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眾議院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聽證會

導言

本文轉自雲谷視界，責編：素娟，顧問：東波，感謝授權轉載!當地時間2月5日下午兩點，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下的亞洲、太平洋和防擴散子委員會就最近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舉行了一場聽證會，蘭德公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兩位流行疾病專家和政策研究者Dr. Jennifer Bouey、Dr. Jennifer Nuzzo以及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埃博拉病毒疫情政府協調負責人Ronald Klain參加了該聽證會，向國會介紹了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情況，並向國會提出美國政府如何在流行疾病領域與中國政府加強合作、如何在美國國內防範應對疫情等的建議。以下為三位專家發言和提出的建議要點。

聽證會發言的三位專家>

Dr. Jennifer Bouey, Dr. Jennifer Nuzzo, Mr. Ronald K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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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r. Jennifer Bouey

From SARS to 2019-Coronavirus (nCoV): U.S.-China Collaborations on Pandemic Response

| 短期

首先，中國正處在與新型冠狀病毒進行全面鬥爭的前線，醫護工作者精疲力竭，檢測工具和個人防護用品如面罩、護目鏡和手套都嚴重不足，不得不定量供應。在這個許多中國人民飽受疾病、焦慮和不確定性折磨的時刻，美國公共衛生人士和醫護專業人員主動向中國伸出援助之手並提供人道主義和技術方面的支持是重要的和及時的。這些支持將鼓舞中國同事的士氣，成為醫護人員在疫情第一線工作的國際見證者，並有助於為最新抗病毒藥物的臨床試驗提供技術支持。聽說美國疾控中心北京辦公室近期將組織醫療隊，我很受鼓舞。

其次，在這個緊張而敏感的時刻，美國政府應該努力減少對來自中國和武漢的人群的歧視和不友好姿態，這些舉措都將增強美國的軟實力，使中國人民對美國有更多的善意。相反，歧視、偏見和任何懲罰性的言論將消滅所有的善意，也很可能削弱中國政府現在願意接受的透明度。

最後，鑑於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宣佈2019-nCoV為全球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發展中國家沒有能夠阻止病毒傳播的衛生保健系統同樣令人擔憂。在最壞的情景下，當疫情在中國和美國消退時可能會影響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更多人。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可以考慮與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中國國際開發合作署(CIDCA)合作，制定可能的合作計劃，幫助這些可能陷入困境的國家。

| 中期

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對國家響應系統和全球流行疾病管理的研究工作將開始，那時美國幫助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政府官員和學者進行評估和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中國將面臨若干值得思考的問題:中國未來能做些什麼來改善面臨新的公共衛生風險時的溝通?可以通過哪些措施來增加疫情爆發和嚴重程度披露的透明度?醫學隔離的有效性如何，應該如何具體實施?如何使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更具可持續性並改善多部門的溝通?這些經驗教訓的總結將不僅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其他遇到類似問題的國家。

為發揮這樣的領導作用，我希望美國政府能夠構建一種現實的、連貫的美中未來在全球衛生領域開展協作的政策，並尋求與中國就共享哪些數據和遵守哪些規則達成共識。

| 長期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樣，在2002~2003年SARS和2019-nCoV之間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和中國一直在並肩努力應對流行疾病的挑戰。在這一過程中，兩國都受益於其現有和未來公共衛生工作人員的能力建設。在目前的情況下，貿易戰第一階段的解決可能是一個重新啟動美中經濟、外交和安全對話的好時機。我希望美國和中國在全球衛生和流行疾病預防方面的合作能從兩國未來的這些各領域對話中受益。

| Dr. Jennifer Huang Bouey簡歷

蘭德公司高級政策研究員，唐氏基金中國政策講席研究員（Tang Chair in China Policy Studies），喬治華盛頓大學流行病學博士、碩士，北京大學醫學部臨床醫學博士。

作為一名受過臨床醫學和定量方法培訓的流行病學家，Bouey的研究重點是全球衛生戰略和影響健康的社會因素。在加入蘭德公司之前，她在喬治城大學教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在美國和中國領導了多項關於移民、農村到城市的移民、少數性群體和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健康風險和醫療保健可得性障礙的研究。2015年至2018年期間，她組織了一個國際多學科研究工作組，研究對美國和中國的全球衛生安全利益至關重要的問題，包括流行疾病預防、全球衛生治理和南南移民的衛生風險。Bouey曾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DA)、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NIMH)和福格蒂中心(Fogarty Center)擔任研究小組成員，併為中國自然科學基金會(China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香港艾滋病理事會(Hong Kong AIDSCouncil)和香港政府研究基金(Hong Kong Government Research Fund)擔任專家評審。

