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中國古人理性早啟，文化早熟，一貫地好講情理，而孔子則是其關鍵性的人物。以下將說明之。往者夏曾佑著《中國古代史》,有云“孔子一身直為中國政教之原,中國歷史孔子一人之歷史而已”。柳詒(yí)微著《中國文化史》，有云“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兩先生之言幾若一致，而柳先生所說卻較明確。
社會大於個人，個人出自社會；不能把任何一個人看得太高太大，脫離實際。一社會都有其歷史背景，一切所表現的事物莫不從過去歷史演變而來。一切創造莫不有所因襲而成，無因襲即無創造。孔子自稱“述而不作”是老實話。
事物經過亦正是這樣的。說“孔子以前數千年文化賴孔子而傳”者，古先的文化（歷史事實、學術思想）不能不靠典籍文字以保有傳遞於後，而傳於後的我們這些典籍如詩、書、禮、樂、易、春秋不全是經過孔子之手整理一道，用以教人而傳下來的嗎？其他有些傳授是靠人的，如射、御、習禮、作樂之類，同為當時文化內容，同在當時孔門教學之中。從事傳習古文化者難說就只孔子一人。但孔子好古敏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殆為人所不及，同時他亦有機會有條件從事於此。試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史記·儒林列傳》及其他載籍（如漢唐史書），諸講習傳佈往古學術者非在鄒魯之鄉儒家之徒乎？
但在農工生產方面，當時孔門未加學習，這是因勞心勞力社會上必要分工之故。
無疑，凡我所說的情理和理性充分地寓乎那古經書中，卻惜學徒們，尤其後世學徒們總把功夫用在講解記誦書文上，鮮能回到自家身心生活上有所體認和存養，就不能真切地接續發揮理性主義。從漢唐以至清代，其代表儒家者不過是經學家而已。宋儒明儒比較能在身心性命上理會孔門之學，但亦限於環境條件不能大有所發揮。凡此都緣理性之啟，文化之熟過早，是不能責怪後人的。
說孔子以前的上古文化賴於孔子而傳者，其文化大要即如是，其流傳也大要即限止於是；其功在孔子，其過不在後人。
說孔子以後數千年文化賴孔子而開者，其根本點就在二千五百年來大有異乎世界各方，不以宗教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端賴孔子而開之。或認真說：二千五百年來中國文化是不以環繞著某一宗教為中心而發展的，尋其所從來者蓋甚早甚早。而其局面之得以開展穩定則在孔子。再申言之：一貫好講情理，富有理性色彩的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端由孔子奠其基礎。
周公的製作是具體事物，而孔子則於其精神道理大有所領悟，以教之於人。“禮崩樂壞”的話見之甚早，殆即指周公當初製作者而說。此具體的禮樂制度保持不了，其傳於後者有限而由孔門的理性學風及其諄諄以情理教導於人者，卻能使人頭腦心思開明而少迷信固執，使人情風俗趨於敦厚禮讓，好講情理。兩千年來中國對外居於世界各方之間，其文化顯著異采，卓然不群，而就它如此廣大社會內部說，其文化競爾高度統一者，前兩千五百年的孔子實開之。
以上所說是兩千年傳統文化的正面，亦即其積極精采之一面；還必須指出其負面，亦即其消極失敗之一面。首先要看到它嚴重的消極性。
在社會經濟上，物資生產力長期俺滯，內地農村多不改其自然經濟狀態。在國家政治上,則融國家於社會，天下觀念代替了國家觀念，在內以消極相安為治，對外務於防守，猶或防守不了。舊著《中國文化要義》曾指出有五大病，此消極性而外，其一是幼稚：凡古宗法社會、古封建社會之形態跡象往往猶存；其二是老衰：歷史既久，浸一切入於僵化凝固，徒存形式，失其精神，如後世所稱“名教”、“禮教”者難免成為人生桎梏。其三是不落實：往往離現實而逞理想，即以理想代替事實。其四是暖昧而不明爽：如有宗教無宗教，是國家非國家，是宗法非宗法，是封建非封建，有民主無民主，有自由無自由，……既像如此，又像如被，使人有疑莫能明之感。凡此五病總坐在理性早啟、文化早熟。孔子既於此有其功，同時就要分擔其過。
孔子在中國四五千年文化史上為承前啟後的關鍵性人物，如上已明。孔子的功罪或其價值如何即視中國文化在世界史上表現出的成功失敗而定之。試核論於後文。
