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對故人思故國
——讀梁漱溟、唐君毅兩先生五封往來書信
並紀念唐君毅先生逝世四十週年
文 | 孫家紅
提要
梁漱溟和唐君毅是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峰林中兩座令人矚目的學術高峰。現存梁、唐兩先生往來書信一共五封，雖然數量十分有限，但為解讀梁、唐二位先生間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學術交誼，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材料。本文利用新近出版的《梁漱溟往來書信集》《唐君毅全集》，重點結合梁、唐二位先生書信、日記等資料，對這五封書信的寫作背景、所涉人物關係，以及相關內容思想，按照時代順序，逐篇進行解讀，不僅使讀者之思想境界得到某種程度的激盪昇華，更豐富了我們對於兩位學術前輩學術觀點、思緒情感、家國情懷之理解。
關鍵詞
梁漱溟 唐君毅 新儒家
梁漱溟（1893—1988）和唐君毅（1909—1978）是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峰林中兩座令人矚目的學術高峰。相較而言，儘管有學者將梁先生稱為“最後的儒家”，但其終生以佛教徒自命，並不認為自己是儒學專家，因而其究否屬於現代儒家譜系中人容存爭議。唐先生雖比梁先生年輕十餘歲，但作為昔日海外新儒家最重要的領軍人物之一，早為學林公認；或許存在分歧者，乃在於應將其歸屬於第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因為對於“新儒家”這一概念內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同，勢必涉及何者能夠入列、何者不能入列，乃至某位學者應該歸屬於哪一代際的“新儒家”群體。本文無意在複雜撲朔的新儒家概念問題上糾纏，所欲探討者乃是梁、唐兩先生之間的書信交往，及其反映出來的思想旨趣和時代心理。
如眾周知，梁、唐兩位先生的關係較為密切。按照梁先生說法，上世紀20年代，其與唐先生之父迪風公（1886—1931）相識於南京歐陽竟無先生主辦的支那內學院，得知其子君毅正在北京求學，隨受囑託給予關照，就此結識。但梁先生長期為國事南北奔走，與唐先生對坐把晤機會較為有限，多半通過書信文字保持聯繫。中共建政後，梁先生自四川遷居北京，唐先生則羈旅海外三十年，迄至唐先生去世（1978年），二人不曾再見。即便如此，梁、唐兩位先生間具有深厚學術私誼，卻是不爭的事實。從梁先生一方面看，他始則對學生時代的唐先生垂愛有加，繼則對唐先生所發表的多種著述文字表示讚賞，“衷心歎服”。甚至會將唐先生著述中的一些精彩文字，單獨摘出，抄錄於讀書手冊。自唐先生一方面言，其在學術思想上長期受到梁先生之引領感召，視梁先生為“平生最信服之師友”，並能自出機杼，蔚然成家，對於昔日前輩之厚愛更是永志弗忘。乃至其在臨終前一日，對梁先生的“古道熱腸”仍念念不忘——在北大求學時，梁先生曾作公開收費演講，唐先生前兩次購票到場聆聽，但見左派對梁先生攻擊甚力，遂不復前往。梁先生見唐先生缺席，則誤以為無錢購票，乃以五元大洋相贈。當然，此類事蹟或非絕無僅有，但足以說明：在梁先生心目中，唐先生自有其重要位置，絕非泛泛之交；在唐先生眼裡，梁先生亦非平常父執之輩，更是某種意義上的精神導師。遺憾的是，至今專門研究梁、唐兩位先生學術交誼的文章幾不可覓。再者，即便我們可以逆知梁、唐兩位先生之間的往來書信不在少數，但現存之書信材料比較罕見，自然也限制了相關研究之進行。2016年8月，九州出版社推出《唐君毅全集》共39冊，收錄唐君毅先生各類著述，以及大量圖錄文獻。其中《書簡》一冊，收錄唐先生致梁先生書信僅有一封，且無樑先生致唐先生的任何信件。及至2017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上下兩卷，集梁先生數十年往來書信之大成，內中收錄梁先生致唐先生書信兩封、唐先生致梁先生書信三封，雖然數量內容遠逾前者，但亦不過五封而已。經過粗略比對：（1）《唐君毅全集》所收錄1952年1月14日唐先生致梁先生書信，復見於《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並且基本可以確定，前者系信件底稿，後者為梁先生正式收到之件。（2）現存梁先生與唐先生之間五封往來書信，皆生成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迄至上世紀70年代。雖然現存這五封信件，相較於梁先生與唐先生實際往來之全部信件，或許不過其冰山一角，但遭逢政權變革、社會運動，有幸得以保存下來，故亦具有特殊史料價值，值得仔細研讀。
下面，謹按時間順序將五封信件逐一迻錄，分析考辨其歷史信息，並作簡單評述，以就正於大方之家。
（一）唐君毅復梁漱溟（1950年11月25日）
漱溟先生道席：
賜示及囑轉玉川先生信拜悉。玉川想即嘉儀，當即轉寄至日。《中國文化要義》此間流傳不多，但有心之士，皆爭傳閱。先生之閎識孤懷，人皆能不以世俗之政治眼光相看，且此等特和氣平心流露行間，人讀之，當更易通彼我之情。賜書言對中共成功之處新有所悟。以毅推知，中共之成功，蓋在其為中國人之故。由齊而變至魯，並能識取數十年社會浮層之下之民間之力量與農民樸厚精神之故。唯此並未被自覺的肯定，而歸功於外，並自覺求促進此外來之思想，則將傷其成功之所據。自覺者與不自覺者不相容，自覺者終為主，其可奈何。毅以是仍念學術文化之先有所立之重要也。西方人無不好殺，而北方之強為甚。世界局面，蓋如轉危石，不能自止，中國人攪在此中，實大可悲。國脈民命，能保全一分，即大功德。先生能書所言否？當世無人能言矣。毅在此亦時有所思，感懷亦不少，亦妄多所寫作，惜不能盡理與情，而不免動乎氣，唯初亦出於不忍。當另郵親上一二，乞教正。家母前在錫，與大妹至中同住。因幼妹夫亦在港，故最近幼妹徑迎來港同住，日昨抵此，精神身體均較前為好。承垂念，至感。不盡一一。伏維一切為道珍重。敬請
撰安！晚唐君毅拜上十一月廿五日艮庸先生晤面代候。家母囑筆候安。
《中國文化要義》擬詢有無無政治色彩之出版家為翻印。現只有臺灣之正中及此間之王雲五辦之華國出版社能印書，但皆不免被人歧視耳。
《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一共收錄唐先生致梁先生三封信件，整理者將這封覆信列為第二。然該信末尾僅署“十一月廿五日”，並沒有標明年份，整理者推測其作於上世紀60年代（“196？年”）。其實，該信寫作年份不難推斷，因為唐先生在信中早已提供了重要信息。其在信中談道：“家母前在錫，與大妹至中同住。因幼妹夫亦在港，故最近幼妹徑迎來港同住”。遍查唐先生日記，可知1949年後唐先生母親陳卓仙女士一度赴港居住，後因不習慣在港生活，乃轉回內地，長住廣州，直至去世。1950年7月9日，唐先生日記：“六妹擬往接母親過來，以時局不定暫緩”；10月27日，“廷光往看六妹，知六妹已去內地接母親”；11月15日，“夜母親與六妹、安兒抵港”；11月16日，“至母親處”；11月17日，“與二妹一電，告母、妹平安抵港”。因唐先生在兄妹排行中居長，故“二妹”即是“大妹”唐至中，當時正居住在江蘇無錫；“幼妹”即最小的妹妹，排行第六，故稱“六妹”，即唐繼淵。兩相對照，除若干日期稍有出入外，日記與書信所記唐先生母親來港過程大致相符。由此推知，此信應作於1950年11月25日，並非1960年代中某一年的“11月25日”。
