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豐富
1918年11月7日，梁濟要出門去彭詒孫家的時候，遇到兒子梁漱溟，這個時候，梁漱溟已經以一篇《究元決疑論》被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印度哲學概論”、“儒學哲學”課程的老師。梁漱溟是來與父親討論關於歐戰新聞的。“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濟問道。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就離開了家。
三天後，梁濟留下一篇《敬告世人書》，投淨業湖自盡。這一天，距離他的六十大壽只有四天。
民初學人的自殺，從梁濟到王國維，留下了一串長長的名字，為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打下了一串長長的省略號。民族血脈的新舊交替，這驚遽的時刻總要有人來表現，梁濟選擇了表現；這驚遽的時刻過後總要有人去承擔，梁漱溟選擇了承擔。
在梁漱溟的身上，集中地體現了那個激變時代內在精神的劇烈衝突與思想張力。他在1918年之前幾度自殺，卻從此時便認為“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直到1980年以後接受艾愷採訪，還一直強調“發展總是好的”，同時又堅定地堅持《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的觀點：“我很曉得人類是無論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執——我執、法執。”他以儒家代言人自居，並且被稱為“最後一個儒家”，卻宣稱自己終身都是佛教徒，並且終身吃素；他被視為標準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卻勸人們對西方文化要採取“全盤承受”的態度；他並不贊同西方意義的那種民主制度，卻在抗戰開始後的十年都被視為自由主義的代表。他出生在城市，也主要生活在城市，卻成為鄉村建設運動最有思想深度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是屬於那個時代的人，那是一個風雲激盪的時代，一個殘夢初醒的時代，一個赤嬰試啼的時代。惟有那樣的時代，才能彰顯思想的極限，讓思想與生命充盈起來，漲大起來。這樣的思想與生命，在精神猥瑣下去的後人看來，自然充滿重重矛盾，充滿不可理喻之處——同時也因為其內在的矛盾與張力，便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理解空間。
儒家真精神：獨立思考，表裡如一
1980年8月，《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的作者艾愷先生來華專訪梁先生，長談十餘次並做了錄音，最終整理成《這個世界會好嗎》一書出版。在這本書裡，梁漱溟回顧了自己八十七年的生命歷程，評點了現代史上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思想人物。他曾親身參與了現代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時刻發生的每一場思想論爭，甚至參與了歷史轉折點上的政治博弈。他的談話不止有歷史的滄桑，而且讓人感到思想的活力。
梁漱溟品評人物中，最有趣的是對馮友蘭的評價。當艾愷問到“除了您自己之外，在現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誰？”梁漱溟第一個提到了馮友蘭先生。梁漱溟非常有趣地說：“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發揮中國傳統思想，好像是這樣，可其實呢，他的為人是老莊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那是不像那個儒家，好像忠於自己，一定要正直，他不是那樣，他是有點……他有點像玩世不恭。”這種評價，對馮友蘭先生的信奉者來說，簡直是不可接受的，學界對馮先生比較公認的評價，是蔡仲德先生說的，把馮先生的一生概括為“實現自我、失落自我、迴歸自我”的過程。（此句不得已刪去）梁漱溟認為馮友蘭的為人像“玩世不恭”的道家，可以說顛覆了既往的評價。這種評價由梁先生道出，自有其份量。
事實上，從一個人品評他人的話，我們倒可看出這個人的思想的模樣。梁漱溟是一個有道德潔癖，並且無畏地以自己堅信的道德理想，對抗一切外來壓力的人。1974年批林批孔的時候，梁漱溟本來保持著沉默，但是，作為新儒家的代言人，在那種歷史環境中，是沒有“沉默權”的。政協開了一個幾百個人的聯席會議批判梁漱溟，9月23日，主持人詢問梁漱溟在大會上聽了大家的批判，有什麼意見、感想。梁漱溟脫口而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象徵著儒學精神的梁漱溟，用《論語》中的一句話，在一個癲癇症發作的時代，奪回了他作為一個大寫的人的尊嚴。