2. Dr. Jennifer B. Nuzzo

| 幾點說明

我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環境衛生、工程與流行病學系副教授，也是約翰·霍普金斯衛生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的高級學者。我今天陳述的內容僅代表我的個人觀點，不代表大學或中心的觀點。約翰·霍普金斯衛生安全中心的使命是保護人們的健康免受大型傳染疾病和災難的影響，並構建（這種防護體系的）韌性（Resilience）。我們主要研究衛生安全體系需要準備並能響應突發事件的組織、體系和工具。我指導著一個（疫情）爆發觀察站項目，專門從事可改善（疫情）爆發響應的操作型研究。我以前也從事過公共衛生領域的實際工作，例如擔任紐約市公共衛生流行疾病專家，從事流行疾病的監測工作。我和衛生安全中心的同事花了近20年的時間分析傳染性疾病的爆發, 包括區域流行病和全球大流行疾病的爆發, 試圖更好地瞭解預防、減弱和控制流行疾病所需的資源、做法和政策。自去年12月底中國首次宣佈冠狀病毒疫情以來, 我們一直在密切關注疫情動態，分析瞭解該病毒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構成的風險, 並向決策者、立法者和從業人員提出應對建議。

| 全球應對流行疾病的充分性普遍不足

2019年1月，我與約翰·霍普金斯衛生安全中心的同事、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以及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研究人員一起發佈了首個評估全球195個國家的全球衛生安全水平的“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 GHS Index）。GHS Index是一項持續努力的結果，我們希望將GH SIndex發展成一個能夠完整地、可複製地理解和比較各國衛生安全水平的框架，收集信息和衡量哪些國家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他們的資源和能力足以應對流行疾病。GHS Index基於WHO的同行評估（Peer Evaluation）構建，但也覆蓋了非WHO成員的國家。

首個GHS Index顯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在應對重大傳染性疾病方面的資源和能力具備完全充足的準備。更為嚴重的是，很少有國家顯示出在真實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發生時能夠有效運用這些資源或發揮這些能力。如果給全球整體的衛生安全基於100分滿分打個分數的話，首個GHS Index中195個國家的平均得分僅40.2。即便是那些有更多資源的、主要的中高收入國家的得分也不超過50。另外，各國普遍缺乏應對流行疾病的必要資源投入，只有5%、總數不超過10個國家在衛生安全的資金支持方面得到66.7分。因此，各國均亟需採取切實行動來改進應對潛在後續影響深遠的流行疾病爆發的體系完備性。

| 對改善美國應對2019 nCoV持續蔓延的建議

目前很難準確預測2019 nCoV疫情的最終發展軌跡，但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我們可能無法控制這種疾病，必須為2019 nCoV導致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做好相應計劃。我對加強應對2019 nCoV全球傳播準備工作的優先行動建議分為國際參與和國內準備。

| 國際合作建議

1. 停止美國目前拒絕向中國遊客發放簽證的政策。阻止從中國來美的人群不是控制2019 nCoV蔓延的正確方法，也不太可能將病毒隔離在美國之外。病毒隱秘且快速的傳播使我們無法及時知曉可能的病例都在哪兒，有許多其他國家來美國的人也可能攜帶了病毒，美國尚未出現確診病例的地區也可能有其他感染者，在我們開始旅客體溫檢測和禁止旅行之前的數週內已有大量人士從中國進入美國。隨著全球病例數的持續增加，僅以是否來自武漢或中國作為檢測旅客的標準可能不再有效。同時，單獨對中國實行旅行禁令實際上是對中國開放通報疫情和共享數據的一種“懲罰”，這種針對某一地理區域的措施可能會造成更大的社會與經濟損失，降低有關政府願意接受的疫情動態和數據共享的透明度。我們應該通過主動提出幫助或協助來獎勵那些主動報告疫情的國家。