其次，從《梁漱溟往來書信集》所收信件中亦可發現若干反證，有助於我們確定本信的寫作年份。即如1951年12月31日，梁先生在致唐先生信中詢問：“張嘉儀玉川近通訊否，彼是否尚在日本耶？”1952年1月14日，唐先生復梁先生信該書整理者將此信時間誤標為1951年，稍後再作辯證。中回說：“玉川兄仍在日”，表明其很肯定“玉川兄”仍在日本；當然，他也肯定知道“玉川兄”為何許人也。然在本信起首處，唐先生則言“賜示及囑轉玉川先生信拜悉。玉川想即嘉儀”。其中，“玉川想即嘉儀”六字，明顯帶有猜測語氣。可見，唐先生當時並不十分肯定“玉川”與“嘉儀”是同一個人，因而需要梁先生進行確認。然則，此種猜測語氣與前面的肯定之辭（“玉川兄仍在日”），在邏輯上明顯存在矛盾：如果前信中已經很肯定地知道“玉川兄”的身份，後信又何必表示猜測，再行確認呢？所以，真實的情況只能是：本信在時間上應該比梁先生給唐先生寫信的日期——即1951年12月31日更早，不可能作於其後。
另外，此中所謂“玉川兄”或“張嘉儀玉川”，實為作家胡蘭成（1906—1981）的化名。胡早年頗負文名，抗戰時委身汪偽政府，任文宣工作。抗戰勝利後，為逃脫罪懲，始則化名張嘉儀，繼改張玉川，避匿浙滬等地，教書謀生。大約於1947年初，胡蘭成開始與梁漱溟先生通信。在《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下卷中，共收錄1947—1951年張玉川（胡蘭成）致梁漱溟先生信件九封，然據梁先生1976年8月所作批註，胡蘭成與其通訊雖多，實“未得見一面”。梁先生長子培寬先生亦言，來信者“均署名張玉川或張嘉儀”，“故著者始終不知此人真名為胡蘭成，對其生平行事更一無所知”。
1950年4月，胡蘭成（張玉川）輾轉赴港，冒用梁門弟子之名，在港結識了唐君毅、徐復觀等人，後在徐復觀先生幫助下，偷渡日本。胡抵達東京後，曾於1950年10月3日寫信給梁先生，報告行止，仍署名“玉川”。在該信中，胡除了繼續謊稱南下香港，是為了迎接眷屬（“南來接眷”）外，特別談及：“在香港時，得一新相知唐君毅”，並曾與之討論梁先生1949年出版的新作《中國文化要義》，“歡喜讚歎”。在該信之末，胡更表示：當時中日尚未通郵，信件須由香港轉寄，故留下唐君毅先生地址（香港九龍桂林街65號三樓），以便轉接梁先生來信。參閱《梁漱溟日記》，可知梁先生大抵於同年11月初收到該信，並很快寫信給唐君毅先生，內中談及“張嘉儀”及其新近與唐結識情況，並附上寄往東京的信件。故而，唐先生在1950年11月25日復梁先生信中，一則表示已經收到“囑轉玉川先生”之信，二則因為胡蘭成不斷改換名目，唐先生特向梁先生確認：“張玉川”是否就是“張嘉儀”，即胡蘭成。可能出於政治原因，或其他方面考慮，唐先生在信中並未向梁先生直接指出——張玉川（或張嘉儀）其實就是昔日的漢奸胡蘭成。在此後二人通信中，唐先生似乎也未再提起過，以致梁先生自始至終，不知張玉川（或張嘉儀）的本來面目。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封回信中，唐先生同時談道：“《中國文化要義》此間流傳不多，但有心之士皆爭傳閱。”這兩句簡短文字，頗可佐證1950年10月3日胡蘭成致梁漱溟先生信所言，在港曾與唐君毅等人討論《中國文化要義》的情形。因而更可確定：本信——即《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中唐先生致梁先生第二封信，實際應該作於1950年11月25日，並非1960年代中某一年的11月25日。
在唐先生致梁先生的這封覆信中，除寒暄問候外，唐先生所談論者主要有如下幾點：
其一，談到梁先生1949年10月出版的新書——《中國文化要義》。根據梁先生自序，這本書是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之後寫作的第四本書，大約自1942春開始動筆，數易其稿，至1949年6月方告完成，初版於四川成都，後重印於上海。然據唐先生信中所述，該書當時（1950年）在港“流傳不多，但有心之士，皆爭傳閱”。唐先生對《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十分重視，亦曾仔細閱讀。如唐先生1950年8月8日日記，“閱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次日，“仍閱中國文化要義。”在唐先生看來，梁先生具有“閎識孤懷”，受世人敬重，在該書中有一種“和氣平心流露行間”，所以很容易與讀者產生共鳴。不僅如此，唐先生計劃在海外找一家沒有“政治色彩”的出版社將之翻印，並談到可能的兩家出版社：一個是當時已經遷到臺灣的正中書局，另一個是王雲五當時在香港開辦的華國出版社。另據唐先生日記，1961年9月27日，他專門寫信給正中書局的總經理劉季洪，商量梁先生該書之出版；同年12月28日，為梁漱溟先生印書事，再一次寫信給劉季洪，進行商討。正是在唐先生的推動下，1963年正中書局出版了梁先生的《中國文化要義》。其後，分別在1970、1975、1977、1983年，正中書局又曾多次翻印此書，發行量巨大。大約與此同時，1963年9月香港的集成圖書公司，也出版了梁先生的《中國文化要義》。雖然在唐先生日記中，並未發現唐先生與該圖書公司聯繫出版梁先生著作的直接文字記錄，但唐先生與這家出版社的關係十分密切，卻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可以說，梁先生《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之所以遠播海外，未嘗不包含唐先生一份功勞。其二，因為梁先生此前來信中曾言“對中共之成功新有所悟”，故而唐先生在回信中也談了他的幾點看法。其中，他特別強調中共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在於“其為中國人”，是民族自覺運動的結果。中國政治雖然可能有“由齊變魯”的差別，但畢竟都是中國人，做了中國人自己應該做的事。根本和主要的成功原因，在於中國人內部，並不在“外來之思想”。因此，中國的學術文化必須先有所自立，國家才能夠獨立自主；與其攪和進西方和北方（即歐美和蘇俄）的鬥爭危局之中，不如注意維繫本國之“國脈民命”，“能保全一分，即大功德”。其三，唐先生十分關切地詢問梁先生：“能書所言否？”可能在他看來，當時中國除了像梁先生有如此身份地位者，恐怕已經無人能言了。當然，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社會輿論未必果真如此。不過，由此可以看出，唐先生很關心國內的言論狀況。進而，唐先生談到自己“亦時有所思，感懷亦不少”，也寫了不少文字，但感覺情理表達不夠充分，未免時常“動乎氣”，但不管怎樣，對於國家民族的赤子之心始終不渝。正是出於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唐先生“不忍”坐視國家民族文化之沉淪，才會時常“動氣”，不吐不快。
