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所说的理想国是为了什么才存在的？
题图一是一位书友发来的，理想君以《米沃什词典》的献词页作为回复。
米沃什的作品陆续被引进，这本回忆录多次加印。重读《米沃什词典》，摘录部分，分享给各位。
名人的生活只是更多地被拿来展示而已。
他自杀的原因中有恐惧的成分，但更多是出于他对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厌恶。
声名的本质在于它虚无缥缈。如果人们说到一个人的鼎鼎大名而不知其大名何以鼎鼎，那么这个大名有什么意义？
ADMIRATION(敬慕)
我敬慕过许多人。我一向自认为是一棵弯曲的树，所以尊敬那些笔直的树木。的确，我们应该记得圣诞节前出门去买圣诞树的经验。那一排排可爱的树远远望去无不妙极，可就近一看，又没有一棵正合我心。这棵太弱，那棵又弯了，另一棵又太矮，等等。看人亦如此。毫无疑问，某些人之所以给我留下高大的印象，是因为我对他们了解有限，而我对自己的缺陷又过于一清二楚。
不仅对我自己的缺陷，而且对我生活圈子里其他诗人、画家的缺陷，我也一目了然。艺术与某种遗传缺陷之间的关联，与某种无能、异常或疾病的关联，几乎已成公理。作家和艺术家们的传记揭示了这种关联。举目四周，朋友和熟人们的生活经历更令我对此确信无疑。
然而，人们也许会怀疑，这种联系只是视角不同产生的错觉。倘若我们对那些最平常的人做一番仔细的探察，其结果或许是，“正常”在他们中间也像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那些知名个体中间一样稀少。名人的生活只是更多地被拿来展示而已。
我就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但这种想法并不妨碍我去寻索那些高于我的个体，因为他们不曾被扭曲。在分析的最后，无论对错，我还必须写下，我敬慕的能力属于加分而不是减分。
切斯瓦夫·米沃什
AFTERALL(终究)
终究，我还是到处旅行过了。有些旅行出自我本人的意愿，但主要还是由环境促成，我因此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在我还是维尔诺一名高中生的时候，我曾试图从有关俄国战争革命的图片中理出个头绪来；在那之外，一切都是未来，是个无法兑现的誓约。在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一个又一个，简直数不清——然后是北美和中美洲，我在旅途中体验过多少情感，它们有好有坏。
所以我算部分地完成了我冒险家父亲的期望，虽然我从未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域的收集者(这与我的浪漫幻想无关)，因为生活对我有太多的苛求。不管怎样，在一个变化有增无减的时代，世纪之初还显得遥远陌生的事物，随着岁月的推移，变成了家常便饭。
我的先辈们很少跨出他们祖居的基日达尼地区半步，去走访一下我们的城市，如维尔诺或里加(Riga)。但是我父亲，甚至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前，便从一趟穿越波罗的海地区的旅行中带回了一些有关1910年欧洲的见闻。翻看他的荷兰影集，我会研究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就像我研究他1913年摄于叶尼塞河口的照片，照片中他站在弗里特约夫·南森的蒸汽船甲板上。
我小时候没什么照片可看。我对外国的想象建立在图片和木刻版画上——例如儒勒·凡尔纳和梅恩·里德作品的插图。不过那时电影院已经开始放电影了。
梅恩·里德《无头骑士》插图
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中住下，我不喜欢冒险走出我居住的区域。这样，每天我就只好看那些一样的东西。这表明我害怕被打碎，害怕失去我的中心、我的精神家园。
