席卷了整个欧亚草原，一直到达多瑙河下游地区，一路击败、驱赶无数游牧部族，将他们裹挟西进，因此这时其族群人种构成也有了很大变化。西进的“匈人”建立了短命却极为强大的阿提拉帝国，这“上帝之鞭”给予衰败的罗马帝国以致命一击。

事实上，罗马帝国此前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蛮族的侵扰。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在《罗马与中国》一书中论证说，罗马帝国边境上发生的绝大多数战争，尤其是所谓野蛮人入侵的战争，都是由于遥远的东方如中国如波斯，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或发生政治动乱或出现贸易垄断，对承担大部分长途贸易职能的各游牧民族之生计造成巨大影响，迫使他们迁移和攻击更西方的民族，从而造成连锁反应，一直波及到罗马边境。“东方的战争、西方的侵扰，其原因皆归于商路的遮断。”仅以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这一时期为例：

每一次欧洲的蛮族起义都发生在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或是中国的“西域”战争之后。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里发生的事件有着十分精确的共同之处：紧接在罗马东部战争之后，无一例外地在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地区就有暴乱发生，而天山东部的战争也总是无一例外地引起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的多瑙河流域的骚乱……在罗马帝国东境的战争中，18次是以中国西域少数部族的战争为先导。而且，欧洲的40次暴乱中，有27次与汉朝的西域政策有关，或者至少与这个政策所引起的局势变化有关。（《罗马与中国》“前言”P7，大象出版社2009年1月版）

至少从该书所论看，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对西域的强力经营，不管当时如何成功（比如班超），但由于终归鞭长莫及，数十年后总难免惨淡收场；而这一收场，却往往只是一连串兵连祸结的世界性灾难的开始。南北朝时代，游牧部族柔然在中国（实为当时已进占中原并高度汉化的另一游牧部族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打击下西移，又不断承受新崛起的突厥的压力，于是联合波斯击灭嚈哒（即白匈奴），这一连串的移动，引发了中亚经过南俄的大规模族群迁徙，并造成阿瓦尔人在东欧的巨大冲击，一度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而唐帝国征服突厥后，西进的突厥余部先以塞尔柱突厥的名义灭波斯伽色尼王朝并控制阿拉伯帝国，后以奥斯曼土耳其的名义灭拜占庭帝国，是又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