（二）梁漱溟致唐君毅（1951年12月31日）
君毅兄：
久久未通訊，不審尊況如何，太夫人是否奉養在港？並以為念。國內情形總起來一句話“中華民族一新生命的開端”，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惜彼此遠隔，不得把握面談。今夏到重慶，晤李源澄兄，對兄一致懷念，因而相商如何勸駕北來。當時決定，由源澄寄書左右，徵求同意。得復同意，再由我徵問政府意見。適有錢堃新君自貴州來信，專以勸兄北歸之事囑託於我。因即以錢信寄源澄閱，並促問其久無消息之故。茲得源澄復書，附奉一閱，並作此緘，奉訊尊意。盼見覆。此外則有巨贊法師，亦甚關懷足下，曾以此事為問，茲並舉以奉告，俾足下知此間朋友之意略同也。張嘉儀玉川近通訊否？彼是否尚在日本耶？餘不盡。即問
安好！漱溟手上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卅一日
此信作於1951年12月31日，為目前所見唯一一封梁先生勸唐先生返國之信。據梁、唐二位先生日記，在此前後，二人之間尚有其他通信。如：唐先生1948年12月28日日記雲：“復梁漱溟先生……一函。”梁先生1951年1月7日日記，亦云：“付去……香港唐信。”同年12月31日，梁先生日記：“發……唐君毅信。”即為此信。
在此信件開頭，梁先生略作寒暄，並問候唐母（即陳卓仙女士）近況。接著，對於中國未來表現出一種樂觀態度——認為新中國的成立是中華民族新生命的開端，隨後詳細交代了寫作該信之背景。揆諸《梁漱溟日記》，1951年5月16日至8月30日，梁先生飛赴四川，參觀考察地方土改運動。6月3日，在重慶訪問了李源澄，多所晤談。李源澄（1909—1958），四川犍為人，字俊卿，早年師從廖平、章太炎、歐陽竟無、蒙文通等文史大家，並曾任教於無錫國專、四川大學、雲南大學。1948年，應梁先生邀請，出任勉仁文學院教務長，兼史地教授。在唐先生筆下，李源澄屬於“平生最敬佩之師友”。1949年夏勉仁文學院停辦的消息，便是李源澄寫信告訴唐先生的。
檢閱梁先生日記，此次川中之行，梁先生與李源澄見面會談，有明確記錄者僅此一次。因此，梁先生致唐先生信中所言“今夏到重慶，晤李源澄兄，對兄一致懷念，因而相商如何勸駕北來。當時決定，由源澄寄書左右，徵求同意。得復同意，再由我徵問政府意見”，或即為6月3日晤談過程中所商定。然梁先生自川中歸來後，數月未得李源澄回信，似亦未有所行動。及至錢堃新（子厚）自貴州給梁先生來信，專門囑託梁先生，勸唐先生北歸。梁先生隨將錢信轉給李源澄，並得後者回覆之信，故而給唐先生正式寫信，進行勸駕。據王川《李源澄先生年譜》：錢堃新字子厚，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為清末民國著名學者王伯沆（1871—1944）門人，與文史名家張其昀、胡煥庸、繆鳳林等皆系屬同班同學。解放前後，曾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國立師範學院、貴州大學。據唐先生1952年1月14日覆信，可知錢子厚之於唐先生，為“忘年之至交”，亦屬“平生最敬佩之師友”。正因如此，錢子厚和李源澄對唐先生惺惺相惜，力主樑先生寫信給唐先生，勸其北上。按照梁先生1951年12月31日信中說法，錢子厚來信原件已經附寄給李源澄，李源澄來信原件則又附寄給唐先生，因此兩封原信皆不在梁先生手中。今翻遍《梁漱溟往來書信集》及《唐君毅全集·書簡》，皆未見收錄這兩封信件或其抄件，箇中詳情亦不得而知。
此外，尚有兩點值得注意：（1）1957年1月16日，梁先生日記雲：“午飯時，李源澄來談，自渝來開會也。談及唐君毅的問題，主張其回國。又談及氣功。約三小時乃去。”由此可見，在1951年12月31日梁先生向唐先生去信勸駕之後，雖經唐先生婉言拒絕，但李源澄仍力主勸其回國，故而六年後舊事重提。但在日記中，看不出梁先生當時意見如何。而事實上，隨著次年（1958年）李源澄在四川去世，大約勸唐先生北歸的主腦不復存在，兼以政治形勢發生變化，也就再沒人重提勸駕的事情了。（2）梁先生勸唐先生北上之信末尾，附帶表達問候者尚有一著名人物——巨贊法師（1908—1984）。巨贊法師作為當時佛教界領袖，不僅在佛學方面深有造詣，政治上亦十分積極，甚至早年秘密加入過中國共產黨，與葉劍英等人也比較熟悉。抗戰期間（1944年），巨贊法師曾在內遷廣西的無錫國學專科學校執教。1948年創辦武林佛學院，並親任院長，後應邀赴臺灣、澳門、香港等地講學。次年，從香港抵達北京，作為佛教屆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政治上頗具影響。因而，巨贊法師通過樑先生致唐先生此信轉達問候，一方面，作為唐先生昔日舊友，自然無可厚非；但另一方面，似乎也帶有一定的政治統戰意味。
（三）唐君毅復梁漱溟（1952年1月14日）
漱溟先生道席:
賜示及源澄兄示敬悉。錢子厚先生亦毅忘年之至交。承先生等關愛，感激之意，匪可言喻。毅年來亦時以平生師友為念，未嘗以形跡間阻也。關於國內進步情形，由報紙及舍弟妹等來信，毅亦略知一二。
先生所謂民族新生命之開始，蓋亦即樸實勤勞……之民族精神數十年受摧殘積壓於下者之復甦。夫為此復甦之外緣者，為馬列主義之功，毅亦何忍加以泯沒。唯私意民族精神之昭蘇之所向，仍將為一自意識思想至社會生活之一頂天立地之獨立國家之建立。毛主席謂馬列主義為武器，然用武器之主體之精神終不被自覺。先生所以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之精神，長居於坤位，而不能被自覺以居乾位。毅終憂武器之誘中華民族之沉浮於國際之漩流，而民族生命之嫩芽長漂沒以終去也。毅南來後，所見所聞所思，容與先生等不同，唯亦不敢以私意昧良知，恆不勝感慨悲憫之情。
先生嘗謂篤信人性善，毅亦深信此義，而人之可悲，亦即在其出於初念之好善之心者。其表現唯在惡惡之心，而以鬥為教時， 即終於刻薄而以逞忿為公。其機微而勢漸，終於發不可收，偏差之矯無已時，而真正農民之苦心隱忍而不敢言者，又誰得而慰之? 是知人道與仁道之不得不為首出，學術之名號不可不正。名與義，天下之大寶，縱確有其實（如實為愛國主義，依生道殺民），而名號不相應，亦將終亡其實。毅常以此興憂思，有以自奮，然於先生等，取其實之苦心孤懷，亦未嘗不敬佩，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存心當無不同。毅由此以知存心之為可貴。奈何人之必欲鄙古先聖賢，而清算及以至誠感人之乞丐如武訓者。唯凡此等等，終不礙之深信中國之終將必為一自意識至社會生活之一獨立國。黃河九轉， 終必朝東，殖民地豈可久居。年來夢魂繚繞，回國之事，幾月必一次。然若必先自認昔日思想皆封建之唾餘，或資本主義所決定之形態，則良知所在，毅所不忍為。尤以此間二學校中，亦有少數青年，相與共學，依依之情，更難相舍。遙念孔子亦嘗欲居九夷，此間所教，亦中國之青年。人生在世，求所以自盡及報國之道，亦多端，故 此間但可一日居，即擬暫不返國。家母原住此，近以此間生活不適，已與舍妹同赴廣州居住，以後未必有自由出入可能，毅亦終將在國內侍親。內子現在此間學縫衣，將來中國立國之道，如仍不能自作主宰，毅亦決無意在文化界工作，即直接用勞動餬口，以樂觀世運之轉耳。因先生與子厚、源澄兄，皆毅平生最敬佩之師友，故不敢相隱。略抒所懷，不盡依依。敬候
道安唐君毅 拜上