但是对此我也多少可以另外解释一番。我们毕生塑造我们的个人神话，越是早年的事其影响越持久。我越是远离家乡(我要说，加利福尼亚离我的家乡可是够远的)，我越要找到与那个来自谢泰伊涅和维尔诺的故我的关联。我以此解释我何以要紧紧抓住波兰语不放。这种选择看起来既可爱又爱国，但说实话我是把自己关进了自己的堡垒，并且拉起了吊桥：让别人在外面闹嚷吧。我对被认可的需要——谁不需要被认可？——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将我诱惑到外面的世界并促使我改用英文写作。我被另外的东西所召唤。
一战期间，切斯瓦夫·米沃什与母亲在俄国
AMBITION(抱负)
它在受伤时就会凸显出来。由于伤害它的原因足够多，我们必须始终有办法来应对它。我们整个社会际遇的戏剧都取决于它；它是牵引我们一出出悲喜闹剧的幕后力量。
关于我自己，可以说，我既曾高居峰顶，也曾落身谷底。在峰顶，抱负稍许得以放松，这是成功的一个好处。在谷底，事实证明，由于无从选择，一点小小的成功就能成为安慰。不止一位不成功的艺术家被这个或那个半瓶子醋捧晕了头，不止一位地方机关小职员为他收集的邮票沾沾自喜。
说到底，抱负就是叔本华的意志，一种等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恐惧与驱动的力量。然而不是有了意志便万事俱备，搞体育的都明白日常强力训练的巨大意义。把自己打开，彻底放松，舒舒服服处于某种消极状态，让身体和谐运转。在诗歌写作上，尤其需要这样；用强力是没有用的，天助不会管我们当得起当不起。一方面要奋力争取认可与声誉，另一方面又要创造出能够为自己博得声誉的东西，这两者是一对矛盾。
多年一直身处谷底，在一个传授不为人知的小语种的无关紧要的系里当一名教授，我从一些微末的小事中找到乐趣，这化解了我壮志不得酬的愁闷。
与“灾祸派”诗社友人特奥尔多·布日尼茨基(左) 编写电台广播稿，1936年，维尔诺
ANONYMOUSLETTERS(匿名信)
“人们不喜欢你，米沃什先生。”这是一个匿名来信者的话，附在他寄给我的文章复印件之后。这篇写我的文章颇让人讨厌，发表在波兰流亡者的报纸上。他这话说得倒没错，因为除了一小拨人，从来没有人喜欢我。我们没有理由肯定我们自己正确。但我的敌人们，那些经常给我写匿名信，或朝我放暗箭的人们，相信他们自己是正确的。
首先，我浑身的毛病让人很难把我摆放到一个受崇拜的位置上，尽管这方面有明显的社会需要。其次，我时常在臧否人物时出言不逊，喷发出我的嗜血天性，现如今我觉得那纯粹是粗鲁无礼。第三，自打我写作生涯开始，被我开罪和拒绝过的人就指责我傲慢自大，他们的指责已经成为我的家常便饭。想一想，竟有那么多人通过写作、画画、做雕塑加入了争吵。等级观念禁止人们赞扬那些在他们看来不值得赞扬的成果，但一想到某位诗人——比如说，他把一首新诗送给我，他为他的诗感到骄傲，期望得到我的赞扬——我还是会痛苦。我面临着选择：我可以写信告诉他他的诗写得不好，或者我就不回应。这事不是我编的，我就是这样伤了亚历山大·扬塔(AleksanderJanta)，我们的友谊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切斯瓦夫·米沃什
BLASPHEMY(亵渎)
这里指对一般认为神圣的事物的公开亵渎。这应该被称作sacrilegium，但波兰语中没有sacrilege(渎圣)这样的词 ;它只有 bluźnierstwo 一词。Świętokradztwo 可能是一个近义词，但从词源学上说太近于 “偷盗”的意思。毕竟，一个人可以亵渎神圣而不必偷走教堂里的法器。
用最恶劣的大不敬语汇攻击上帝已得到公众的允许，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表达尊敬的新方式。然而我不得不应付另一种大不敬，我有过政治意义上的渎圣之举。
20世纪的人民群众对口号很敏感。在他们看来那不是宣传，而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只有疯子才会对它有所怀疑。一个德国人如果质疑元首奉天承运，他就必然是个疯子。会将一个俄国异议分子送入精神病院的看来也不只是当局，更是公众的呼声。
我在波兰感受过集体信仰的力量。这种信仰一天比一天坚定，因为人民所信仰的东西不容讨论，就像我们并不讨论我们呼吸的空气。波兰人民共和国综合出一套适于当地情况的特殊理论供人们信奉。其首要论点是关于现有国家事务的持久性，这是由地缘政治决定的。其次，是不管现在还是将来，真正的权力中心永远是莫斯科。大剂量的爱国主义得到了有力贯彻：工业化，保卫国家免受西边德国人的侵扰，作为民族文化推动者的国家。我所隶属的拥有特权的作家与艺术家集团培养出了自己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异化解读，他们自夸重新获得了自由，并且运用这一自由来为国家添砖加瓦。