2. 與中國進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對話，以確保繼續獲得數據和關鍵的醫療用品供給。旅行禁令可能使有關國家政府不再願意接受美國科學家和醫療專家前往參與疫情應對工作，這會使我們無法追蹤瞭解核心疫區的相關數據。中國是醫療防護用品的主要生產國，也是許多常用藥品的原材料產地，美國的疫情響應工作非常依賴於中國製造的醫療用品。例如，美國最近出現肝素[1]（heparin）短缺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在應對非洲豬流感時縮減了豬的數量。中國已經對數千萬人口實施了嚴格的流動限制措施，這本身就會影響生產製造，我們應該幫助中國抗擊2019 nCoV以確保中國的醫療防護用品等的生產和供應鏈不受影響。

註釋：[1]肝素是一種抗凝劑，主要從牛肺或豬小腸黏膜提取，具有體內外抗凝血作用，臨床可用於血栓栓塞性疾病、心肌梗死、心血管手術、體外循環、血液透析等，編者據網絡信息整理。

| 國內響應建議

1.確保衛生部門擁有進行疫情監測所需的資源，以促進實施各類控制措施，如在醫院外儘可能隔離病例。

2.確保醫院和其他衛生設施擁有安全治療大量患者所需的資源。如果2019nCoV持續傳播，國會可能需要批准適量資金幫助州政府，HHS（衛生和人類服務部）等聯邦機構很可能也需要額外的資金支持。

3.加強政府領導力和部門協調，便利醫療專業方案的改善，如診斷、疫苗和治療方案。

| 總結

國際合作對於繼續監測和了解這種病毒及其造成的流行疾病至關重要。即使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我們也應該基於證據進行響應和行動。如果沒有證據指導我們的行動，我們可能會在無意中加劇這一流行病導致更多人死亡。在評估如何應對這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我們不僅要考慮這些措施是否有效，還要驗證和評估其最終結果究竟如何——雖然我們希望盡最大努力保護健康，但我們不希望採取的措施對社會和經濟造成比病毒本身更大的損失。我們必須不斷評估我們的應對策略是否與病毒造成的威脅水平相匹配，並在獲得新的信息時相應調整做法。儘管各國採取了積極的行動，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病毒仍在全球範圍內傳播，因此有必要改變做法，這一點正變得越來越明顯。現在我們努力的重點不應該是阻止病毒進入美國,而是控制病毒的潛在傳播和影響,如確保聯邦、州和地方衛生機構、醫院和診所有充足的資源可以有效實施診斷、安全隔離和治療,推廣社區預防控制和組織傳播的實際行動。為此，需要政府的領導和更多的資源投入。

| Dr. Jennifer B. Nuzzo簡歷

Nuzzo博士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中心的高級學者，也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環境衛生、工程與流行病學系副教授。

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流行病學家，她的工作重點是全球衛生安全，重點是疫情檢測和應對，與全球衛生安全、國際和國內生物監測以及傳染病診斷相關的衛生系統。她指導爆發觀察站與一線公共衛生從業人員合作開展業務研究，以改進爆發準備和應對工作。Nuzzo博士與核威脅倡議和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同事一起，共同領導了有史以來第一個全球衛生安全指數的制定，該指數衡量了195個國家的公共衛生和衛生保健能力，它們對國際規範和全球衛生安全融資的承諾，以及社會經濟、政治和環境風險環境。此前，她進行了與《平價醫療法案》、結核病控制、食源性疾病爆發和水安全相關的研究。Nuzzo博士是同行評審期刊《衛生安全》的副主編。

Nuzzo博士還為政府和非營利組織提供諮詢。她曾擔任國家生物監測諮詢小組委員會顧問、美國環境保護署國家飲用水諮詢委員會(NDWAC)成員、以及NDWAC水安全工作組成員。她還曾擔任美國水工程協會研究基金會(現在稱為水研究基金會)的項目顧問，該基金會是美國飲用水研究的主要資助機構。她還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和臺灣地區的流行疾病響應規劃工作提供過諮詢。

2002年和2003年，Nuzzo博士在紐約市擔任公共衛生流行病學家，在那裡她參與了與紐約市水傳播疾病風險評估項目相關疾病的監測工作。她在紐約的主要職責是管理該市的藥品銷售監控項目，以監測腹瀉疾病。她還為馬薩諸塞州劍橋市(Cityof Cambridge)的一個地方氣候變化項目工作。她獲得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彭博公共衛生學院(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流行病學博士學位，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環境衛生碩士學位，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環境科學學士學位。