該信收載於《唐君毅全集·書簡》，並註明作於1952年春天。如前所言，此件為唐先生復梁先生信之底稿。《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下卷收錄內容大致相同信件一封（該書排序第一者），末尾署作“一月十四日”；但不知何故，該書整理者將其寫作年份標為“1951年”。參諸1951年12月31日梁先生致唐先生信，世間絕無覆信比去信提前之理，因而《梁漱溟往來書信集》的年份標註顯然有誤。另據唐先生日記，1952年1月15日“上午，覆梁漱溟先生一函”，與本信署名時間（1月14日）大致相合。因此，該信作於1952年1月14日，並非整理者所標註的1951年，當無疑義。
將此書信底稿與梁先生實收之件逐字進行比對，發現內容基本相同，但字詞段落多有參差。今以前者為底本，將參差之處略作標示。其中：1 （）表示唐先生書信底稿所有，而實收信件所無者；2 【】表示實收信件之行文，而底稿所無者；3 第一處（……），為底稿與實收信件所共有。（“任俠”二字之由來，容後交代。）下面是比對之結果：
漱溟先生道席:
賜示及源澄兄示敬悉。錢子厚先生亦毅忘年之至交。承先生等關愛，感激之意，匪可言喻。毅（年）【南】來亦時以平生師友為念，未嘗以形跡間阻也。關於國內進步情形，由報紙及舍弟妹等來信，毅亦略知一二。
先生所謂民族新生命之開始，蓋亦即樸實勤勞（……）【任俠】之民族精神數十年受摧殘積壓於下者之復甦。夫為此復甦之外緣者，為馬列主義【……】之功，毅亦何忍加以泯沒。唯私意民族精神之昭蘇之所向，仍將為一自意識思想至社會生活之一頂天立地之獨立國家（之建立）。毛主席謂馬列主義為武器，然用武器之主體之精神終不被自覺。先生【等】所以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之精神，長居於坤位，而不能被自覺以居乾位。毅終憂武器之誘中華民族之沉浮於國際之漩流，而民族生命之嫩芽長漂沒以終（去）【古】也。毅南來後，所見所聞所思，容與先生等不同，唯亦不敢以私意昧良知，恆不勝感慨悲憫之情。
先生嘗謂篤信人性善，毅亦深信此義，而人之可悲，亦即在其出於初念之好善之心者。其表現唯在惡惡之心，而以鬥為教（時）， 即終於刻薄而以逞忿為公。其機微而勢漸，終於發不可收，偏差之矯無已時，而真正農民之苦心隱忍而不敢言者，又誰得而慰之? 是知人道與仁道之不得不為首出，學術之名號不可不正。名與義，天下之大寶，縱確有其實（如實為愛國主義，依（生）【此】道殺民），而名號不相應，亦將終亡其實。毅常以此興憂思，有以自奮，然於先生等，取其實之苦心孤懷，亦未嘗不敬佩，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存心當無不同。毅由此以知存心之為（可）【至】貴。奈何人之必欲鄙古先聖賢，而清算及以至誠感人之乞丐如武訓者。唯凡此等等，終不礙【毅】之深信中國之終將必為一自意識至社會生活之一獨立國【家】。黃河九轉， 終必朝（東）【宗】，殖民地豈可久居。年來夢魂繚繞，回國之事，幾月必一次。然若必先自認昔日思想皆封建之唾餘，或資本主義所決定之【意識】形態，則良知所在，毅所不忍為。尤以此間（二）【之】學校中，亦有少數青年，相與共學，依依之情，更難相舍。遙念孔子亦嘗欲居九夷，此間所教，亦中國之青年。人生在世，求所以自盡及報國之道，亦多端，故 此間但可一日居，即擬暫不返國【內】。家母原住此，近以此間生活不適，已與舍妹同赴廣州居住，以後未必有自由出入【之】可能，毅亦終將（在）【至】國內侍親。內子現在此（間）【兼】學縫衣，將來中國立國之道，如仍不能自作主宰，毅亦決無意在文化界工作，即直接用勞動餬口，以樂觀世運之轉耳。因先生與子厚、源澄兄，皆毅平生最敬佩之師友，故不敢相隱。略抒所懷，不盡依依。敬候
道安（唐）【後學】君毅 （拜）上【一月十四日】
【熊先生及巨贊法師乞代候。源澄兄、子厚先生處另函。】【玉川兄仍在日。此間亦常遇見先生舊日朋友及學生，皆有一超政治之價值標準，均時對先生關念。】
經過比對，參差錯落者共約十幾處，但多數意思並無較大改變，或屬唐先生不經意間走筆所致。較顯著之區別，在於兩點：（1）梁先生的實收信件署有明確日期——“一月十四日”，有助我們更加確定這封信的時間信息。（2）在該信末尾，唐先生附寫有幾行文字，一則請梁先生代問候“熊先生”——應即熊十力先生，以及在梁先生來信中附致問候的巨贊法師；再則表示會給“源澄兄”（即李源澄）、“子厚先生”（即錢子厚）兩位單獨寫信，以表明心跡；三則補充回答梁先生來信中的問題（張嘉儀玉川近通訊否？彼是否尚在日本耶？），告以彼人當時仍在日本；四則言及在港有不少梁先生舊日朋友或學生，常與相見討論，並對梁先生表達關切和想念。除上述細枝末節外，唐先生在給梁先生的回信中，極為坦誠地談了他對時局及未來前途的看法。大致可分三層：
首先，唐先生表示，對於當時“國內進步情形”略知一二，但有些不同認識。此前梁先生來信中，曾以一句話概括當時國內情形——“中華民族一新生命的開端”，或“民族新生命之開始”。唐先生認為，民族生命之所以獲得新生，其實是中華民族傳統精神在經歷數十年重重壓力之後的一種內在迴歸。相較而言，馬列主義只是一種外因，不過為中華民族精神復甦提供了一種武器。不僅如此，中華民族精神之復甦覺醒，其目標理應是從思想意識到社會形態等各個層面，建成一個頂天立地的獨立國家。尤其在“民族生命之嫩芽”階段，不僅要注意保持民族精神的自覺和獨立，更要注意避免捲入國際漩流當中，“長漂沒以終古也”。
其次，唐先生認為，在中華民族精神復甦後，如果“以鬥為教”，勢必造成刻薄殘忍的風氣，甚至一些人會假公濟私，以懲忿為能事。所以，一方面，應該基於人類善良之天性，採取和平手段，保持人道精神與仁義道德，名正言順、名副其實地做些文化建設工作；另一方面，對於民族傳統文化，應該保持敬意，而不是妄加鄙棄和排斥。因而，對於解放初期興起的清算曆史、批判“古聖先賢”運動，唐先生很難接受。而自1951年5月開始，大陸掀起的聲勢浩大的批判武訓運動，他更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在他看來，武訓不過是學習聖賢“以至誠感人”的小人物，在運動中竟會遭到波及，實在有些過分。但即便如此，他始終深信：中國之未來，必將從意識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進而，唐先生談到自身處境。正所謂“黃河九轉，終必朝東”，“殖民地”（意指香港）並非久居之地，回國之念繚繞夢魂，幾個月必來一次。但出於學術良知，絕無法接受把昔日思想當成“封建之唾餘”，或“資本主義所決定之形態”。兼以當時在香港兩個學校同時任教，“有少數青年，相與共學”，因而欲仿效孔子，擬居於“九夷”。另外，因為其所教育者，亦是中國之青年，於己於國，也算是聊盡報國之道。所以唐先生決定，只要香港一日可以居住，暫時便不準備回國。至於將來之生活家計，則有兩方面計劃：（1）因為母親已經赴廣州居住，將來不排除回國奉養；（2）如果將來中國立國之道，仍不能自作主宰，文化思想上不能獨立，便不準備從事文化工作，改以“直接用勞動餬口”，靜觀世變。總之，唐先生在回信中，將自己的真實想法袒露無疑，婉拒了梁先生等人的回國建議。雖然在梁先生等人看來，唐先生如此決定，或許有些令人遺憾；但通讀全信，其拳拳愛國之情溢於言表，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者，唐先生在致梁先生的覆信中表示，隨後會寫信給李源澄、錢子厚。幸運的是，2016年版的《唐君毅全集》中收錄了這兩封信件底稿，為我們解讀此時唐先生的心理思想，提供了重要參考。謹一併抄錄於下。