作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最大的特點，是知行合一。他眼中的馮友蘭最大的毛病，也就是知行不能合一。在解釋他為什麼能夠頂住毛澤東1953年9月的痛罵，1974年頂住政協的批判會的時候，梁漱溟對艾愷說了八個字：“獨立思考，表裡如一”。這種精神，正是儒家的理想人格的體現。真正的儒家理想人格，孟子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獨立人格，是“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情懷，是以道抗勢的勇氣。梁漱溟作為最後的舊儒家，最早的新儒家，充分發揮了這種精神。在“聞隔”中，惟有梁漱溟一人能夠保持了一個儒家知識分子的尊嚴，在當下囂囂不已的“大陸新儒家”群體中，還沒有看到一個恃儒家立場言說的知識分子，有這樣的勇氣和精神。
儒學與“西化”
作為芝加哥大學的教授，艾愷先生研究的是反現代思潮，他還著有《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思潮》一書。所以，他在採訪梁漱溟的時候，對中國當時新出現的青年盲目崇拜西方的傾向，對商業化帶來的生命機械化、親情的喪失，提出了他的憂慮，並且向梁漱溟請教。梁漱溟的回答，可能會令他非常失望。因為梁漱溟一再強調，西化“實際上動搖不了根本”，“沒有什麼不好，沒有什麼可怕，沒有關係。”梁漱溟甚至認為，“如果是帶來，已經不是今天的事情了，帶來很久了。”
事實上，我認為艾愷的問題和梁漱溟的回答，不在同一個層面上。艾愷關心的是西方現代性的弊病，由此企圖從他認為的“反現代”的儒家思想中得到治現代病的資源。而梁漱溟回答的背景，則是他知道中國的所謂“西化”，最主要的是民主政治和科學精神。而對這兩者，梁漱溟一貫都採取謹慎地擁護的態度。
經歷過“五四”之光的洗滌，凡是有頭腦、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無論他持什麼樣的文化立場，都不會反對“西化”的民主政治和科學精神。作為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對新文化採取了非常熱切的支持態度。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梁漱溟說：“其實這兩種精神（指民主和科學）完全是對的；只能為無條件的承認；即我所謂對西方化要‘全盤承受’。怎樣引進這兩種精神實在是當今所急的；否則，我們將永遠不配談人格，我們將永遠不配談學術。你只要細審從來所受病痛是怎樣，就知道我這話非激。”這種態度，是一種文化自信的心態支配下的開放的態度。當陳獨秀、胡適把梁漱溟視為文化保守主義，劃入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的時候，梁漱溟在《答胡評》中公開說：“照這樣說來，然則我是他們的障礙物了！我是障礙他們思想革新運動的了！這我如何當得起？這豈是我願意的？這令我很難過。……我總覺得你們所作的都對，都是好極的，你們在前努力，我來吆喝助聲鼓勵你們！”
在當下，新文化運動因其“西化”的姿態遭到了一些新儒家的攻擊，他們認為，新文化運動造成了儒家文化傳統的斷裂。在我看來，新文化運動對儒學是有貢獻的，其功績在於，當社會轉型中儒學已經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國的社會變化，人們在儒學內部已經無法找到對未來的期望的時候，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先驅們準確地點出了新的時代的要求：民主、科學、人權。這些詞語，對一個處於救亡之中的民族來說，比傳統的仁義禮智信更加能夠解釋當時的社會，更加能夠表達人們對未來的期望。而這種新的時代要求，則對儒學的理論新發展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倘若儒學不能回應這種新的時代要求，便只能理所當然地為以“三綱”為核心的傳統社會殉葬。
梁漱溟對民主，表現出一種非常複雜的情懷。一方面他完全反對國粹派對西化的態度，認為中國應該補上民主這一課；另一方面，他經過鄉村建設的經驗，又認為胡適等自由主義者堅持的那種純粹的西方式的民主，無法直接移殖到中國農村，因為在他看來，中國，就是中國農村，正如他在《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中說的：“中國社會——村落社會也。求所謂中國者，不於是三十萬村落其焉求之。”簡而言之，梁漱溟理解的“民主”，是以西方民主制度為參照系——而非“標準”，而最主要的是尋求中國農村組織化而實現鄉村自治。由此，造成了梁漱溟與當時西化派的基本分歧。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引入“民主”一詞，本質上是探索西方式的民主如何切入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危機的問題。但是作為一個哲學家，梁漱溟眼中的同一問題應該這樣表述：如何借鑑西方文化中的“團體組織”，以施行於中國鄉村，實現鄉村自治。也就是說，梁漱溟既不像國粹派那樣，以國粹反對民主，也不像西化派那樣，生硬地將西方經驗植入中國，他是企圖以儒學“反思”民主，以民主反思中國文化。而其體現，就在他的鄉村建設理論上。
