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所說的理想國是為了什麼才存在的？
題圖一是一位書友發來的，理想君以《米沃什詞典》的獻詞頁作為回覆。
米沃什的作品陸續被引進，這本回憶錄多次加印。重讀《米沃什詞典》，摘錄部分，分享給各位。
名人的生活只是更多地被拿來展示而已。
他自殺的原因中有恐懼的成分，但更多是出於他對他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的厭惡。
聲名的本質在於它虛無縹緲。如果人們說到一個人的鼎鼎大名而不知其大名何以鼎鼎，那麼這個大名有什麼意義？
ADMIRATION(敬慕)
我敬慕過許多人。我一向自認為是一棵彎曲的樹，所以尊敬那些筆直的樹木。的確，我們應該記得聖誕節前出門去買聖誕樹的經驗。那一排排可愛的樹遠遠望去無不妙極，可就近一看，又沒有一棵正合我心。這棵太弱，那棵又彎了，另一棵又太矮，等等。看人亦如此。毫無疑問，某些人之所以給我留下高大的印象，是因為我對他們瞭解有限，而我對自己的缺陷又過於一清二楚。
不僅對我自己的缺陷，而且對我生活圈子裡其他詩人、畫家的缺陷，我也一目瞭然。藝術與某種遺傳缺陷之間的關聯，與某種無能、異常或疾病的關聯，幾乎已成公理。作家和藝術家們的傳記揭示了這種關聯。舉目四周，朋友和熟人們的生活經歷更令我對此確信無疑。
然而，人們也許會懷疑，這種聯繫只是視角不同產生的錯覺。倘若我們對那些最平常的人做一番仔細的探察，其結果或許是，“正常”在他們中間也像在文學、藝術領域裡那些知名個體中間一樣稀少。名人的生活只是更多地被拿來展示而已。
我就是這樣安慰我自己的。但這種想法並不妨礙我去尋索那些高於我的個體，因為他們不曾被扭曲。在分析的最後，無論對錯，我還必須寫下，我敬慕的能力屬於加分而不是減分。
切斯瓦夫·米沃什
AFTERALL(終究)
終究，我還是到處旅行過了。有些旅行出自我本人的意願，但主要還是由環境促成，我因此到過世界上很多地方。在我還是維爾諾一名高中生的時候，我曾試圖從有關俄國戰爭革命的圖片中理出個頭緒來；在那之外，一切都是未來，是個無法兌現的誓約。在法國、意大利、瑞士、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一個又一個，簡直數不清——然後是北美和中美洲，我在旅途中體驗過多少情感，它們有好有壞。
所以我算部分地完成了我冒險家父親的期望，雖然我從未真正成為一個國家和地域的收集者(這與我的浪漫幻想無關)，因為生活對我有太多的苛求。不管怎樣，在一個變化有增無減的時代，世紀之初還顯得遙遠陌生的事物，隨著歲月的推移，變成了家常便飯。
我的先輩們很少跨出他們祖居的基日達尼地區半步，去走訪一下我們的城市，如維爾諾或里加(Riga)。但是我父親，甚至在去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之前，便從一趟穿越波羅的海地區的旅行中帶回了一些有關1910年歐洲的見聞。翻看他的荷蘭影集，我會研究阿姆斯特丹的運河，就像我研究他1913年攝於葉尼塞河口的照片，照片中他站在弗裡特約夫·南森的蒸汽船甲板上。
我小時候沒什麼照片可看。我對外國的想象建立在圖片和木刻版畫上——例如儒勒·凡爾納和梅恩·裡德作品的插圖。不過那時電影院已經開始放電影了。
梅恩·裡德《無頭騎士》插圖
我到過許多城市、許多國家，但沒有養成世界主義的習慣。相反，我保持著一個小地方人的謹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中住下，我不喜歡冒險走出我居住的區域。這樣，每天我就只好看那些一樣的東西。這表明我害怕被打碎，害怕失去我的中心、我的精神家園。