其一為唐先生致李源澄先生函：
源澄吾兄:
前承賜書，曾覆一詳函，未敢發，蓋聞兄處得港中信頗不便，舍弟亦奉組織之命，不得與此間家母通信云云。今得漱溟先生函，知子厚兄及兄始終念弟況，足見階級意識以外之友誼。感激之情，言何能喻。弟之來此，本是暫時講學，唯行時王英偉亦曾勸弟離京，謂唯心論之哲學，決不能講云云。弟來此，本無所謂，唯見報端終日罵梁先生及若干師友，以是不平，故因循未返。關於國內進步情形，弟亦略知一二，唯私意皆視作中國民族固有之勤勞樸實任俠之精神之墮壓於下者之復甦。唯弟終信此復甦之最後傾向應為自觀念形態至社會生活之一頂天立地國家，而拔出於國際漩流之外者。
弟此間所見所聞所思，容與兄等所見不同，亦嘗不覺感慨萬端。弟所憂者，在民族生命之漂沉於此漩流，而不自覺，以是終不忍謂古先聖哲之所言唯是封建，西哲之言及耶穌之教皆麻醉劑。國內共黨朋友來信，意亦甚厚，皆爭取之意，然人本非物何可爭取。又循例國內學者皆須自認錯，弟未錯從何能自認錯？真理不以人數多少定是非，亦非可以勢力屈人者也。至於祖宗墓廬所在，親戚朋友所居之故國，弟固常在唸中，夢魂繚繞，常覺難以為懷。唯弟此間所接，皆中國之同胞。一生在世，報國之道非一端，弟始終未嘗有政治關係，唯以教書著文為事，亦無負於國家也。唯家母在此以居處不適，已於日前同舍妹赴廣州住。內子在此學縫衣繡花。彼繡得很好，將來可以賣錢，並嘗設法送兄一幅。如家母不能再來，弟亦終將回國侍母。唯亦當俟弟學得如斯賓諾薩之生活技能以後。如欲弟稱讚馬列賢於孔子以求食，則決無此可能。此間辦學如武訓之乞食，以武訓之賢，猶不免視為封建奴才，其他更何論哉！子厚尊兄處，弟亦有函去問候。漱溟先生處弟亦有函去，恐未必收到。兄去函可代弟問候。弟始終以為人格、家庭及友誼，皆高於政治，而弟於兄等之感念不忘者，亦恆在此也。天寒歲暮，紙短意長，諸祈
珍重！弟君毅 上一月十六日
其二為唐先生致錢子厚先生函：
子厚尊兄如晤:
昨得漱溟先生書，知兄曾與彼一函，囑設法使弟返國內。遠道隆情，感激無已。弟來此亦無他念，唯常念平生師友，及家人昆弟，兄況固無時不在唸中。前曾託貴州貴陽之陳君致意，不知得達否。關於國內進步情形，弟亦略知一二。兄等本仁者之心，以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志，弟亦未嘗不深信其誠且佩敬也。夫以吏為師，以生道殺民，治亂國用重典，古亦有之，弟何忍多責。唯弟能信國內一二年之進步，皆昔華固有民族精神之樸實勤勞任俠一方面者之復甦，而此復甦之所向，必為一自意識形態至社會生活之一頂天立地之國家。而國內知識份子之不崇朝，而願與無產階級共甘苦，其精神之基礎正為一超階級之仁，而此仁道終將被自覺而重建立，然後中國文化乃得伸展，亦唯此中國文化之伸展，可免國家之沉淪於國際之漩流，以安頓好殺伐之西方世界。不知兄以為如何。弟之來此本屬偶然，因未解放前，一大學約講學，初意亦擬早返國。唯弟所授為哲學，而今日授哲學必須以儒家為封建思想，唯心論為資產階級之辯辭，以宗教為鴉片煙，此皆與弟素所言者不合。夫真理自在天壤，固不以人之識與不識而異。然違心所安，以厚誣古人，弟所不忍為。夫人生在世，所能補益於人者實極有限，而要以盡其份位之責為第一。本心無處可瞞昧，一處瞞昧，則無處不瞞昧矣！弟行能無似，唯願以此自守，然兄等之厚意，弟固已心感矣。家母及內子均住此間，繼以生活不適，家母與舍妹已移住廣州。弟亦非有意長住此。殖民地何以居？唯弟在此間仍是在二校教書，亦有數學生依依左右。學問不能獨立，俟將來學術自立，或弟學得一勞動技能以後，當謀返國內。生年雖短，終可相晤。席掄英弟不知近況如何?陳君亦不知常相晤否? 不盡一一，敬候
道安君毅 上
前者唐先生致李源澄函，署有明確日期“一月十六日”；後者致錢子厚函，則僅有署名，並無明確日期。今查唐先生日記，1952年1月16日“與李源澄、錢子厚、錢賓四、牟宗三各一函”。可知唐先生寄信給李、錢兩位先生在同一天（1952年1月16日），即給梁先生寄信之次日。所以，唐先生致錢子厚信亦大致作於1月14—16日之間。對比參觀上述唐先生致李、錢兩位先生信件，以及此前致梁先生之回信，我們可以對上世紀40年末、50年代初期唐先生的心路歷程有更多理解。
據信中所言，唐先生起初離開南京到香港，“本是暫時講學”，未作長久之計。之所以這麼想，部分因為他覺得主要從事哲學研究，遠離政治，且以前從未寫過批評共產黨的文章。但在離開南京之際，不乏有朋友（王英偉）善意勸告其遠離是非之地，因為唐先生所講之哲學，被認為是“唯心論之哲學”，將來不僅無用武之地，更可能招來後患。
唐先生到達香港後，參與籌組並任教於亞洲文商學院，以及華僑工商學院。1950年3月，在唐先生等人努力下，亞洲文商學院更新招生，並改名為新亞書院。在此期間，唐先生雖對“國內進步情形”略知一二，但見“報端終日罵梁先生及若干師友，以是不平”，故而因循未返。此外，正如此前致梁先生信中所言，唐先生內心之“不平”大致源自兩個方面：一則在於唐先生對於1949年後“國內進步情形”具有獨到之理解。他並不認為，這是某種外來主義之勝利，而更傾向認為，這是中國人民族精神覺醒的內在動力所致，並且勢必以建成一個從思想意識到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獨立的國家為目標。二則在於唐先生覺得，他所研究講授之傳統哲學，並非封建糟粕，西洋哲學亦非精神鴉片，在學術上並無錯誤，更無法昧於良知，屈從某些政治壓力，俯首認錯。
引人注意的是，唐先生在前引書信中，兩次提及1950年夏天開始的批判武訓運動。他認為，以武訓這樣的小人物，況且遭到批判，被當作“封建奴才”，其他更何論哉？以意度之，此事對唐先生的心理觸動之所以如此巨大，可從兩方面進行解讀：一方面，武訓乞食興學，備極辛勞，屬於傳統文化所涵育養成之賢德之士。故而武訓遭到批判，即意味著從根本上否定傳統道德文化，這是唐先生所無法接受的。另一方面，唐先生當時在港生活略為安定後，即開始籌辦學校，經濟上壓力巨大，與武訓當年乞食興學的經歷頗有幾分相似，是以心有所感。所以，唐先生不忍“稱讚馬列賢於孔子以求食”，既是表達他對傳統文化價值的絕對尊崇，也是為了顯示傳統知識分子的堅強氣節。
最後，需要補充的是：（1）唐先生對於梁、李、錢三位先生的勸駕北歸，雖然婉拒，但始終認為“人格、家庭及友誼，皆高於政治”，在階級意識之外，師友間的感情是難以泯滅的，故唐先生不僅對國家民族未來的獨立自主前途滿懷信心，更對未來與數位師友的把晤重聚充滿期待。（2）唐先生致梁先生回信底稿與實收信件中，皆有一句關於中國民族固有精神特徵的概括文字——“樸實勤勞……之民族精神”。其中省略號所表示者，應屬文字脫落。參閱唐先生致李、錢兩位先生信件，發現其中亦有類似語句：致李源澄信中作“中國民族固有之勤勞樸實任俠之精神”，致錢子厚信中則作“昔華固有民族精神之樸實勤勞任俠”。由此可知，致梁先生信中所脫落者，實為“任俠”二字。但文字脫落之真正原因，是唐先生寫信過程中無意漏寫所致，還是有意刪除之，則不得而知了。
（四）梁漱溟致唐君毅（1974年1月5日）
君毅老友：
二十多年，南北暌隔，末由合併一暢所懷為憾。幸我老邁之年，精力不衰，或猶有把晤之一日耶？不敢知矣。我答胡時三來信，附請閱。尊況如承見告，可寄北京全國政協會轉交。往者友人周植曾到香港後，據云常與君毅見面。他每屆西人聖誕節，恆寄我一賀片，略附問候語，我亦必答之，如是者多年。最近兩年，忽不見有賀年片來，又亡失其通訊地址，遂斷聯繫。君毅能為我詢知其情況否邪？其他不盡。敬問