儒學與鄉村自治
在《這個世界會好嗎》中，艾愷問梁漱溟：“您認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麼？”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個就是為社會奔走，做社會運動。鄉村建設是一種社會運動，這種社會運動起了相當的影響。”可以說，梁漱溟一生立功立德的體現，就在於他倡導並長期參與了鄉村建設運動。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的局面，正如孔雪雄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中國今日之農村運動》中的描述：“最近，在‘農村經濟破產’‘農村崩潰’的呼號中，‘鄉村建設’‘農村復興’的口號瀰漫於全國；這實在是朝野的一種新覺悟。”——這一描述，讓人不禁聯想到今天的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先生的驚呼。艾愷在《最後的儒家》中準確地表達了梁漱溟對鄉村建設的判斷：“按照梁漱溟的文化理論，傳統中國的主要弱點是團體組織和科學，而這正是西方的兩大長處。因此，鄉村建設的主要任務就是為中國創造團體組織的形式，由此人民才能實施所有其他有關經濟發展、技術普及、教育和政治改革的具體步驟。”
在梁漱溟看來，中國文化的根，其有形之根，是“鄉村”，其無形之根，是“中國人講的老道理”。在這裡，梁漱溟非常敏銳地看到，傳統文化是與鄉村生活的那種生活方式結合在一起的，學習西方的城市化，便意味著對傳統文化的毀滅。從這一角度看，梁漱溟有一種反都市，反現代文明的思想，也可以說，梁漱溟在中西文化交接之處，提供了一個反思西方現代文明的思想維度。
而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思想，最要緊的有兩點，一是農民自覺，一是鄉村組織。農民自覺是思想上、教育上的事情，主要強調農民必須自己代表自己，有自我管理的意識。而鄉村組織，則是形式上、制度上的建設。梁漱溟在《鄉村建設大意》中強調，“現在的中國，名義上已是中華民國了；既雲民國，便是要大家來當家，不允許一兩個少數人再出來當家了。而正因為如此，就把中國苦了。名義上是要大家都來當家，而實際上又誰都不會當家，誰都不能當家，誰也撈不著當家，所以就產生出許多假造民意偽託民意的事實來。”所以，必須有鄉村組織，“必須每個份子對團體生活，都為有力地參加，中國才能太平。”梁漱溟認為，建立了鄉村組織，才能夠實現“權利為本，法律解決”，對組織內部的事務，以多數表決來處理。
今天的中國社會，經過了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農村的精英流失、兩極分化中的農民生活，使農村再次陷入似曾相識的危機之中。面對中國的“三農”問題，梁漱溟曾經給出了他的答案，他的嘗試在日軍的炮火中煙消雲散了，鄉村建設運動失敗了，歷史走上了另一條道路。出版於1936年的《鄉村建設大意》，其中提出的鄉村自治方案，在整整七十年後的今天讀來，仍然讓人怦然心動，讓人忍不住有一種重新假設歷史的衝動。
2004年，文化守成主義思想借“讀經”事件，《甲申文化宣言》浮上水面，2005年，傳統文化話語在“人大國學院”等問題的爭論中復興。但是我們看到的，絕大多數是浮躁的表態，這些表態文字泛起層層話語的泡沫，在紙媒、網絡上流行。我們看到一個似乎可以稱為“大陸新儒家”的群體，儒學得到了各個階層的不少認同。但是，總體上來說，姿態越極端，思想越淺薄；聲音越激烈，行動越蒼白。梁漱溟的獨立精神與知行合一的態度，他對民主堅持不懈的追求，與他對芸芸眾生，尤其是農民的苦難的深切關懷，都照出這個時代這群秉持儒家話語言說的文人的渺小與猥瑣。對今天的所謂“大陸新儒家”而言，如果以梁漱溟為鏡，那些聲音最激烈，姿態最極端的人，倘若深夜夢迴，捫心自問，稍有良知者，能不汗顏乎！
特別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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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黃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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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味的青春國學
有擔當的時代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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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畫家：黃亭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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