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牟宗三先生
按：歷史上的今天，1995年4月12日下午三點，牟宗三先生病逝於臺北。以此小文（亦是舊文）紀念近代中國最特出的文化人物。
01
牟宗三先生是孤獨的。
然而，生前死後，他並不缺乏熱鬧。作為公認的新儒家集大成者，他的學問超過了他的老師熊十力，超過了梁漱溟，超過了馮友蘭，超過了他的知交唐君毅先生；在生前，他的學問即有世界性的影響力，死後，重視他、研究他的人也日趨增多。
但他依然是寂寞的。大陸的中文世界與他依然隔閡。近來現實中愈發熱鬧的儒學也未見得以他為榮光。大陸對他的熱衷，是一種泡沫式的。
他的真實命運，恰似他離開大陸遺留在老家（山東棲霞蛇窩泊鎮牟家疃村）兩個兒子的遭遇：一個沒讀過書，一個只讀到五年級，一輩子都只是農民，對父親的了不起有所認識終茫茫然，當文化、國學開始成為熱點後，甚至連父親的遺物都沒能保住，被當地政府為裝點門面取走了。唯一的牟宗三紀念館，也僅僅是當地「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牟氏莊園中的一小間。
他的全集，已有臺灣聯經出版社2003年出版，共32冊，卻至今無法在大陸全面出版。這麼多年，只零零散散分佈在各出版社，也算出了十幾種，稍微齊全的要屬吉林出版集團。2010年，出版集團方出版了13部書，2016年又陸續出版，現今有17部，共22冊，然而也不全。
|《牟宗三先生全集》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團
出版時間：2015
圖為劉愚藏書
當然，這裡面固有無可奈何之情節：即使到了今天，在大陸出版牟宗三先生的書還依然有巨大挑戰。他太犀利了，他的歷史與哲學修養令他對大陸有著極深的理解，而他的儒者性格又令他無法沉默或苟且，令他必須開口評論。在他的演講文稿裡，在他結集的文字裡，他對大陸的批評處處可見，深入骨髓，若要引入大陸出版，就必得刪減甚至捨棄。而若對他的文字打折扣，也就對其深刻性做了折扣，故此種編輯工作總令人尷尬，難以教讀者痛快。
他又太系統了，欲完整理解他，必需對他做完整閱讀。可在他的著作中，奠定他中西交匯學問的最基礎部分，很難理解，需要相當學力與邏輯思辨，若無精研功夫，極易不得其門而入。但所謂陽春白雪，應者寥寥，一個快速消費的時代，這些最基礎部分作品難以流佈，在商業上不容易成功，也就難以被出版商相中並出版。
凡此種種，造成吉林出版集團所選這套牟宗三文集之不足。
在表現牟宗三先生匯通儒釋道、重釋中國文化精髓部分，有《佛性與般若》《才性與玄理》《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名家與荀子》，最體現牟宗三先生義理之學的重要著作《心體與性體》也是在2016年才正式出版；在表現牟宗三先生融會消化西學部分，有《圓善論》《現象與物自身》，但缺了他費十數年功夫翻譯的康德著作：《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亦缺乏《理則學》《邏輯典範》《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等牟宗三先生出入西學的基礎作品；在牟宗三先生演講集部分，引入了《中國哲學十九講》《中國哲學的特質》《人文講習錄》《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四種，可惜多有刪節，剔除了他對現實政治的很多批評。
所幸，牟宗三先生解釋傳統文化如何才能開出現代「民主政治」及科學的「外王新義」部分，最重要的三本著作《道德的理想主義》《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都引入出版了。要言之，這套文集雖可使大陸讀者窺見牟宗三的文化氣象，但仍有不盡意之處。以中國百年現代化歷史，出此一極清醒極明白之人物，若他的著述至今仍無法全數引入大陸，即可言中國文化之命運，至今依然無根、依然在逃難。
02
