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由于经过秦末统治者的残暴统治，苛政、繁重的徭役和赋税，农民揭竿起义，而最后又经过四年的楚汉之争。所以在汉朝伊始，统治者采用黄老之学，休养生息，与民为重。然而统治者治理天下不能够讲究一成不变，固步自封，否则最后的结果便如同清朝末年闭关锁国一般，最后丢失了一个国家的荣誉、尊严。

因而，在经历了文景之治之后，终于迎来了汉武盛世，而统治者在思想上的举措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发展史上仅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儒学能够在汉代成为一尊，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与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学者的钻研与弘扬是分不开的。更是与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分不开的。

一、汉代思想为统治民众作支撑

1、汉初黄老之学无法满足统治需要

汉初，国家在经历了动荡与战争的时代之后，无论是农业、纺织业、商业还是在政治上的统治，民众的悲惨生活都无法让国家归于平静，而黄老之学，与民休息的政策应运而生。这个政策满足了统治阶级在立国伊始的需求，因而产生了为后来汉武盛世打下基础的文景之治。而随着国力的逐渐强大，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民生问题也已经得到解决。

汉初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也不再适合那个时代，无法为汉武帝开创盛世提供强有力的条件。在汉武帝登临大统之时，政治和经济已经在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道路上具备雏形，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迫切需要。

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述汉武帝的政治需要，同时，更与当时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相抵触。所以，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功的登上历史舞台，从而开辟了儒家思想占据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的局面。如果说始皇帝统一全中国，开辟了封建时代，那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样也是让中国封建思想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2、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时代仍然存在，思想亟需统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仅有政治军事上的争霸，同样，那个时代也是文化发展的春天。不论是哪一家的学者，他们大多都在游历各国，渴望他们的思想主张得到诸侯国的认可，正如儒家创始人孔子、道家创始人老子、法家创始人李斯等等。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流传千古。

到了秦朝时期，由于秦朝最初统治者秦始皇尊崇法家思想，重视律法，轻视民生。暴政之下便是严刑峻法，更是忽略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思想。在秦始皇统治时期由于各个流派的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暴政，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这一事件。这对后来儒家学派登临大统之后的文学探讨产生了“古文经”和“今文经”之分，此处暂且不论。

而在汉代初期，虽然黄老之学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百家争鸣的局面仍然没有结束。各家各派仍然在宣传自己的独家思想，更是渴望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儒家的思想是最为符合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需要。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以及仁义道德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与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更加的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儒家传统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思想便是“仁政”、“和”、“重民”，“民为本”，只有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发展，那么统治者的统治才会更加的顽固，更加的坚不可摧。与从前遵循的法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比，<strong>儒家思想既有法家缺乏的理论，同样也具备了道家的缺少的实践精神，操作方法，与先秦时的主流思想一脉相承，民众的接受程度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与时代相契合的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武帝为政治上实现统一做铺垫

1、推恩令的推行要有与之相辅相成的思想搭配

汉高祖刘邦建国之初认为秦末时期的混乱除了有统治者的残暴统治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废除分封制，违背礼法。因而在建国之初决定重新实行分封制，除了分封刘姓诸侯王之外，还对在反抗暴秦统治时间做出巨大贡献的将领、军师等人进行分封（尽管在后期将异姓诸侯王的王位封地用各式的方法进行收回与掠夺），因而在汉武帝时期，诸侯国越分越多，而君主所拥有的土地甚至连诸侯国的封地都比不上，逐渐便会产生许多诸侯国拥兵自重，无视礼法的行为，因而主父偃的“推恩令”得到汉武帝的支持。

汉武帝在政治上实行“推恩令”，在思想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相辅相成，成为汉武帝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举措。主父偃所提出的“推恩令”在本质上就是以儒家思想的“仁政”为核心，对诸侯国以恩赏的名义进行削弱，各个诸侯国并无任何的异议，这就能最大程度上保持国家的稳定，诸侯国内部矛盾重重，因而就无法犯上作乱，能够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统一与稳定。

2、涌现的政治人才多出自儒家

治国之本除了要得到民众的支持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点便是任用贤能之才，不能够任用奸佞之人，否则国本则难以保全，如在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任用魏征等贤能之才，这才开辟了贞观之治。

汉武帝时期同样也出现了一批批的贤能之士，出使西域的张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主张“推恩令”的主父偃等人，人人皆是栋梁之才，而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儒家学派的学子。在封建社会当中，知识是相当重要的，

三、军事统一的需要

1、北方地区匈奴的威胁

在中华大地上，不仅仅有实行分封制，进行采桑耕地、恪守礼法的中原人之外，在北方地区有着一个以游牧狩猎为生民族，他们骁勇善战，是当时中原地区统治的最大威胁，他们便是匈奴人。汉初由于国家刚刚经过战争残虐，国家残败不堪，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需要休养生息，无力与北方地区骁勇善战的匈奴作战，只能采取和亲、赏赐等一系列措施与匈奴人交好，使边关百姓免于战乱。

在经历过文景之治之后，国力大幅度的提升，已经具备了同匈奴人作战的能力。而汉初宣传的黄老之学已经无法为汉武帝实现大一统大业提供理论支撑，因而儒家这种中和法家和道家的思想自然而然的登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正统位置。

2、国内强大的诸侯国拥兵自重

由于汉初为了巩固统治，延续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出现了一些力量强大的诸侯国，以汉武帝的叔叔梁王为例，在自己的封地上修建超出诸侯规格的宫殿、僭越礼仪，尊卑不分，严重阻碍了汉武帝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发展。同样，礼法崩坏，更是对汉武帝的统治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威胁。

儒家学派重视礼教，更加明确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君为舟，民为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推行儒家思想更是顺统治者的需要，能够进一步加强对普通民众的思想控制。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此便能更好的控制诸侯各国，巩固皇权。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在经历了百家争鸣思想大繁荣时期之后，中国的主流思想便是以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在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开创了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位置，世人皆读“四书五经”（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孟子》、《论语》，五经指的是《诗》、《书》、《礼》、《易》、《春秋》），更是在后来的长期发展中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

对于当时的封建社会来说，儒家思想是最为适应当时社会现实的。正如刘蔚华在《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一书中所说:“中国儒学正是最典型地反映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条件下适合于传统社会结构需要的、安土重迁的、尊天命、敬王权、尚宗法、崇礼仪、重伦理、兴教化以及维护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体系。”

四、总结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法关系为纽带，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而儒家思想中除了讲究“治国、修身、平天下”之外，最为核心的便是宗法伦理观念，此乃治国治家的根本，这是与社会完全符合的一点更是与从前奉行的法家重法，道家讲究无为而治的治理方法完全不同的，是更加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的。

参考文献：

1、《再议汉代独尊儒术原因》

2、刘蔚华《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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