对公共生活的日常参与以及某种集体热情，能够帮助一个人保持其声称的信念。待在国外，我得以从外部观察这些习俗并发现那些缩在坩埚里的人们从自己身上发现不了的东西。即使这样，当我与华沙政府决裂并写出《被禁锢的头脑》，我还是强烈地感到我干了一件不体面的事，我破坏了每一个人都接受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说，我践踏了某种神圣的东西，我是在亵渎。那些对我口诛笔伐的华沙同行并不仅是在表达他们的恐惧(像斯沃尼姆斯基和伊瓦什凯维奇所做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还表达了他们作为作家发自内心的愤慨。
加乌琴斯基在他的《致叛徒的诗》中写道：“我以我母亲和华沙的名义发誓，这事依然使我痛苦。”卡齐米日·布兰迪斯在其小说《在他被遗忘之前》中，创造了一个有道德缺陷的人物，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与“进步阵营”相决绝。
由于全巴黎的知识分子都相信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胜利和斯大林的天才，像我这样的孤独者的声音只能属于自毁城墙那一种，任何脑筋正常的人都不会如此行事。天哪，我没有任何道德优越感来捍卫我自己，因为一个亵渎者从社会团体中被驱逐出去时不会享受到任何乐趣。
后来在伯克利，我彻底见识了左派乌合之众的思想和他们以政治正确为形式的思想成果。但是，1990年的华沙，情况也是如此：说俄国共产主义是与纳粹主义一样的犯罪制度，就激起了那么愤怒的狂潮，这使你不得不怀疑，人们在其层层笼罩的潜意识之下，还存留着对这一偶像的心理依附。
流亡巴黎的米沃什，1957年
DISGUST(厌恶)
是约瑟夫·恰普斯基给我讲的这个俄国革命时期的故事。在火车站的自助餐厅里，一个人在吃晚餐。其服饰、举止使他区别于周围的环境，他显然属于战前的俄国知识界。他引起了坐在餐厅里的几个流氓的注意。他们走到他的桌子边，开始嘲笑他，最后还向他的汤里吐痰。这个人根本没有反抗，也没想把那几个闹事者赶走。场面持续了很长时间。突然，他从兜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把枪管插进嘴里，开枪打死了自己。
很明显，他在此遭遇的事情，是往一盏已盛满厌恶的水杯中投下的最后一滴，那些丑恶行径在他心里引起的厌恶已达到极限。不用说，他细腻敏感，在一个温文尔雅的环境中长大，受到较好的保护，远离社会底层习以为常的残酷的现实。那种残酷和庸俗随着革命翻腾到了生活的表层，变成了苏维埃的生活品质。
到1939年，维尔诺和利沃夫的人们忽然发现了这种生活的灰暗和丑恶。关于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的自杀，我的观点也许耸人听闻：他自杀的原因中有恐惧的成分，但更多是出于他对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厌恶。这一点他写进了小说《告别秋天》的最后几章。
乔治·奥威尔不曾读过维特凯维奇的小说，却在《一九八四》中用同样的笔调描述了新秩序统治之下的日常生活：灰暗，四处尘垢，了无生趣，还有从廉价自助餐厅飘出的气味。将这种感受划入美学范畴并不会使事情好转。我们最好想一想，在人类的生存中有什么是无法忍受的，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无法忍受的因素全汇集到一起。这样一想我们便会得出结论：有必要保护人类，需要的话，甚至应该用幻想的蚕茧将人类裹在其中。
FAME(声名)
倘若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从某个高度俯瞰，那么梦想成名这一人类的愚行就会显得可悲并且值得同情。尽管有人无此弱点，这事还是让我们感到惊奇。很久以前，一个人有可能知名于邻里，知名于乡间，知名于他生活的那个县。那时没有报纸、广播和电视来传播某人的不同凡响，虽然时常也有壮汉、怪人和倾国倾城的美人儿，声名远播至本县以外。