1993年，在他去世前兩年，在接受香港亞視採訪時，牟宗三先生亦不無傷感的說，他在香港只不過在逃難，香港臺灣輾轉四十年，至死不得落葉歸根、迴歸故里，而他一輩子的文化原創貢獻，縱然輝煌也不得落葉歸根、迴歸故里，能不令人悲乎？
牟宗三先生去世後，余英時先生撰文紀念，稱他為當代儒家最後一位大師；他又因在儒家義理系統上的整理工作，被時人稱許為「宋明義理、魏晉人物」，還將他在中國哲學上的地位與康德在西哲上的地位相提並論：康德之後談哲學可以超越但無法繞開康德，牟宗三之後談中國哲學，尤其宋明理學，可以超越但無法繞開牟宗三。
實際上，與其說在宋明理學上繞不開牟宗三，不如說，在中國文化尤其儒學的現代化上，牟宗三是無法繞開的。在最深層次文化意義上，中國之現代化轉型，中華文明慧命之延續，必須從牟宗三開始談起。
近代大儒中，牟宗三最特出之處在於一種極健康的氣象與格局。這種健康，體現在對現代化帶來的民主與科學的態度上。近代中國面臨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一百多年來，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一直有兩種變態心理，延綿至今：
一種妄自菲薄，或認為中華文化無用之極已過時，或認為中華文化被西方文化徹底擊敗；
一種虛驕自滿，認為中華文化獨步天下，甚有妄人還宣稱西方文化兩百年內要滅亡，惟中國文化方能拯救等等。
與這些心態扭曲的文化論者不同，牟宗三先生徑直承認現代化與民主政治之重要性，他這樣說道：「現代化雖先發自於西方，但是隻要它一旦出現，它就沒有地方性，只要它是真理，它就有普遍性，只要有普遍性，任何一個民族都當該承認它。中國的老名詞是王道，藏天下於天下，新名詞則是開放的社會、民主政治，所以這是個共同的理想。」他又引用黃梨洲的話說「三代以上，藏天下於天下」，而民主政治是能夠表現「藏天下於天下」的理想。
中國儒家文化向來最受譏笑的是「事功」方面的無用，而在此處，牟宗三先生亦大大方方的承認，「中國以前所要求的事功，亦只在民主政治的形態下，才能夠充分的實現，才能夠充分的被正視。」而且，對現代化以來「事功」方面表現最突出的科學，牟宗三先生亦有極明白的認識：科學知識......必得套在民主政治下......才能充分實現。
否則，缺乏民主政治的形式條件而孤立的講中性的科學，亦不足以稱為真正的現代化。一般人只從科技的層面瞭解現代化，殊不知現代化之所以為現代化的關鍵不在科學，而在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所涵攝的自由、平等，才是現代化的本質意義之所在。
此正為牟宗三的「新外王」，也正是他格局所在，又豈是當今那些整天擔心現代化讓儒家文化滅絕，從而言不及民主甚至反民主的酸儒、小儒所能企及？唯有這種格局，才談的上「為往聖繼絕學，為生民立命」。社會秩序只能在自然之常、人性之常處建立，儒家若有「為生民立命」的抱負，必不能違背自然、人性之常道，也必不能反對民主政治。
| 牟宗三先生。
03
智慧、理性不分東方與西方，西方有理性建立民主政治，東方亦有。現代化所帶來的民主政治是全球化的，無論東方、西方，都不過是全球化中一部分，西方能刺激東方，東方亦能刺激西方，又何必對立？只有最虛弱最狹隘的民族主義才會將東方與西方對立，視為仇寇。
儒家若有敵人，這敵人不是來自西方。考諸歷史，儒家的最大敵人一直是法家。按牟宗三先生的說法，儒家是天地、君、親、師四個標準並舉，天地代表超越實體，君代表政府，親代表倫常，師代表慧命相續；四個標準之下，人人皆可體察價值倫常，人人皆可以超越之實體為價值歸屬，皆可於君之外肯定個性，故雖在君主專制政體下，人間猶有相當的疏朗，人民仍保有相當的自由。雖此自由並未進至民主政體且以法律形態予以積極的保障，並開出政治方面之更多的自由，然在此四標準並建之下，人間之疏朗性實潛隱著許多自由之可能。
故儒家對於只有個人而無政府與社會之道家，只有社會而無個人與政府之墨家，只有政府而無個人與社會之法家，皆所反對，而對於法家反對尤甚。至近代，更有極權興起，此極權實是新式的法家，只有一標準:政府。舊法家是以君為標準，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新式的法家以M主義為教，以全部人間為機器，以人為螺絲釘，故天地芻狗，人間奴役盛行。