閤家安好！漱溟拜手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
（五）唐君毅復梁漱溟（1974年1月28日）
漱溟先生道右：
日前由時三兄惠下手示，知道履沖和如昔，至為欣慰。年來時由艮庸先生侄孫處得知先生及艮庸先生動定，輒深懷念。此間友人及青年，亦多有讀先生舊作，時與談及先生五十年前所示之東西文化之方向終當百世。他國文字論述先生之學者，亦時或見及。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來日世運亦可逆睹。毅及此間友人，於學術之事亦略有進境，惜道途悠阻，不獲面聆教益耳。
艮庸先生處便中希候。其託黃居素先生轉下之函，於十年後乃見到。遵騮與輔成兩兄如晤面，亦盼為致意。
專此，敬請道祺！
後學唐君毅拜上一月廿八
時三兄亦在敝校，任國文一課，唯與同仁不甚洽，或將來再謀介至他校。
上述兩封梁先生與唐先生往來信件，分別作於1974年1月5日（梁先生致唐先生），和同年1月28日（唐先生復梁先生）內容時間均相符合，可知前書標註有誤。，與前面三封書信的間隔超過二十年。對比查閱梁、唐兩位先生日記，在這二十多年時間裡，二人並無通信往來之記錄。雖然無法據此否定兩位先生在此期間曾經發生通信之可能，但基本可以肯定，在這二十多年裡二人的直接聯繫很少。原因或許在於：（1）從梁先生所處境遇來看，自1953年9月在中央會議上與毛澤東發生頂撞，遭到長期批判，並屢次受到衝擊，自然不便與外界發生過多聯繫。（2）從海外來看，1956年6月唐先生致牟宗三先生信中曾經述及：大約在此前後，不乏有人故意誇大梁先生是“反共分子”，“讓共黨因而殺梁，以便作宣傳資料”。在這種情況下，唐先生考慮到梁先生的人身安全，也主動減少了與梁先生的書信往來。
1952—1974年間，儘管政治運動此起彼伏，梁、唐二位先生在空間上遠隔萬里，但彼此心靈距離始終是十分貼近的，雙方一直嘗試著通過各種渠道，瞭解對方狀況。1956年10—11月，唐先生二妹至中女士到北京就醫，先到北大找到周輔成教授。11月3日，周輔成偕至中女士登門拜訪梁先生，梁先生在得知情況後，立即寫信給著名中醫嶽美中（1900—1982），請其多加關照。十餘天后，唐至中再次訪問了梁先生，一則介紹其就醫經過，二則特別向梁先生講了一些唐先生的情況。而在唐先生方面，1960年代某天，在輾轉獲知梁先生（及熊十力先生）一些近況後，立即寫信給牟宗三、徐復觀兩位先生，因為他知道牟、徐兩位先生同樣“注念”梁先生，“故即以奉告”。其中特別談道：“梁先生現在北平，近三年皆習太極拳，身體甚佳，其子均已婚，故家庭生活甚好云云。……去年羅夢冊自大陸回來，亦謂梁先生之物質生活尚好，只是不讓其說話。”
另將《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仔細翻閱，不難發現：1952—1974年間，除了唐至中女士曾藉來京就醫之便，向梁先生當面介紹過唐先生一些近況外，還有兩個關鍵人物，在梁、唐二位先生間發揮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一個是梁先生的昔日弟子胡應漢，一個是梁先生的朋友周植曾。胡應漢（1913—2013），字時三，湖南人。據梁培寬先生言，胡應漢曾在1934年、1947年兩度從學於梁先生，為梁先生著名弟子。1949年後，“僑寓九龍，讀書奉親”。1953年2月，胡應漢在港出版《伍憲子先生傳記》（香港四強印刷公司），後曾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另據美國芝加哥大學艾凱教授（Guy S. Alitto）介紹：胡應漢是梁先生“最忠實的學生”，他“一舉一動，包括思想都在追隨梁漱溟”。當年艾凱教授為了撰寫《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一書，曾在香港親自採訪過胡應漢，故其說法具有相當說服力。目前在《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中，一共收錄梁先生致胡應漢信件37封，最早一封的署名日期為1953年9月13日，最後一封的寄達日期為1985年12月11日，前後歷時二十二年之久，為現存梁先生與個人通信記錄最多者，足見二人往來之密切。當然，這與胡應漢對梁先生來信的珍視和精心保存有很大關係。參閱梁先生日記可知，1953年9月，胡應漢起初未敢將信直接郵寄給梁先生，而是先寄給梁先生弟子陳亞三，請其轉交。9月9日，陳亞三將來信面呈梁先生；13日，梁先生給胡應漢撰寫回信；14日早晨，梁先生將信發出。當時胡應漢到港未久，且與梁先生已經有一段時間中斷聯繫。在其致梁先生信中，胡應漢一則希望梁先生能寄幾本《中國文化要義》，以便研讀，但梁先生覺得郵寄或有閃失，打算請人便中攜帶至港；二則胡應漢特別問詢黃艮庸（1900—1976）、雲頌天（1901—1983）等舊友近況，梁先生一一予以回答。
上世紀50年代，胡應漢以“讀書奉親”之名棲身香港，期間結識了唐君毅先生等人。揆諸唐先生日記，其中有關胡應漢的記錄，始於1955年2月2日。唐先生該日日記雲：“至港大上課，下午與胡應漢及學生至沙田。”從行文語氣來看，此前唐先生與胡應漢應該已經相識。此日之後，在唐先生日記中尚有——1955年8月26日，1956年9月2日，1957年4月30日，1958年4月9日，1960年1月17日，1966年2月7日，1965年8月26日，1969年8月20日，1975年2月18日——至少9條關於胡應漢的直接記錄。在以簡要為典型特徵的唐先生日記中留下如許記錄，足徵二人關係不疏。
胡應漢在梁先生和唐先生之間的媒介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將唐先生主辦之刊物郵寄梁先生，供其品讀。如1956年12月29日，梁先生日記：“收胡時三從香港寄來《原泉》雜誌十冊”；12月30日，“寫答雲頌天及胡時三各一信，發去”。1957年1月6日，“又收胡時三寄來《原泉》第十二冊”；1月7日，“閱《原泉》第十二冊唐君毅文章，論明道、橫渠之異，甚好”；3月10日，“收胡時三寄來《原泉》第十三期”。該《原泉》雜誌屬於月刊，1955年12月在香港創立。唐先生即為創辦者之一，胡應漢則一度擔任主編。該刊主張文化藝術可以涵養性靈，“從藝術之陶融，……先自正其心，以正其所學”，進而以宗教、教化、藝術為工具，“反之於身而心安命立，推之於世界而族睦邦寧”。1959年，曉雲法師創辦“佛教文化藝術協會”，將該刊併入該會。至1970年在港停辦，而後又在臺灣復刊。在1957年的《原泉》雜誌中，唐先生共發表兩篇文章：《略述明道與橫渠之學之不同》和《略述伊川之學》。梁先生日記中所稱讚者，即為前面一篇。
胡應漢的另外一方面作用，則表現在他充當了梁先生與唐先生之間的信使，不僅在致梁先生的書信中經常介紹唐先生的近況，更會將所獲有關梁先生信息及時與唐先生等人分享。即如1956年12月30日，梁先生致胡應漢信中特別問及“君毅計當不少見面耶？”，並言“他令妹因病來京就醫，曾來我家兩次，得詢悉君毅一些近況為慰。我在京一切均好，但說起話來就太長，短了說不明白，是以沒有與君毅及弟等寫信耳。可以此字送他以及其他相知閱看。”另外，前面所舉上世紀60年代，唐先生曾同時致信牟宗三、徐復觀兩位先生，告知梁先生（及熊十力先生）近況，其部分信息來源就是胡應漢。