比如说，饕餮怪物比托夫特(Bitowt)便在整个立陶宛鼎鼎有名。另一位老爷，帕什凯维奇(Paszkiewicz)，或者叫帕什卡(Poszka)，名声略逊。他用立陶宛语写诗歌颂他庄园里的一棵橡树，为这棵树取名为鲍伯利斯(Baublis)。不过这棵橡树的大名还真的留传了下来，密茨凯维支将它写入《塔杜施先生》，使之名垂后世。歌谣总能使一些名字成为不朽，即使是那些不起眼儿的希腊小国国王的名字，也因《伊利亚特》而永存。他们往往是些战争英雄，尽管由于荷马我们也记住了海伦和卡珊德拉的名字。
荷马和他的向导
自从个体的人变成亿万大众的一员，并且与大众一样无名无姓，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在报纸上、银幕上看到影星和运动员，他感到自己的籍籍无名是一种痛苦。他渴望以某种形式显示自己的独特存在，这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激情，为此人们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我在这儿!”他在一本发行量极小的薄薄的诗集中这样喊道；他写下意在为自己打开知名度的小说；我们或者也可以猜测，那些异常之举，包括犯罪，往往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到行为者的身上。
然而，这种游戏与其说是他与大众人群之间的关系，毋宁说是他与他身边的环境，他的家庭、同学、所归属的职业圈之间的关系。我不妨在此说说我自己的经验，说说我在维尔诺求学和文学活动的开始。
在预科学校，我的作文好像写得还不错，但我已记不得什么了，除了早年间对生物学的兴趣。我也曾在一次文学比赛中获奖，凭的好像是一首十四行诗，但对此，我仍是零记忆。然后是上大学，写作班，“灾祸派”，急切地希望博得同行的赞许。这种赞许是我所需要的。至于那些不懂诗歌的公众，我为什么要在乎他们怎么看呢？我想要得到的是行家对我价值的肯定。我曾将行家这一头衔赠予我的几位朋友。
渴望得到认可是人的基本需要，你可以从这个入手来研究各个不同的社会，问一问人们都用什么手段来确保其雄心的实现——爵位、荣衔、封地、金钱？交战的士兵勇于拼杀，难道不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在自己的队伍中即使不能争先，至少不能落后？
声名的本质在于它虚无缥缈。如果人们说到一个人的鼎鼎大名而不知其大名何以鼎鼎，那么这个大名有什么意义？说到底，这就是每一座大城市里的大多数纪念碑的命运；它们变成了符号，而内容却蒸发了。人的数量越多，越能见出声名的专业局限性；这就是说，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会知名于其他天体物理学家，一名登山家会知名于其他攀登过众多山峰的人们，一个象棋大师会知名于其他象棋大师。
多元的文明唆使人们区隔成不同的小团体、俱乐部、小圈子、秘密社团的分会、诗歌读者会，甚至更狭窄：俳句爱好者或五行打油诗爱好者、摄影师或皮划艇赛手。当然，诺贝尔奖会带来某种规模的声望，但一个人不应该忘记，相对而言只有极少数人明白为什么某人会获奖，因为在人群当中，诗歌读者的比例并不大——不同国家的诗歌读者群也只是略大一点或略小一点。
《帕特森》
HATRED(仇恨)
我一生中曾受到鄙视，曾取得胜利。我的敌人曾编造一些关于我的可憎之事，他们其实是愚弄了自己，我相信时光将显明这一点。我曾等待这一刻。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形象在自己眼中和在他人眼中的不同。很明显，我们美化自己，而我们的对手要在我们身上打击哪怕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弱点。
我揣摩我的肖像，它浮现于别人的仇恨之歌中，有诗歌也有散文：一个幸运儿。事事顺当的那种人。不可思议地狡诈。自我陶醉。爱钱。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情感。对祖国冷漠于心。卖国只卖个手提箱的价。衰弱无能。一个关心他的艺术而不关心人民的唯美派。可收买的人。没有见识(他写了《被禁锢的头脑》)。不道德的个人生活(追逐利用女人)。蔑视他人。傲慢自大。等等。