無論東方或西方，就人性之常道而言，民主政體都具有普遍性。然而，牟宗三又指出，民主政體是要自覺奮鬥以創造的，因此民主政體背後所代表的人性之常道或普遍性，便不能不是從創造的道德心靈(內在主體，人性主體)而發出。也就是說，無論東方與西方，「民主政治」所代表的「外王」都要自「內聖」開出，即自東方或西方的普通人的內心道德生髮並奮鬥而成。
道德也是不分東方與西方的。每個民族都要回答，善從何處來，為何要行善。然而，也正在此處，東西方顯現出了歷史路徑的區別、互補。用康德的話語系統表示，則西方文化在起源處以道德他律開始，自康德方打開主體之門，方開始道德自律的傳統。而中國文化自起源處即以道德自律開始。
明白的說，西方人的道德觀念一直是以外在於個人之外的上帝為標準，絕對的善只在上帝身上存在，上帝說對即對，上帝說錯即錯。到康德手裡，才開始強調道德上應意志為自我立法，強調道德的自律性。而中國，從孔子開始即強調「吾日三省其身」，強調自我對「仁」的體會與踐行，強調只要功夫到位且持之以恆，人皆可為堯舜。
另一方面，在西方，從他律到自律的演變，伴隨著極其嚴格的哲學構建，而在東方，這種哲學思辨與系統性的思想架構在整個思想史上只一鱗半爪，從未蔚為大觀。孔子幾乎沒有，孟子倒有諸多思辨，但到宋明理學，陸九淵甚至讓弟子跳過孟子的這些思辨部分，直接從「善有四端」開始進入踐履之功夫。
04
的確，在思辨的頭腦方面，中國人要遠遠輸於西方。也正唯此，更顯出牟宗三先生在建構道德形而上學的「內聖之學」上成就之大，以及再造中華文化方面貢獻之大。在全球化背景下，此亦是對西方文化的貢獻，東方從西方望見嚴格的思辨與邏輯，西方則在東方望見道德踐履功夫。東西方在各自民族的一流頭腦處得到了互補。
讓人好奇的是，這樣的一流頭腦是如何在東方出現的。現代化對東方的衝擊以及東方的適應，在渡過了最初的學習船堅炮利之後，即開始了消化西方文化的歷程，這種消化背後有著深深的文化根源。隨此歷史展開的，不僅僅有重義理的新儒家，如牟宗三，亦有自墨子開始的重功利重事功傳統的現代考據派，如胡適。他與牟宗三在份上為師徒，卻幾乎終生對立。胡適所繼承的清代戴東原樸學，一直以陸王心學為對手，而牟宗三恰恰是陸王心學的現代傳人。
站在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角度看，他們的衝突是精彩而富有智慧的。而且不僅僅是衝突，衝突之上是雙方對延續中華文化慧命的共同使命感，對中華文化的共同情感。胡適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牟宗三更是終身都在為中華文化的現代轉型著力。
此種對本國文化之真誠情感，對吾國吾民之道德責任感，在每一個真誠的儒者身上都閃現、流淌過。當代儒者蔣慶先生亦曾有「聖人入世依情不依理」之感悟，再遠溯孔孟，宋明儒家人物，都有類似表達。孔子云：鳥獸不可與同群，故知其不可而為之；張橫渠雲：凡天下之疲癃（lóng）、殘疾、孤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朱子雲：仁人視此，若瘡痏之在身、疾痛之切膚，不可一日安也。故必思所以出水火而登衽席之道，使得全其正命。
牟宗三則在《五十自述》裡這樣說道：此世界是破裂的，我亦是破裂的；此世界是虛無的，我亦是虛無的；此世界人人失所受苦，我亦是「有情既病，我即隨病」。但在我只是被動的反映，不是菩薩之「現身有疾」。世界病了，我亦病了。
| 英譯版《五十自述》。
世界病了，我亦病了。萬物一體，有此仁人之心，方有擔當。然而，最後一個新儒家大師（余英時言）牟宗三先生也已仙去，而他的文化創建依然飄搖孤懸於在海外，還尚不得在大陸大顯於天下。世存大義縷難絕，誰共蒼生取次求。斯人已去，吾誰以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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