但是對此我也多少可以另外解釋一番。我們畢生塑造我們的個人神話，越是早年的事其影響越持久。我越是遠離家鄉(我要說，加利福尼亞離我的家鄉可是夠遠的)，我越要找到與那個來自謝泰伊涅和維爾諾的故我的關聯。我以此解釋我何以要緊緊抓住波蘭語不放。這種選擇看起來既可愛又愛國，但說實話我是把自己關進了自己的堡壘，並且拉起了吊橋：讓別人在外面鬧嚷吧。我對被認可的需要——誰不需要被認可？——並沒有強大到足以將我誘惑到外面的世界並促使我改用英文寫作。我被另外的東西所召喚。
一戰期間，切斯瓦夫·米沃什與母親在俄國
AMBITION(抱負)
它在受傷時就會凸顯出來。由於傷害它的原因足夠多，我們必須始終有辦法來應對它。我們整個社會際遇的戲劇都取決於它；它是牽引我們一出出悲喜鬧劇的幕後力量。
關於我自己，可以說，我既曾高居峰頂，也曾落身谷底。在峰頂，抱負稍許得以放鬆，這是成功的一個好處。在谷底，事實證明，由於無從選擇，一點小小的成功就能成為安慰。不止一位不成功的藝術家被這個或那個半瓶子醋捧暈了頭，不止一位地方機關小職員為他收集的郵票沾沾自喜。
說到底，抱負就是叔本華的意志，一種等同於生物學意義上的恐懼與驅動的力量。然而不是有了意志便萬事俱備，搞體育的都明白日常強力訓練的巨大意義。把自己打開，徹底放鬆，舒舒服服處於某種消極狀態，讓身體和諧運轉。在詩歌寫作上，尤其需要這樣；用強力是沒有用的，天助不會管我們當得起當不起。一方面要奮力爭取認可與聲譽，另一方面又要創造出能夠為自己博得聲譽的東西，這兩者是一對矛盾。
多年一直身處谷底，在一個傳授不為人知的小語種的無關緊要的系裡當一名教授，我從一些微末的小事中找到樂趣，這化解了我壯志不得酬的愁悶。
與“災禍派”詩社友人特奧爾多·布日尼茨基(左) 編寫電臺廣播稿，1936年，維爾諾
ANONYMOUSLETTERS(匿名信)
“人們不喜歡你，米沃什先生。”這是一個匿名來信者的話，附在他寄給我的文章複印件之後。這篇寫我的文章頗讓人討厭，發表在波蘭流亡者的報紙上。他這話說得倒沒錯，因為除了一小撥人，從來沒有人喜歡我。我們沒有理由肯定我們自己正確。但我的敵人們，那些經常給我寫匿名信，或朝我放暗箭的人們，相信他們自己是正確的。
首先，我渾身的毛病讓人很難把我擺放到一個受崇拜的位置上，儘管這方面有明顯的社會需要。其次，我時常在臧否人物時出言不遜，噴發出我的嗜血天性，現如今我覺得那純粹是粗魯無禮。第三，自打我寫作生涯開始，被我開罪和拒絕過的人就指責我傲慢自大，他們的指責已經成為我的家常便飯。想一想，竟有那麼多人通過寫作、畫畫、做雕塑加入了爭吵。等級觀念禁止人們讚揚那些在他們看來不值得讚揚的成果，但一想到某位詩人——比如說，他把一首新詩送給我，他為他的詩感到驕傲，期望得到我的讚揚——我還是會痛苦。我面臨著選擇：我可以寫信告訴他他的詩寫得不好，或者我就不回應。這事不是我編的，我就是這樣傷了亞歷山大·揚塔(AleksanderJanta)，我們的友誼就這樣走到了盡頭。
切斯瓦夫·米沃什
BLASPHEMY(褻瀆)
這裡指對一般認為神聖的事物的公開褻瀆。這應該被稱作sacrilegium，但波蘭語中沒有sacrilege(瀆聖)這樣的詞 ;它只有 bluźnierstwo 一詞。Świętokradztwo 可能是一個近義詞，但從詞源學上說太近於 “偷盜”的意思。畢竟，一個人可以褻瀆神聖而不必偷走教堂裡的法器。
用最惡劣的大不敬語彙攻擊上帝已得到公眾的允許，有人甚至認為這是一種表達尊敬的新方式。然而我不得不應付另一種大不敬，我有過政治意義上的瀆聖之舉。
20世紀的人民群眾對口號很敏感。在他們看來那不是宣傳，而是顯而易見的真理，只有瘋子才會對它有所懷疑。一個德國人如果質疑元首奉天承運，他就必然是個瘋子。會將一個俄國異議分子送入精神病院的看來也不只是當局，更是公眾的呼聲。