对我性格的这番描述，常常还有我的一系列可耻行径作为佐证。但最令人吃惊的是，这样刻画出来的却是一个强壮、精明的人，而我知道自己的弱点所在，我更倾向于把自己看做各种惯性思维的混乱缠结，一个在迷雾中喝醉的孩子。我也倾向于同意我的敌人所说的，我的目空一切源于我不能顺从主流，因为在我的身体之中那个礼貌待人的童军少年依然颇为坚定地活着。我是真的坚决谴责学校里因我而起的流言蜚语。而在我每一个有违社会规范的行为中，我都发现了争吵的乐趣并能从中得到心理平衡。
我倾向于作琐细而无用的分析，倾向于delectatiomorosa(拘泥的快乐)，这是僧侣们寻求受虐乐趣的标志，比如说当他们回忆起所有的罪孽。这一点与我所声称的长处相悖。说这是骄傲并不准确。至于说傲慢，尽人皆知那通常只是羞怯的面具。我从未落入政治警察之手，这算是我的一大幸运。一个能干的审讯者会很快猜出我常有的愧疚感，并且利用这一点，把我引向忏悔，对他所提出的一切罪行来一个彻底悔悟。有太多类似的不幸之人就这么完了。我为他们深感难过。
波兰地下抵抗组织的三位作家(左起)：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米沃什、卡齐米日，1941年
1. 《被禁锢的头脑》
2. 《站在人这边》
3. 《诗的见证》
4. 《路边狗》
5. 《乌尔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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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沃什词典
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生之书——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的一生是一个惊人的故事，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称其为“20世纪最重要与最恐怖事件的目击者”，本书是米沃什进入生命最后阶段的回顾与总结，吸收他的时代的美好与糟粕，以毫不妥协的敏锐洞察与博学诙谐写就的人生之书。
比《被禁锢的头脑》更为深邃广博的精神地图——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米沃什以《被禁锢的头脑》的作者而知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更多人才知道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大诗人。米沃什说，他用几本书（《被禁锢的头脑》、《权力的攫取》等）履行自己的义务之后，便不在继续往前走，因为“意识到另一重召唤”，深知自己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写作。《米沃什词典》展开了米沃什深邃广袤的精神地图，揭示其创作与反叛的源泉。
为20世纪历史文化立传，以文学作为永恒的纪念——米沃什为其开列词条加以描述的人物、事件、地域、主题，在《词典》中呈现为一幅幅难忘的素描，充满生动细节与敏锐判断：将波伏瓦、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弗罗斯特、爱德华·霍珀、阿瑟·库斯勒……置于审视之下，接受回忆的召唤，对更广泛的主题进行反思，这一切共同构成了米沃什本人独特迷人的自画像。
针对偏僻典故细致加注，呈现20世纪“另一个欧洲”——作者回忆庞杂渊博，记述旁征博引。关于波兰、东欧的历史文化知识、人物背景典故，本书针对那些既不熟知于英语世界，对国内读者也颇为偏僻的，增加大量注脚，并添加“词条检索目录”，附录完整“米沃什年表”及“主要著作年表”，并收入作者早年珍贵照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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