3. Mr. Ronald A. Klain

| 兩個基本觀點

我們對這種流行病和病毒的瞭解仍然很有限，處於初步階段。與2014年的埃博拉相比，我們今天對冠狀病毒的瞭解要少得多。美國和世界各地的科學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工作，以增進我們對該病毒及其傳播途徑的理解，每天都有新的論文發表。儘管如此，關於這種病毒傳播的速度有多快、傳染性有多大、致命性有多強以及其他問題，我們仍然不知道答案，而且這些答案對我們如何應對有巨大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有關國家政府缺乏充分的透明度和合作，這是有望得到改善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因為科學需要時間來了解關於一種新型病毒的關鍵事實。作為協調製定和實施流行病應對政策的人，我知道這些信息差距令人煩惱：許多決定迫不及待，必須根據現有的最佳信息做出決策。但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理解這一限制，理解政策選擇將不得不隨著我們的事實基礎的變化而改變，並且當科學不能證明這些說法合理的時候，我們要小心，不要做出確定性或陳述性的聲明。

簡單地說，目前我們不知道這場疫情會有多嚴重，在中國、美國和其他地方會有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我們自己的國家受到的威脅有多嚴重。缺乏知識並不意味著缺乏行動，實際上也許恰恰相反，要意識到隨著我們獲得更多的信息，需要在政策選擇上做出改變。

第二，關於黨派關係和疫情響應。我今天來到這裡的方式與擔任白宮埃博拉應對協調員時的任職方式相同：拋棄黨派關係和政治紛爭。冠狀病毒在感染之前不會詢問任何人的黨派隸屬關係。沒有黨派之間與傳染病作鬥爭的不同方法之分，只有健全和不健全的措施之分。

為了強調這一點，我們在奧巴馬政府對埃博拉病毒的應對中所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布什政府抗擊非洲艾滋病和瘧疾的努力中吸取的教訓和專業知識。埃博拉疫情應對行動的主要參與者是歷屆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的老兵們。奧巴馬總統的緊急資金方案在兩黨的大力支持下在眾議院獲得通過；我們在國內的措施包括與兩黨的州和地方官員合作，以及所有政治和意識形態陣營的國會議員的投入。拯救生命，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都需要把政治放在一邊，讓科學、專業知識和明智的決策來指導我們的行動。

| 2014-2015年應對西非埃博拉的回顧

需要明確的是，埃博拉病毒的應對並非沒有問題和錯誤。特別是在早期，對非洲和世界的危險被低估了；2014年春季在控制疾病方面取得進展的早期跡象導致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2014年之前的埃博拉疫情從未涉及超過500個病例，這一事實也導致了一種錯誤的信心，即不太可能發生大規模疫情。早期的行動倡議缺乏對那裡具體執行工作的複雜性的掌握，也缺乏對文化和宗教障礙的充分了解。2014年9月下旬，當第一例埃博拉病例抵達德克薩斯州達拉斯時，混亂和缺乏準備導致了失誤。

但最終，美國迅速響應，調整和改進了方法，並對響應人員在非洲和國內的行動進行了調整。奧巴馬總統召集各國政府應對這一挑戰，首次授權首次部署美國軍隊抗擊疫情(“聯合援助行動”)，任命我在白宮領導一個由敬業而有才華的專業人員組成的團隊來協調這一努力，在旅行檢查和監測方面實施新穎和創新的政策，並與國會合作制定54億美元的緊急一攬子計劃，以抗擊國外的疾病並改善我們在國內和世界各地應對未來此類流行疾病威脅的準備。

西非的疫情是悲劇性的：官方公佈的死亡人數超過11000人，實際數字可能更高。但必須考慮這次生命損失的背景。2014年9月，專家預測潛在死亡人數可能超過100萬人，因此，這些應對措施成功地幫助減少了高達98%的潛在預計死亡人數。作為全球響應的一部分，美國的行動拯救了數十萬人的生命，非洲人發揮了最大的作用，理應獲得最大的讚譽，其醫療保健工作者也遭受了最嚴重的損失。這是一項偉大的人道主義成就。

在美國本土，在達拉斯最初的失誤之後，沒有人在美國本土感染埃博拉病毒，被撤回到美國接受醫療的人被成功治癒，只有一人死亡。我們的監測系統成功地確保了該疾病在國內沒有進一步傳播，在這些患者可能感染之前，將疑似病例分送到準備好的醫療機構，併為成功的檢測和應對提供了充足的時間。

