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即墨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應急處置隊
當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是全民參與、全民關注。患者居住在哪裡？怎樣被感染的？又去過哪些地方？接觸過哪些人？……在即墨區每一例看似簡短的疫情報告背後，都離不開一個團隊的努力，他們就是即墨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應急處置隊。
疫情防控工作之初，即墨區疾控中心迅速啟動預案、組建了由5個小分隊輪值備勤的傳染病應急處置隊。每當接到處置電話，他們就防護服、雨靴、手套、護目鏡全副武裝，火速到達疑似患者或確診患者所在醫院，首先三線並開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上線查清感染者的病源從何而來，中線對患病經過和期間接觸過的所有人詳細調查，下線找到患者得病前後所有密切接觸過的人員，再對這些人員立即通知責任部門隔離觀察，迅速切斷疫情傳播鏈條。
流調工作和病人是零距離接觸,人員範圍廣、工作量大、危險性高。每例病例都需要24小時內出具流行病學調查報告，除了要面對隨時會被感染的風險，工作最大的難度來自於患者的抗拒和不配合：有的患者或疑似病人出於隱私等各種其他因素考慮，不願說出發病前後的人員接觸史，還有部分老年病人說不清楚發病之前的往來情況，無形中增加了工作難度，為了不使追蹤線索中斷，即墨區應急處置隊伍不計次數的往返調查、不厭其煩地溝通解釋，分頭到病人有可能去過的地方查找控制傳染源，築起新冠肺炎疫情第一道防線。
他39歲生日在病房裡度過——
即墨區某例新冠肺炎患者，開始一直牴觸，拒絕說出具體行程。為了早點理清患者軌跡，減少人為留下的傳播隱患，中心傳染病防制科科長仇吉珊就到醫院病房裡，反覆做患者的工作，從公民義務講到國家法律，曉之以情、動之以理，直到晚上9點終於得到患者理解，詳細報告了病情、說明了來源和行程，為下一步疫情防控爭取了寶貴資料。那一天，仇吉珊在病房裡度過了自己非同尋常的39歲生日。
他半夜留給孩子一張紙條——
“親愛的響：爸爸媽媽接到了任務，即刻回單位，你起床後自己吃點（吻你）！”這是隊員蘇大禹大年初五半夜留給自己8歲兒子的紙條，這已是自疾控中心應急處置隊伍成立以來的第四張。蘇大禹的愛人馬海燕在城陽疾控中心，夫妻雙雙請纓參加了各自單位第一批應急隊。因父母年邁、身體又不好，怕他們焦慮擔心，夫妻倆就一直瞞著雙方老人。應急處置工作24小時開機待命，半夜裡隨叫隨走是夫妻倆的工作常態，於是便有了那些半夜留給兒子的小紙條。問他：“小孩子一個人在家，放心嗎？”這個樸實的青年靦腆地說：“現在疫情緊張，本來也是每天都懸著心。等疫情控制住了，大家都安全了，小家也就安全了，那時才是真得放心。”
他24小時3種角色6個場所——
消殺科科長劉洪江也是應急處置二隊的隊長，這是他參加工作的第28個年頭。1月29日凌晨2:00他參加某鎮指揮部進行技術指導；凌晨5:00參加疾控中心專家組會議，研判疫情、完善方案、調整隊伍；8:00到某企業對其消毒間和消毒劑配置使用進行指導；13:00到醫院開展流行病學調查；19:30穿上防護服、背起噴霧器奔赴疫點，對患者接觸地進行消毒工作；22:00參加指揮部會議，彙報疫情、上傳數據——這是劉洪江某一天的工作，也是疫情防控以來他的日常。劉洪江充當了流調員、培訓員、參謀員三種角色，每天24個小時奔波忙碌卻無怨無悔。
他17年後再出發，初心不改戰疫情——
副主任醫師蘇丁緒，有著豐富的專業知識和防控經驗，17年前是抗擊非典疫情的先鋒隊長，17年後他依然是這支隊伍的技術核心。當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作為本土防控專家的他，從流行病學調查、公共場所消毒到預案細節完善、疫情發展研判等，都提出了各種防控政策建議，主動擔當起即墨區各項防控的技術指導。再難的問題，只要有他在，大家就會覺得格外踏實。作為五隊的隊長，蘇丁緒既是主參謀、更是主力軍，這員不服輸的“老將”總是衝在疫情處置最前沿，髒亂、危險的工作搶著幹，和隊員們一起堅守在一線，與新冠病毒死磕到底。
在這場特殊的戰鬥中，這支平均年齡47歲的應急處置隊伍已經連續奮戰20天了，他們穿著厚重的防護服在險境中出入，流調—排查—消殺—取樣—送檢—報告，每一個細節循環往復，卻認真精細、毫不懈怠。他們每天睡眠不足4個小時，和疫情爭分奪秒地賽跑，只為讓疑似病例行程再具體點、病毒擴散範圍再小一點，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再多一點。
“累是真累，也不是不怕，但是職責所在，我們義不容辭！”仇吉珊嘶啞卻堅定的回答，是這支隊伍真實的心聲，也是責任疾控樸實的擔當。
（青島日報/青島觀/青報網記者 張晉 通訊員 馮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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