我在波蘭感受過集體信仰的力量。這種信仰一天比一天堅定，因為人民所信仰的東西不容討論，就像我們並不討論我們呼吸的空氣。波蘭人民共和國綜合出一套適於當地情況的特殊理論供人們信奉。其首要論點是關於現有國家事務的持久性，這是由地緣政治決定的。其次，是不管現在還是將來，真正的權力中心永遠是莫斯科。大劑量的愛國主義得到了有力貫徹：工業化，保衛國家免受西邊德國人的侵擾，作為民族文化推動者的國家。我所隸屬的擁有特權的作家與藝術家集團培養出了自己對這種意識形態的異化解讀，他們自誇重新獲得了自由，並且運用這一自由來為國家添磚加瓦。
對公共生活的日常參與以及某種集體熱情，能夠幫助一個人保持其聲稱的信念。待在國外，我得以從外部觀察這些習俗並發現那些縮在坩堝裡的人們從自己身上發現不了的東西。即使這樣，當我與華沙政府決裂並寫出《被禁錮的頭腦》，我還是強烈地感到我幹了一件不體面的事，我破壞了每一個人都接受的遊戲規則，甚至可以說，我踐踏了某種神聖的東西，我是在褻瀆。那些對我口誅筆伐的華沙同行並不僅是在表達他們的恐懼(像斯沃尼姆斯基和伊瓦什凱維奇所做的那樣)，在某些情況下，還表達了他們作為作家發自內心的憤慨。
加烏琴斯基在他的《致叛徒的詩》中寫道：“我以我母親和華沙的名義發誓，這事依然使我痛苦。”卡齊米日·布蘭迪斯在其小說《在他被遺忘之前》中，創造了一個有道德缺陷的人物，因為只有這樣的人才會與“進步陣營”相決絕。
由於全巴黎的知識分子都相信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迅速勝利和斯大林的天才，像我這樣的孤獨者的聲音只能屬於自毀城牆那一種，任何腦筋正常的人都不會如此行事。天哪，我沒有任何道德優越感來捍衛我自己，因為一個褻瀆者從社會團體中被驅逐出去時不會享受到任何樂趣。
後來在伯克利，我徹底見識了左派烏合之眾的思想和他們以政治正確為形式的思想成果。但是，1990年的華沙，情況也是如此：說俄國共產主義是與納粹主義一樣的犯罪制度，就激起了那麼憤怒的狂潮，這使你不得不懷疑，人們在其層層籠罩的潛意識之下，還存留著對這一偶像的心理依附。
流亡巴黎的米沃什，1957年
DISGUST(厭惡)
是約瑟夫·恰普斯基給我講的這個俄國革命時期的故事。在火車站的自助餐廳裡，一個人在吃晚餐。其服飾、舉止使他區別於周圍的環境，他顯然屬於戰前的俄國知識界。他引起了坐在餐廳裡的幾個流氓的注意。他們走到他的桌子邊，開始嘲笑他，最後還向他的湯裡吐痰。這個人根本沒有反抗，也沒想把那幾個鬧事者趕走。場面持續了很長時間。突然，他從兜裡掏出一把左輪手槍，把槍管插進嘴裡，開槍打死了自己。
很明顯，他在此遭遇的事情，是往一盞已盛滿厭惡的水杯中投下的最後一滴，那些醜惡行徑在他心裡引起的厭惡已達到極限。不用說，他細膩敏感，在一個溫文爾雅的環境中長大，受到較好的保護，遠離社會底層習以為常的殘酷的現實。那種殘酷和庸俗隨著革命翻騰到了生活的表層，變成了蘇維埃的生活品質。
到1939年，維爾諾和利沃夫的人們忽然發現了這種生活的灰暗和醜惡。關於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納齊·維特凱維奇的自殺，我的觀點也許聳人聽聞：他自殺的原因中有恐懼的成分，但更多是出於他對他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的厭惡。這一點他寫進了小說《告別秋天》的最後幾章。
喬治·奧威爾不曾讀過維特凱維奇的小說，卻在《一九八四》中用同樣的筆調描述了新秩序統治之下的日常生活：灰暗，四處塵垢，了無生趣，還有從廉價自助餐廳飄出的氣味。將這種感受劃入美學範疇並不會使事情好轉。我們最好想一想，在人類的生存中有什麼是無法忍受的，而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無法忍受的因素全彙集到一起。這樣一想我們便會得出結論：有必要保護人類，需要的話，甚至應該用幻想的蠶繭將人類裹在其中。
FAME(聲名)