這一應對措施也具有很大的持續性影響。在國會的支持下，我們建立了一個由全國醫院和醫療設施組成的四級網絡，至今仍可隨時識別和隔離危險的傳染病病例，併為感染者提供治療——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發時，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因為2001年炭疽襲擊後的許多早期投入都被撤銷了。從2014年9月起，具備檢測和識別埃博拉等疾病的能力的美國實驗室從3個迅速增長到2014年底的近100個。我們開發了快速診斷工具，結束了讓患者等待數天來了解他們是否生病和/或感染的危險做法。我們測試和研製了埃博拉病毒的疫苗，這種有效的疫苗現在已經開始使用。我們還發現了新的療法，幫助大幅降低埃博拉的死亡率。

毫不奇怪，這種努力絲毫沒有減少疫情在西非的破壞，但在今天被視為巨大的成就。湯姆·弗裡德曼（Tom Friedman）去年寫道，西非埃博拉病毒是(奧巴馬總統)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成就，他沒有得到多少讚譽，恰恰是因為政策奏效了。這表明，如果沒有美國作為四分衛[1]，以合理的代價拯救生命和促進自由的重要事情往往不會發生。”

從2014年10月中旬到2015年2月中旬，我很自豪能夠領導白宮的協調行動。我們看到西非的每週新病例數從約1000例下降到不到5例，隨後總統宣佈聯合援助行動結束，並開始撤出參加行動的美軍。

2014-2015年，美國的響應和協調使超過10000人——士兵和平民、政府工作人員和非政府組織團隊、承包商和志願者——到達了西非。這是一項龐大的事業，是一個所有美國人都應該引以為豪的故事。為了使這一努力有效，並與國內的預防保護工作相匹配，在華盛頓、亞特蘭大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政府機構和全國各地的私人醫療保健機構，都派出了有才華的團隊，各級各類公務員晝夜不停地工作。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國會在兩黨合作的基礎上迅速批准了奧巴馬政府提出的60億美元援助的大部分要求，這距離提交給國會還不到五週。

當然，即使不用我說，奧巴馬總統也應該為這一成功受到讚揚。他經受住了針對他在應對埃博拉期間的行為的尖銳批評，不得不無視壓力將他從頂級科學家和醫學專家那裡得到的某些建議擱置一邊。他對我們在國內外採取的行動做出了艱難的決定。他公開且直接地與美國人民溝通，並在響應方案形成期間多次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他使用了他所能使用的所有方式(在埃博拉患者尼娜·範出院後在橢圓形辦公室公開擁抱她來消除倖存者的恥辱感)，授權向西非進行大規模部署、親自調動眾多世界領導人的資源並支持應對措施、敦促國會領導人批准他的緊急支出計劃，等等——他為取得這些成果做了很多工作。

[1]注：美式橄欖球術語，四分衛處於進攻陣型的中央，大部分進攻都由四分衛發動，是球場上的臨時領袖。

| 應對埃博拉的經驗教訓如何應用於我們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現在構成的威脅

去年年底在中國開始的新型冠狀病毒面臨的挑戰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與2014-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帶來的挑戰有很多差異。考慮到許多差異，僅僅重複我們當時所做的工作是錯誤的。但是同樣，鑑於相似之處，我很高興有機會討論我認為從這次經驗中最適用的經驗，這些經驗可以在當前情況下應用。

一、加強防疫應急組織的建設

在我們所看到的疫情複雜、快速發展的情況下，白宮的協調和領導無可替代。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內部應該有一名官員，該官員在適當的團隊支持下進行全職工作，監督我們的行動和響應。這並不意味著我們需要一個“病毒沙皇”來扮演我在埃博拉疫情中扮演的同樣角色。在我擔任埃博拉應對協調員的任期結束時，我說事實上，白宮不應該再有一個具體的“疾病沙皇”。相反，我建議奧巴馬總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設立一個永久性的“大流行病預防和應對委員會”，由一名助理國家安全顧問領導，根據需要直接與總統接洽，以監督為應對未來傳染病威脅而正在進行的工作，並在威脅到來時協調應對措施。