除胡應漢外，在梁、唐兩位先生間充當信使者，還有一位周植曾。然而，目前我們對這位周先生的瞭解相當有限，甚至其生卒年份亦不得而知。據梁先生致胡應漢信中介紹，周植曾為近現代名人周孝懷（善培）之第三子，“先生為人和學識，是我十分佩服的”，“是我最敬服之前輩，他愛憎分明，而甚愛重我。於是植曾亦就相熟，如此而已。……此君有才氣，對我一片好心好意，時思幫助我”。另據1971年周植曾致梁先生信中自述——“去國數年”，似乎其於上世紀60年代移居香港。《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中收錄周植曾致梁先生信件八封，梁先生致周先生信件一封，一共有九封之多。其中，周植曾致梁先生第一封信，雖未署明具體年月日期，但據內容推測，大致作於移居香港未久，最後一封信則作於1980年1月17日，前後時間跨度十數年。
周植曾在港期間，主要從事工商貿易，兼任教書，並與唐君毅等學者多所往來。十數年間，周植曾與梁先生書信往還相當頻繁——每逢元旦，幾乎必寄賀卡問候，並經常附帶介紹唐先生一些情況。因而，書信不僅成為周、梁二位先生溝通問候的重要手段，更在梁、唐二位先生間架起了難得的信息橋樑。例如1967年12月28日，梁先生日記：“收周植曾香港寄來賀年片，附數語，知唐君毅在港”。1971年1月10日，周植曾致梁先生信中言：“弟在此間教授哲學，常晤君毅……每道風采，孺慕不已。”1972年1月6日，周植曾又來信，雲：“君毅時相過從，目疾已大愈，仍於香港中文大學主授哲學，頗有著作問世，儼然宗家矣，特囑弟代問候起居。”然而，由於周植曾經營工商業，動輒外出貿易，行蹤不太穩定。就在1972年1月6日致梁先生信件之後，將近兩年時間，音訊皆無，梁先生懸念備至，因而除按照既往地址親自寫信給周植曾外，特別寫信給胡應漢，並託其向唐先生詢問周植曾行蹤，及其聯繫方式。所以，也就有了1974年1月梁先生與唐先生之間的再一次往來通信——即上述第4和第5封信。經查《梁漱溟日記》，1974年1月5日梁先生“早起閱書，寫答胡時三信及唐君毅信”。致胡應漢（時三）信中雲：“友人周植曾往者每屆西人聖誕節，曾有一賀片寄我，略附數語問候，我亦必作答，如是者多年矣。最近兩年忽不見其賀片，不知其地址，聯繫遂斷。其人與唐君毅相識，於營商外亦教書。茲附致君毅一箋，能為我轉致君毅否？”此中所謂“附致君毅一箋”，即本文所錄第4封信。在短箋中，梁先生向唐先生表示，南北暌隔二十多年，一直遺憾未有機會暢談交流。自身雖然老邁，但精力不衰，或許將來老朋友還有把晤之日。通讀全信，梁先生去信目的很明顯：主要是拜託唐先生幫忙尋找周植曾，並不在討論思想或者學術，故亦無需贅論。
待胡應漢將梁先生來信轉交，唐先生於1月28日覆信給梁先生——即上述第5封信。在覆信中，唐先生表示，因為得知梁先生道履沖和，一如往常，特別感到欣慰。在此之前，也常從黃艮庸先生的侄孫那裡得知梁先生的消息，深表懷念。當時在香港的一些朋友和青年，時常閱讀梁先生著作，認為梁先生在五十年前——即寫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已經預言了中西文化發展的大趨勢。進而，唐先生再次引用了“齊魯變道”的說法——“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認為將來中國世運轉變——即變成從思想意識到社會生活完全頂天立地的獨立國家，是可以預見的。大約在1973年底，未及唐先生代為查問，周植曾本人也收到了梁先生的來信。1974年1月5日，周植曾提筆給梁先生寫了一封回信。其中不僅談了自己的生活狀態，更重點介紹了唐先生的著述情況：“年前接奉手示，故人無恙，樂何如之。以示君毅，亦至快慰。弟近來營工商業，尚堪生活。君毅則致力教授著述，近著《原道篇》，方告付梓，都百餘萬言，傳世之作也。如長者感興趣，請復示，即寄上不誤也。”1月14日，周再次接到梁先生來信；2月18日，周在回信中言：
昨與君毅夫婦小敘，君毅談及方收到大示，並承詢弟近況，至感！君毅著《原道篇》共二冊，並其令堂詩集一卷，均另郵寄呈。其《原道篇》，君毅本欲題字數行，惟正當運動期中，恐累長者，是以放棄，諸希宥諒。君毅又近著《孔子誅少正卯說之形成》一文，申崔東壁、梁玉繩之說，復有新見地。如認為無礙，請示知，弟當另寄上也。
據梁培寬先生講，周植曾在發出此信同時，將幾種書籍郵寄北京，但海關將《原道篇》二冊沒收，詩集則放行，且為此出具了沒收通知書。3月9日，梁先生再次寫信給周植曾，告以實情，周則隨後通過電話告訴了唐先生。5月2日，周在回信中表示，他和唐先生從胡應漢處得知梁先生正在撰寫《人心與人生》一書，故而特別提出：如果該書已經完成，他和唐先生等人可以設法在海外刊佈，以廣流傳。然而，就在1974年4月，大陸掀起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梁先生公開表示拒絕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運動高潮過後，1975年3月19日周植曾特別寄信給梁先生，表達關切，並希望能擇機來京看望。同月28日，梁先生寫一短箋，寄給周植曾，並示意給唐君毅、胡應漢等人閱看。短箋內容如下：
三月十九日函示敬悉。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態度是獨立思考和表裡如一，無所畏懼，一切聽其自然發展。此時如從香港來人看我，大不相宜。此紙可轉君毅、時三一閱。我身體精神至佳，雖年紀八十有三，仍然像六十許人，可以告慰遠方朋友。漱溟手覆
三月廿八日
據胡應漢先生回憶，1975年4月6日周植曾接到該信，隨即將之複印，並轉交給唐、胡兩位，故在《唐君毅全集》中也收錄此一短箋。但該書將該短箋標註為“梁漱溟致唐至中信之二”，其實應以胡應漢的說法更為可靠。不管怎樣，由此不難看出，周植曾和胡應漢有些類似，在梁先生和唐先生之間發揮了重要的信息傳遞功能，並且二人在港期間存在一定交集，故而梁先生特別委託周植曾，將上面的短箋一併轉給唐、胡二位閱看，以明心跡。
（六）餘緒
1966年夏，“文革”乍起。8月24日，梁先生在京寓所遭到紅衛兵查抄打砸。同年9月9日，梁先生在致全國政協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書信中，介紹了被抄家後的慘狀：“書籍、文稿、信件、日記、筆硯、名章等，以及衣服、被褥、帽襪等，或則蒐集運往街道派出所，或散失不知去向。傢俱木器、瓷器亦多砸毀，屋內殆為之一空，亦可以說‘一身之外無長物’。”據梁先生言，及至1970—1971年，在“上級領導”的幫助尋查下，前後三次發還了部分被抄之物。他覺得最滿意的是，“手稿、日記、筆記、親友信函均得歸還”。——其中就有本文所最先討論的，1950年11月25日唐先生致梁先生的覆信。