倘若把自己從芸芸眾生中分離出來，從某個高度俯瞰，那麼夢想成名這一人類的愚行就會顯得可悲並且值得同情。儘管有人無此弱點，這事還是讓我們感到驚奇。很久以前，一個人有可能知名於鄰里，知名於鄉間，知名於他生活的那個縣。那時沒有報紙、廣播和電視來傳播某人的不同凡響，雖然時常也有壯漢、怪人和傾國傾城的美人兒，聲名遠播至本縣以外。
比如說，饕餮怪物比托夫特(Bitowt)便在整個立陶宛鼎鼎有名。另一位老爺，帕什凱維奇(Paszkiewicz)，或者叫帕什卡(Poszka)，名聲略遜。他用立陶宛語寫詩歌頌他莊園裡的一棵橡樹，為這棵樹取名為鮑伯利斯(Baublis)。不過這棵橡樹的大名還真的留傳了下來，密茨凱維支將它寫入《塔杜施先生》，使之名垂後世。歌謠總能使一些名字成為不朽，即使是那些不起眼兒的希臘小國國王的名字，也因《伊利亞特》而永存。他們往往是些戰爭英雄，儘管由於荷馬我們也記住了海倫和卡珊德拉的名字。
荷馬和他的嚮導
自從個體的人變成億萬大眾的一員，並且與大眾一樣無名無姓，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在報紙上、銀幕上看到影星和運動員，他感到自己的籍籍無名是一種痛苦。他渴望以某種形式顯示自己的獨特存在，這可能成為一種真正的激情，為此人們會採取不同的方式。“我在這兒!”他在一本發行量極小的薄薄的詩集中這樣喊道；他寫下意在為自己打開知名度的小說；我們或者也可以猜測，那些異常之舉，包括犯罪，往往是為了吸引別人的注意力到行為者的身上。
然而，這種遊戲與其說是他與大眾人群之間的關係，毋寧說是他與他身邊的環境，他的家庭、同學、所歸屬的職業圈之間的關係。我不妨在此說說我自己的經驗，說說我在維爾諾求學和文學活動的開始。
在預科學校，我的作文好像寫得還不錯，但我已記不得什麼了，除了早年間對生物學的興趣。我也曾在一次文學比賽中獲獎，憑的好像是一首十四行詩，但對此，我仍是零記憶。然後是上大學，寫作班，“災禍派”，急切地希望博得同行的讚許。這種讚許是我所需要的。至於那些不懂詩歌的公眾，我為什麼要在乎他們怎麼看呢？我想要得到的是行家對我價值的肯定。我曾將行家這一頭銜贈予我的幾位朋友。
渴望得到認可是人的基本需要，你可以從這個入手來研究各個不同的社會，問一問人們都用什麼手段來確保其雄心的實現——爵位、榮銜、封地、金錢？交戰的士兵勇於拼殺，難道不是出於這樣一種心理：在自己的隊伍中即使不能爭先，至少不能落後？
聲名的本質在於它虛無縹緲。如果人們說到一個人的鼎鼎大名而不知其大名何以鼎鼎，那麼這個大名有什麼意義？說到底，這就是每一座大城市裡的大多數紀念碑的命運；它們變成了符號，而內容卻蒸發了。人的數量越多，越能見出聲名的專業侷限性；這就是說，一位天體物理學家會知名於其他天體物理學家，一名登山家會知名於其他攀登過眾多山峰的人們，一個象棋大師會知名於其他象棋大師。
多元的文明唆使人們區隔成不同的小團體、俱樂部、小圈子、秘密社團的分會、詩歌讀者會，甚至更狹窄：俳句愛好者或五行打油詩愛好者、攝影師或皮划艇賽手。當然，諾貝爾獎會帶來某種規模的聲望，但一個人不應該忘記，相對而言只有極少數人明白為什麼某人會獲獎，因為在人群當中，詩歌讀者的比例並不大——不同國家的詩歌讀者群也只是略大一點或略小一點。
《帕特森》
HATRED(仇恨)
我一生中曾受到鄙視，曾取得勝利。我的敵人曾編造一些關於我的可憎之事，他們其實是愚弄了自己，我相信時光將顯明這一點。我曾等待這一刻。最讓我感興趣的，是我們的形象在自己眼中和在他人眼中的不同。很明顯，我們美化自己，而我們的對手要在我們身上打擊哪怕是他們想象出來的弱點。
我揣摩我的肖像，它浮現於別人的仇恨之歌中，有詩歌也有散文：一個幸運兒。事事順當的那種人。不可思議地狡詐。自我陶醉。愛錢。沒有一絲一毫的愛國情感。對祖國冷漠於心。賣國只賣個手提箱的價。衰弱無能。一個關心他的藝術而不關心人民的唯美派。可收買的人。沒有見識(他寫了《被禁錮的頭腦》)。不道德的個人生活(追逐利用女人)。蔑視他人。傲慢自大。等等。