奧巴馬總統接受了這一建議，並於2015年成立了這一機構。特朗普總統繼續推進這一組織，任命長期受人尊敬的海軍上將蒂姆·齊默(Tim Ziemer)擔任這一職位。如果齊默上將仍然在位，我相信美國在應對今天的冠狀病毒威脅方面將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但不幸的是，在2018年7月，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接任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人時解散了該部門。因此，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沒有專門的部門來監督流行病的準備或當前的應對措施。

考慮到內閣政府的性質、官僚行為的基本原則以及內閣成員時間精力有限的現實，沒有一個部門負責人能夠領導這樣的響應。出於這些以及更多的原因，應對像冠狀病毒這樣的挑戰的有效措施應該由白宮的一位全職高級官員來領導。理想情況下，這一決定將由行政部門做出，但實現這一結構的另一個途徑是國會推進由康諾利眾議員和夏博特議員提出的《全球衛生安全法案》(HR 2166)，因為該法案將通過成文法創建這一機構的大部分。

二、提升美國國內對疫情的認識

美國必須“前傾”去到海外抗擊這種流行病，使用它所能承諾的所有力量。與2014年的西非不同，2020年的中國可能不需要也不會接受數以千計的美國救援人員在當地治療患者、測試新方法、進行研究、提供基礎設施並幫助控制疾病。這是一個巨大的差異。

但這不應該讓我們掉以輕心，或者讓我們坐以待斃地認為我們唯一的行動範圍只是美國本土。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託尼·福西博士公開敦促向中國派遣醫學研究人員和調查人員，國家和白宮的主要行政領導人應該（向外國政府）施加壓力，鼓勵儘可能最開放的准入。不如中國先進或資源充足的國家可能會經歷重大冠狀病毒爆發，需要美國提供更直接形式的援助，類似於我們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期間提供的援助，儘管規模較小。我們應該派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專家到他們能提供幫助的地方，並讓美國援助署決定在哪裡可以有效地部署災難援助隊和其他援助。同樣，我們現在應該在低收入國家加強防範——在疾病進一步蔓延之前——以避免在當地防控努力可能失敗的地區蔓延。我們的外交官應該在全球範圍內獲得授權和參與，我們的政府必須敦促世衛組織——譚德塞博士的領導下，世衛組織的領導能力比2014年埃博拉疫情期間更強——做正確的事情。

這是一項全球挑戰，美國必須提供全球領導力，沒有孤立主義或退縮的空間。確保美國人安全的最佳方法是在海外遏制和抵抗這種病毒。我們應該這樣做不僅是因為它是慷慨的或人道的（儘管慷慨和人道都是美國的重要特徵），而且還因為它會使美國更安全並減少在國內爆發更多疫情的風險。

三、保證防疫行動的決策靈活、科學、專業

政府必須確保科學和專業知識、而不是恐懼或政治指導我們的行動。傳染病流行中出現的第一個損失就是恐懼、偏見和糟糕的決策取代了理性思考。我們在2014年曾看到這些，有人呼籲不必要的旅行禁令和毫無根據的檢疫限制；奧巴馬總統拒絕了這些誤導性的呼籲，並根據他從頂級專家那裡得到的科學建議，實施旅行和監測政策。

面對冠狀病毒，旅行警告和建議是有意義的；告訴人們現在除非必需不要去中國旅行是明智的，這與禁止人們（例如，在中國的美國人或美國人的家庭成員）回家完全不同。國會應敦促美國政府瞭解最近宣佈的隔離和禁止非美國公民赴美旅遊背後的科學依據；國會還應詢問正在實施的措施是否有效。完全禁止往返中國將阻礙醫療援助、專家調查或其他關鍵響應功能的必要流動；此外，關鍵供應（包括對我們自己的醫療保健系統至關重要的供應）來自中國。

未來幾天和幾周將有許多政策決定要做出。科學、醫學和專業知識應該指導這些決策。美國人民很幸運，在他們的政府裡有世界上領先的傳染病專家，他們為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服務，並以各種各樣的政治觀點幫助總統拯救生命和保護我們的國家。在各級政府的決策中，這種專門知識應該是最重要的。

