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是她给自己取的笔名，其中的内涵是“隐去庐山真面目”。就如同契合了她笔名的内涵一般，她去世得很早，近半个世纪多的光阴里，再提及她的人寥寥无几，甚至鲜少有人知道她的存在……
庐隐的本名黄淑仪，“五四”时期，她是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在那个时代，“福州三大才女”说的便是她、冰心与林徽因。
“沁芝、沅青、雯薇……”那些被她“创造”出的女人们都有着柔美的名字，然而却有人说她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在她的作品中多的是悲哀的颜色，她笔下的人物总是走投无路、前路迷茫且面对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永远被孤独、苦闷所牵绊。
庐隐的人生似乎都是在无尽的悲哀中度过的。从出生到去世，不幸的事情频频降临在她身上。
庐隐降世时，“封建”就即刻给她扣上了“不祥之物”的罪名。那天，刚到来的她不小心撞上了祖母去世，于是，她的母亲也十分厌弃她，甚至不愿意亲近她，更不愿意亲自喂她吃奶，便雇了一位奶妈来喂养她。
由于缺乏照料，年幼的庐隐身上长满了疥疮。剧烈的瘙痒感使小庐隐每天啼哭不止，惹得家里人情绪十分烦躁，她的父亲甚至想把她丢进江水里淹死！日日喂养她的奶妈看不下去，便把小庐隐救了下来，带她去山清水秀的乡下抚养。
直到三岁，才让她的父亲接回。庐隐回来没多久，父亲就病逝了。母亲带着她和兄妹五人来到北京，寄居在舅父的屋檐下。寄人篱下的庐隐，饱受家庭的歧视、冷落，这些磨难在庐隐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后来，她在自传中形容自己的童年：“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
九岁那年，庐隐被送进收费低廉的女子慕贞学院接受启蒙教育，幸运的是，大哥黄勉对她十分关照，助她考进了女子师范学校。
在师范大学里时，庐隐酷爱读书，所以她的同学们都玩笑称她为“小说迷”。就是在文学里，她才真的找到了自己，而且她不仅读书，还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须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在这个契机里，庐隐开始充分地挖掘着自己潜力。 庐隐向来是位勇者，在爱情里更甚如此，她一直都渴望用纯洁的爱情来获得关爱和幸福。
16岁那年，她邂逅了远房表哥林鸿俊，一头扎进了爱情中，面对家人的反对，她毅然决然地向母亲表示：“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意承受。”母亲了解女儿执拗的性子，只好退让，提出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大学毕业，学有所成后方可成婚。林鸿俊欣然接受，在婚约上签了字。后来，母亲听闻庐隐为林鸿俊四处张罗学费，便通过一位亲戚给他们资助了两千元。
这在庐隐看来，便是生活终于开始向她展露笑脸，且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新思潮激荡着年青学子的心，庐隐的天性也在此时逐渐的展露出来，包括她出众的口才和热情的性格，促使她成为各种学生活动的领袖人物。这个时期的庐隐，如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尽情挥洒着青春的激情。
而另一头的林鸿俊是一个十分传统的男人，一心只想升官发财，追求物质享受，要求庐隐不要太热衷社会活动，总是抛头露脸，而要恪守相夫教子的本分。
庐隐逐渐开始觉得与已即将毕业于北京工业专科学校的未婚夫林鸿俊差异越来越大，且庐隐对林鸿俊这种庸俗的思想本就不满，又听说他这个工科出身的人要去报考高等文官，甘当军阀政府的政客，对此更为恼火。她对好友程俊英说：“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
在庐隐与林鸿俊解除了婚约后，1919年初冬，庐隐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郭梦良。大会上，郭梦良睿智、简短的发言引得了庐隐极大的兴趣。本来那时男女生分校，大家相互不认识。开会时还男女分坐，中间用一条大白布作“三八线”。但这次同乡会上，为弘扬“五·四”精神，大家决定创办《闽潮》杂志，由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是编辑。
在这次的工作相处中，郭梦良和庐隐相处的十分融洽。一方面，庐隐倾倒于郭梦良的人品和才华，另一方面庐隐的胆识也深深吸引着郭梦良……
图 | 英俊的郭梦良
郭梦良向庐隐坦言，他是有家室的人，新婚一月后才入北大的，20岁时父母包办成婚，与妻子谈不上爱情。但庐隐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她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一语惊天下。庐隐一意孤行，顶着家人的责难，亲朋的嘲讽和世人的唾骂，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
婚后，庐隐同郭梦良回到福建老家，暂时与郭梦良的妻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郭梦良的妻子把庐隐当作“小妾”对待，婆婆对她也极为刻薄，就连她晚上点煤油灯写作都要在门外大声指责。