對我性格的這番描述，常常還有我的一系列可恥行徑作為佐證。但最令人吃驚的是，這樣刻畫出來的卻是一個強壯、精明的人，而我知道自己的弱點所在，我更傾向於把自己看做各種慣性思維的混亂纏結，一個在迷霧中喝醉的孩子。我也傾向於同意我的敵人所說的，我的目空一切源於我不能順從主流，因為在我的身體之中那個禮貌待人的童軍少年依然頗為堅定地活著。我是真的堅決譴責學校裡因我而起的流言蜚語。而在我每一個有違社會規範的行為中，我都發現了爭吵的樂趣並能從中得到心理平衡。
我傾向於作瑣細而無用的分析，傾向於delectatiomorosa(拘泥的快樂)，這是僧侶們尋求受虐樂趣的標誌，比如說當他們回憶起所有的罪孽。這一點與我所聲稱的長處相悖。說這是驕傲並不準確。至於說傲慢，盡人皆知那通常只是羞怯的面具。我從未落入政治警察之手，這算是我的一大幸運。一個能幹的審訊者會很快猜出我常有的愧疚感，並且利用這一點，把我引向懺悔，對他所提出的一切罪行來一個徹底悔悟。有太多類似的不幸之人就這麼完了。我為他們深感難過。
波蘭地下抵抗組織的三位作家(左起)：耶日·安德熱耶夫斯基、米沃什、卡齊米日，1941年
1. 《被禁錮的頭腦》
2. 《站在人這邊》
3. 《詩的見證》
4. 《路邊狗》
5. 《烏爾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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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沃什詞典
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人生之書——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的一生是一個驚人的故事，美國桂冠詩人羅伯特·哈斯稱其為“20世紀最重要與最恐怖事件的目擊者”，本書是米沃什進入生命最後階段的回顧與總結，吸收他的時代的美好與糟粕，以毫不妥協的敏銳洞察與博學詼諧寫就的人生之書。
比《被禁錮的頭腦》更為深邃廣博的精神地圖——在很長一個時期內米沃什以《被禁錮的頭腦》的作者而知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更多人才知道他是一位世界級的大詩人。米沃什說，他用幾本書（《被禁錮的頭腦》、《權力的攫取》等）履行自己的義務之後，便不在繼續往前走，因為“意識到另一重召喚”，深知自己必須在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下寫作。《米沃什詞典》展開了米沃什深邃廣袤的精神地圖，揭示其創作與反叛的源泉。
為20世紀曆史文化立傳，以文學作為永恆的紀念——米沃什為其開列詞條加以描述的人物、事件、地域、主題，在《詞典》中呈現為一幅幅難忘的素描，充滿生動細節與敏銳判斷：將波伏瓦、加繆、陀思妥耶夫斯基、弗羅斯特、愛德華·霍珀、阿瑟·庫斯勒……置於審視之下，接受回憶的召喚，對更廣泛的主題進行反思，這一切共同構成了米沃什本人獨特迷人的自畫像。
針對偏僻典故細緻加註，呈現20世紀“另一個歐洲”——作者回憶龐雜淵博，記述旁徵博引。關於波蘭、東歐的歷史文化知識、人物背景典故，本書針對那些既不熟知於英語世界，對國內讀者也頗為偏僻的，增加大量註腳，並添加“詞條檢索目錄”，附錄完整“米沃什年表”及“主要著作年表”，並收入作者早年珍貴照片，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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