四、加大對病毒防控的資金投入

政府應迅速召集並向國會提交一份緊急資金計劃，以確保在應對冠狀病毒挑戰方面不會出現延誤。在國內與冠狀病毒作鬥爭將需要更多資金投入。

雖然國會對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埃博拉病毒的資助請求做出了迅速響應，但即使是短暫的拖延也對我們產生了一些影響。在批准“寨卡病毒響應”的資金方面拖延了幾個月造成了重要影響。最重要的是，在政府提出要求之前，國會甚至不太可能開始考慮這些資金需求。特朗普政府擁有我們在2014年所缺乏的工具，最重要的是——值得國會讚揚的是——它有一個新的緊急基金，政府可以（而且已經）提取。但我預計這還不夠，明智的行政當局應該立即提出要求補充資金。

五、提升國會工作的靈活性與效率，並延續對流行病預防機構的支持

國會必須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方面做好自己的工作。行動的重擔並不完全落在行政部門身上，國會也必須盡到自己的責任。這從我上面提出的觀點開始：一旦政府提出緊急撥款請求，國會就應該毫不拖延地採取行動。當然，任何使用公共資金的提案都應該得到審查和核對。但是，必須迅速採取行動推動這一進程，各黨派或議院之間的分歧不應導致拖延。事實上，國會最好現在就開始，甚至在提出這樣的請求之前就為它做準備，考慮可能的資金需求。但國會的作用並不僅限於在緊急資金問題上採取行動；響應中還有許多其他因素需要國會關注。像今天這樣的聽證會很重要，有助於確定回應的進展情況以及需要改進的地方。國會去年明智地資助了公共衛生應急基金，應該考慮增加這筆資金，並通過公私合作為專門用於診療方法和疫苗研製的額外緊急基金提供資金。

六、增強美國政府的流行病預防意識和相關舉措

行政部門和國會都應該以此為警示，完成我們在大流行病的全面準備工作。最近，美國紀念了我們歷史上最大的死亡事件：1918年至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100週年。死於這種流行病的美國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總和還要多。一方面，自1918年以來，科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另一方面，全球旅行的增加、人類對動物棲息地的入侵以及氣候變化的壓力增加了我們再次面臨這樣一場“大流行病”的風險。

目前，冠狀病毒似乎不太可能對美國構成這樣的威脅，但我們不能確定。此外，即使目前的疫情不是即將到來的“大流行病”，它也提醒人們，這種危險潛伏著，我們對此缺乏準備。正如哈佛全球衛生研究所的Ashish Jha博士經常說的那樣，“在所有可以迅速和意外地殺死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的事中，流行疾病也許是最有可能做到的，也是我們投資最少可以預防的一種。”《全球衛生安全議程》、《HR 2166》等法案、《藍絲帶委員會報告》、該小組委員會成員的提案以及我在過去五年中撰寫的大量文章都提出了我們需要為這類活動做哪些準備的詳細議程。這些號召兩黨採取行動的呼籲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目前公眾對冠狀病毒引起的傳染病的關注應該會促使我們採取行動，現在是就這項工作採取行動的時候了。如果我們等到災難性的全球大流行到來，那就太晚了。

七、修正和避免因疫情帶來的“病源國歧視”

我們需要密切關注華裔在我們國家受到的歧視，並強烈反對任何這種由恐懼驅動的種族主義。這種冠狀病毒攻擊的是人類，而不是任何特定種族或種族的人。在美國的華裔或中國人並不比其他任何群體更容易感染、攜帶或傳播疾病。

然而，已經有跡象表明，這些人成為歧視性恐懼的目標——其中一些人已經受到騷擾，面臨被開除學籍或其他虐待的威脅。隨著人們對冠狀病毒的恐懼加劇，這些事件也會加劇。 這種歧視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會使得與疾病作鬥爭變得更加困難。如果美籍華人社區的一些成員覺得自己可能面臨敵意，他們就不太可能與當局密切合作，也不太可能聽取公共衛生專家的建議。

| Mr. Ronald A. Klain簡歷

1961年出生，哈佛大學法學院、喬治城大學優等畢業生，美國政治活動家、律師，曾任《哈佛法律評論》主編、喬治城大學兼職教授，曾參與八位美國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及眾議院、參議院候選議員的競選活動的辯論準備工作，《華盛頓郵報》長年專欄作家，技術孵化器高地實驗室主席，現為Revolution LLC投資公司執行副總裁兼總法律顧問。Klain先生常年致力於公共服務，2014-2015年擔任白宮埃博拉病毒應對協調員，前美國總統奧巴馬評價：“克萊恩承擔了多數人認為無法克服的挑戰，在他領導團隊取得重大進展的過程中提醒了全世界——是什麼讓美國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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