向来自尊心极强、以新女性自居的庐隐哪里咽的下这口气？庐隐原本以为，只要有了爱情，其他什么都算不上问题，然而却被现实狠狠泼了一头冷水。这婚后琐碎的生活，以及来自丈夫家庭的压力，很快让她体验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还有那与人“做小”的尴尬卑微。她向好朋友大吐苦水：“……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上天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
另一头，本生活在北京，庐隐的母亲黄夫人，因那时女儿下嫁一个有妇之夫“做小”，庐母遍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
自此，厄运接踵而来，本就有肺病的郭梦良，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
1928年9月30日，庐隐最亲密的挚友石评梅也患急性脑膜炎猝亡。庐隐深悟到生命的脆弱如荷叶上的露珠，绝望中感叹“死比生乐”。毁灭性的打击接二连三，她用手中的笔，把满腔情愫化作啼血文字，在《郭梦良行状》《寄天涯一孤鸿》等中，以“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亡夫的在天之灵。她靠着对爱情的回忆，烹文煮字来取暖疗伤。
本以为生活就此蒙上灰尘的庐隐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因为在朋友家中一次不经意的际遇，邂逅了后来陪她走完“一辈子”的李唯建。
21岁的李唯建就读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专业。当时的他正值年轻优秀、思想清新同时又爱好文学，喜欢写诗，且对庐隐仰慕已久。庐隐的作品，他都熟读过。他喜欢她细腻委婉、幽清哀凄的文字，喜欢她文字里蜿蜒着的深切情谊。
他们交谈的十分顺畅，关于文学，关于人生，关于时事，都能引起共鸣。这个娇小亲切如邻家姐姐的女子，笑谈时不经意流露的寥落神色，让他的心像针尖划过般疼痛起来，他忽然很想伸手抹去她眼角眉梢敛着的幽怨与阴霾，很想张开双臂揽她入怀。
此后，他们开始了频繁的交往。每逢周日，他从西郊的学校跑到城里来与她见面，两人或泛舟北海或月下谈心，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古迹，西山幽静的小路，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探讨人生的奥义，感知彼此心灵的每一丝悸动。
李唯建是一个勇敢彻底的新时代青年，他脑子里没有世俗的诸般顾忌，像一条清澈湍急的河流，一往直前地奔向他生命的旅程。
对庐隐，他的爱亦让她热血沸腾，像早春的树，挡不住嫩芽迸发。
图 | 庐隐与李唯健
李唯建在信中大胆地表白：“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你是我的宗教，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
庐隐半开玩笑半试探地说：“我可是有名的扫帚星，你不怕？”他说：“怕，我只怕取不到最近的距离欣赏你！”
面对李唯建爆发的情感火山，庐隐无法无动于衷。少时既失父母之爱，长大后又常受命运的拨弄，一个热情人处于这样冷酷环境，好像一株玫瑰花种在冰天雪窖，叫它怎样可以蓓蕾？她创痛的心灵要求爱情的慰藉，正等于花之需要阳光的温煦呢。
她在自传中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不固执着悲哀了，我要重新建造我的生命，我要换个方向生活，有了这种决心，所以什么礼教，什么社会的讥弹，都从我手里打得粉碎了。”
一年后，在沸沸扬扬的反对声中，他们结婚了。社会舆论、亲朋故友的指责、嘲笑、谩骂铺天盖地而来。连闺密也批评她浪漫得昏了头。庐隐笑着说：“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
婚后，两人一起写作，相偕东渡日本度蜜月，一同游览西子胜景，合著《云鸥情书集》。在他们卜居的西子湖畔农家小院，李唯建喜欢坐在一张转椅上，而庐隐习惯于轻靠在沙发旁，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共同生活的四年，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四年，爱情的滋润，使她迎来了创作上的丰收。
庐隐对生命要求不高，她仅想活60岁，可35岁那年，她因难产子宫破裂失血而死。临终前，她对他说：“唯建，我们的缘分完了，你得努力，你的印象我一起带走……”
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她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伴着她。
她若能像她自传里所说再活二三十年，她的前途定是不可限量的。红颜终坠陨……“
本想游戏人生，奈何却被人生游戏”，苦苦三十五年，是生亦是死，这个身材瘦小、貌不惊人的女子如一颗璀璨的流星，在与社会抗争的过程中，一路呼啸着、一路燃烧着走完她不平凡的一生。她能感受的幸福太短暂了，但她却是那样一位热爱生命、我行我素、不甘庸俗，又对爱有强烈追求的女子。即使被时代逐渐隐去，在纷纷扰扰中她的世纪沉溺于海底，史海钩沉，总会在她的“读者”脑海里“烙”上一道深刻的印记。
文 | 尤幸
图片参考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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