西人所長吾人所短，長短互見，各有得失吾人過去兩千年的傳統文化與西洋近代文化相遇，一百多年來節節挫敗，不能自存，被迫變法維新，崇尚西學，以迄於今，是則西人有其所長而吾人大有所短，事實甚明。究竟彼此長短何在？“五四”運動中有打倒“孔家店”的呼聲，而以“塞恩斯”和“德謨克拉西”相標榜，大體是對的。但不能抄襲他人文章，仍須走自己的道路。
吾人之成功何在？即此人多地廣，在空間上民族單位開拓之大，舉世莫比，非其成功之可見者乎？尤其是以自己獨創之文化綿遠其民族生命，在時間上歷史悠久，舉世所莫及，非其成功之可見者乎？正賴有此偉大悠久的根底，乃在近百年挫辱之後，卒有今天的復興，不是嗎？
我民族在世界史上有卓異之成功,事實具在，不待更說；有待說明者，其成功之所由來。試一申說之如後。
若問此成功何由而來，扼要回答，那便是肇興自古的“非宗教性文化”。這文化——具體指出——大約根本在周公製作的禮樂制度，而孔子理性主義的教導，仍得以在禮崩樂壞之後略略傳衍下來。卒之以教化取代宗教為社會文化中心，對於現世人生鄭重從事是其特點。此教化非唯取代了宗教而且取代了政治（強力政治）。近二千年間（亂世紛擾之局不計）中國當政者總是積極於興教化，而以消極不擾民為政治鐵則。即此取代宗教又取代政治的傳統文化，陶養得中國人一副性格和作風最能把異族人同化吸收進來，拓大其民族單位。大約從上古所謂蠻夷、戎狄後來所謂“五胡”，一直到遼、金、元、清，不論征服或被征服，總是先後都被同化了，泯志其族系，很少有例外。
此最能同優異族人的性格和作風，可以兩言括之：一曰開明無執，又一曰仁厚有容。宗教原是團結人群的，但同時它又偏能分裂隔離了人群。歐洲的神學家每謂實現世界人類的和平統一要靠基督教，其實就在基督教各教派之間都不見一點顯微小的和解可能，更談不到他們與天主教之間，天主教與東正教之間了。印度是世界上宗教最盛且多的地方，而世界上也再沒有象印度社會內分裂隔閡，支離破碎，那樣深刻嚴重的了。這是為什麼？宗教從來是教條主義者，而且其教條之所本超絕神秘，全在於信仰。信仰此者，其勢與信仰彼者分家。自己有所固執便無法與旁人合得來。迷信固執既是宗教信徒的恆情，則其陷於分裂，各立門戶，豈不是當然之事乎？印度社會之陷於支離破碎全是其迷信固執之結果。
事情很明顯，取代了宗教的中國傳統教化，養成了好講情理的民風，頭腦便開明許多。儘管瑣碎迷信流行不絕，又漸有外來宗教輸入內地，卻總無關大局。鄉間小廟每見關帝、觀音一同祀奉，知識階層或好為“三教同源”、“五教（儒、釋、道、耶、回）合一”之談。人們說：“教雖不同，其理則一，總是教人學好行善的呀。”此可見其直接地信理，間接地信教。中國人喜好融通調和。物理存於客觀，是調和不來的，而人與人之間的行事卻免不了出以調和。調和融通正亦是一種情理。漢族對於他族雜居者之習俗恆表相當尊重，所謂“因其風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不強人從我；這實是有利於彼此接近同化之一面。
更有積極重要的一面在，即是：隨著日常行事自處待人之間啟發人的情理自覺。理性主義者正是以人所自有的理性來領導人，而不是其他。自覺自律良不易談（十分不易談），卻是孔孟之為教，其祈向在此。凡此所云同化者，正不外使人有他自己，而非舍其自己以從我，此其所以同化力之強乃莫可比也。
從上敘說開明無執已經聯及於仁厚有容。這是指中國人的性格和作風寬宏和厚、善能容物。中國社會組織建築在倫理情義聯鎖關係上（見前文），倫理關係涵括著所有相遇之人在內，彼此間主要以相與之情代替相對之勢。數千年來除戰國時代見有富國強兵的思想外，人們總是希望天下太平。天下是沒有邊界的，而國與國之間卻有對立性乃至對抗性。前者代表通而不隔之心，後者代表
既分且隔之身。異族相遇相處，其易於同化融合於我者，豈不在此乎？全歐洲的人口數量、土地面積與我相埒，我則渾融一事，而歐洲卻分為大小數十國。歐人在經濟生活上水陸交通上彼此往來密接相依，卻不能統合為一大單位者，其身近而心不近也。尋人經濟落後甚遠，交通不便之極，卻在文化上高度統一，政治上亦以統一為常者，是所疏遠者其身耳，心理精神有其通而不隔者在。不是嗎？唯其民族單位拓大，是以其民族歷史易得延續久長；同時，亦正以其民族生命綿歷之久乃日益拓大，兩面互為因果，卒有今天的局面。既然中西比較，長短互見，從古到今，成敗不一，則為其絕大關鍵人物的孔子功過如何，不已昭然可睹乎？過分抑揚，賢智不為。（文章為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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