文革末期，梁先生的政治待遇有所改善，生活亦趨穩定。經查《梁漱溟日記》，大約自1976年7月下旬，梁先生開始著手整理既往信件。在整理過程中，梁先生睹物思人，感想頗多，隨手加以“批註”，給我們留下許多難得的歷史信息。是年8月18日，梁先生日記“寫稿（批註信札）”；次日，“早起，批註唐君毅信札”。我們有幸在新近出版的《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中，發現了當日梁先生在唐先生來信上的批註文字。梁先生的批註文字，主要集中在本文所錄第一封信（1950年11月25日），以及最後一封信（1974年1月28日）的末尾。在前一封信的末尾，梁先生批註雲：“‘國’字竟寫成‘□’，可勝驚歎！其他的字亦多難辨認，不能不加旁註。（參看另頁批評）”，並加蓋個人私印（“梁漱溟印”），所署日期為“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在1974年1月28日唐先生致梁先生信件末尾，則批註雲：
唐君毅為唐迪風（鐵風）先生之子。一九二○年（抑或一九二六年，記不明確）我與其父相遇於南京內學院歐陽先生處，盤桓多日。其時君毅求學北京，而我任教北大，迪風囑託照顧之。厥後忽得讀君毅所著《道德自我之建立》一書，大為欣賞敬佩，曾摘錄其精采文句於我手冊，然迄未得晤對機會為憾。全國解放後，其大妹至中女士，曾從南方來北京訪我，談及其家庭情況，雖距今廿餘年，猶留有印象。其後聞君毅講學香港、日本，以至美國，甚見重於時。卻想不到其人在楮墨間苟且隨便，至於如此。此似屬末節小事，而可覘其人氣質近於褊急草率，不為大器，使我嗟訝失望。
在該批註末尾，梁先生亦加蓋了個人私印，以示鄭重。統觀這兩段文字，梁先生回顧了早年與唐先生結識之經過，對唐先生的著作——尤其《道德自我之建立》一書——大為讚賞，甚至將其中精彩文字抄錄在冊。但二人多年未曾會晤對談，深以為憾。對於1956年唐先生二妹至中女士來京看病一事，雖然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仍然留有印象。其後，通過胡應漢、周植曾等寄來信件，得知唐先生在香港、日本、美國等地講學，深得時賢推崇，心裡感到欣慰。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梁先生對於唐先生的書法文字，進行了嚴厲批評，並且連帶及之，覺得唐先生“個人氣質近於褊急草率，不為大器”。梁先生作為唐先生的世交長輩，作出這種批評，明顯帶有長者求賢之意。或許在梁先生看來，唐先生作為在海外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學者，應該在小節方面力求完善。當然，這與梁先生與唐先生數十年未曾見面很有關係。假如上世紀70年代，梁先生與唐先生有機會晤面長談，則可能會是另外一番評價。頗可佐證上述說法的是，1978年2月2日唐先生去世，梁先生覺得十分可惜。經查梁先生日記，唐先生故去的消息是胡應漢最早從香港寄信告知的。胡應漢於當年2月7日寫信給梁先生，同月14日，梁先生收到該信，特在日記中記雲：“收香港胡時三信，知唐君毅去世，年只七十。”此中“年只七十”四字，明顯帶有哀思。兩天後（2月16日），梁先生提筆給胡應漢寫回信，其中談道：“來書述及君毅作古，艮庸去世後，知交又少一人”，“君毅逝世可惜，但他是明白吾人生死之理的。”隨後，梁先生將此前從唐先生《道德自我之建立》一書中摘錄的部分文字抄錄在信中，其言曰：
心之本體是超時空的，是恆常真實的，所以人之有死一事根本不能成立。（意謂生命沒有完結）人死只是其身體之銷燬。然而身體這東西，我已說明它自始即一銷燬中之存在，而於銷燬過程中表現心理活動。所以人之身體自生至死，只是心之本體之心理活動之一段過程之表現。所以，人之有死後的生活，或第二代的身體，來繼續他的心理活動，是不成問題。
接著，梁先生寫下一段寄意深遠的文字：
君毅必再來人世無可疑。君毅所見到者，古人早曾見到。如邵康節有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湛甘泉雲“心包天地外，身在天地中”，祝無功雲“身在心中”，皆是也。蓋見為有時間限制的只是分寄於個體的生命，而生命本體實為宇宙一體性的。更要知道，心與生命同義。
作為唐先生的長輩兼知交，梁先生的憐惜之情沉鬱而熱烈，並能從一貫所從事之文化哲學角度進行解讀，相信唐先生必能再次回到人世，延續其心靈與生命。1979年3月15日，梁先生收到香港周植曾寄來的“唐君毅著作六大冊”，並立即回信。3月17—19日，連續三天，梁先生仔細翻閱了唐先生的著作，並作出正面評價。而在周植曾接到梁先生覆信後，隨即又給梁先生寫了回信，其中談道：“君毅逝世復週年矣，此間頗不乏論述君毅思想之文。鄙見其中以勞思光教授所論較是的評，因剪報附呈尊覽。”同年10月16日，唐先生六妹之女胥遠帆來京面見梁先生；同日，梁先生收到一冊《唐君毅紀念集》。10月18日，梁先生日記：“閱唐君毅紀念集甚久，增識見。”然於一周之後，梁先生再次收到自香港寄來的“唐君毅紀念集”，因而發信給胥遠帆，“擬還其書”。
1983年上半年——唐先生逝世五週年之際，劉雨濤致信梁先生，詢問唐先生一些情況。梁先生在回信中，除再度回憶起與唐先生的相識過程外，特別談道：“我曾勸他回國一遊，他不肯”，“君毅去臺灣，而不來大陸，是可以體諒的”，“他的人品學問，我十分佩服”。同年6月3日，梁先生收到唐至中來信。6月8日，梁先生回信給唐至中。其中寫道：“令兄君毅先生學問造詣甚深，我嘗摘錄不少其精粹語於手冊，至今保存。獨嘆其竟先我去世，又隔海數十年，不得把晤為憾也。”
同年12月1日，梁先生親自撰文，懷念唐君毅先生，該文於次年2月13日發表在香港的《華僑日報》。該報同期刊出的懷念文章，還有周輔成的《記君毅先生若干事》，王肇年的《懷念君毅大哥》，以及唐先生外甥王康的《悼君毅大舅》等幾篇文章。在這篇懷念文章裡，梁先生稱唐先生為“最近一代賢哲之士”，並對唐先生的著作進行表揚：“我雖未循序繹讀，然其識解正確，時有警語精闢驚人，則我衷心歎服之矣”。在這篇文章中，梁先生仍不忘與已故之唐先生切磋學術，對於其未對“法相唯識之學”進行剖析，深表不解，但斯人已逝，顯然已經無法再和唐先生討論了。文章末尾，梁先生再次抄錄了上引唐先生《道德自我之建立》中文字，並引用禪宗的兩句偈語——“有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身在心中”，以作呼應。最後，梁先生寫道“蓋身有盡而心無盡，君毅其知之矣”；言外之意，他絕對相信：唐先生的心靈生命沒有止盡，終究會再次降臨人世，而得以延續和永恆。
據梁培寬先生記述，唐先生去世三年後——1981年，梁先生年滿八十八歲，讀書看報一如往常，但很少動筆寫東西，日記亦不再堅持。上述懷念文字寫於1983年，即梁先生日記停止兩年後，可見唐先生在其學術生命中佔有重要位置，情誼深遠。面對知交故友們日漸凋零，梁先生孑然獨存，縈繞在他心頭的，孤寂恐怕在所難免。五年之後，梁先生這位“最後的儒家”，其俗世生命也走到盡頭，在京溘然長逝。“身有盡而心無盡”，這句昔日送給唐先生的話，用在梁先生自己身上，恐怕也是再恰當不過的。如今，梁先生與唐先生之間跨越半個世紀的學術交誼，與我們漸行漸遠。展讀有幸保存下來的五封信件，梁先生與唐先生隔海闊別三十載，對於故國的滿腔赤誠，對於故人的牽掛和思念，總是令人景仰和感動。
孫家紅（1978—），男，吉林四平人，法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中國法律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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