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北魏著名谋士，历仕道武帝、明元、太武朝三朝。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用星象和人事判断攻伐之道，帮助拓跋焘攻必克，战必取，内修朝政，开疆拓土，将北方劲敌柔然拒于千里之外，攻破赫连夏统万城，灭亡北凉政权，继前秦苻坚后，再次统一中国北方。
崔浩才干出众，算无遗策，自比张良，官至司徒。此外，他是名门清河崔氏之后，与当时的望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有亲属关系，在当时的北魏，属于上层贵族。
崔浩备受信任
在辅佐北魏皇帝的过程中，崔浩凭借其机警聪慧，谋略过人，总能快速辨别出形势的因果变化，提出最优方案，被拓跋焘称赞为，胸有甲兵百万。他在北魏朝廷讨论迁都、攻打别国、抵御侵扰、克服灾害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反对的，皇帝坚持要做，基本都要失败；他支持的，皇帝没有去做，基本都要后悔；他支持的或者反对的，皇帝听从了他，基本都是妥帖的。崔浩在朝的几十年，让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深为信服和倚重，在历次检验中，崔浩都能以其睿智谋略过人使人叹服。
他在与朝臣辩论中，多会以“力排众议”收尾，最后都取得了成功，致使拓跋焘经常对王公大臣讲，但凡有不决之事，只需请教崔浩。崔浩在刘裕北伐借道，北击柔然，攻打胡夏，灭掉北燕等重大问题上能够未卜先知，精准预测，使得其备受皇帝信任，太武帝拓跋焘有时突然到崔浩家里请教事宜，崔浩来不及准备精美菜肴，仓促间用家常饭菜应对，拓跋焘也不在意。
皇帝对崔浩信任如此，自然也引起他的骄傲之心。
拓跋焘是明君
崔浩恃宠而骄。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拒绝了太子的建议，执意将五州郡守更换成自己的亲信；崔浩还以汉制重新整理门氏高下，分出尊卑，实质上是否认鲜卑贵族地位，引起鲜卑贵族的极大反感；此外，崔浩还因其崇信道家，力荐拓跋焘灭佛，拓跋焘听从，杀死僧侣，捣毁佛像，焚烧寺院，使得“一境之内，无复沙门”，朝野官员怨声载道。
无论是自身才干谋略，还是皇帝信任，都让崔浩在朝中的地位尊贵超然。他也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议论，朝臣、贵族，哪怕是太子的意见，他都不放在眼里，更不用说灭佛运动中的普通僧侣和百姓。在史书中，他成为了一个稳如泰山的权臣，地位不可撼动。
可就这么一个在北魏朝廷举足轻重的人物，史料中却紧跟着出现了晴天霹雳的情节，根据《北史》卷三十五记载：“太武怒，召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还有一个，根据《资治通鉴》宋纪七记载：“于是召浩前，临诘之。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
崔浩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引得拓跋焘大怒，害怕的脱帽叩头，不能应答？第一件事，崔浩夸赞自己的侄女婿王慧龙，鼻子长得好看。因为王慧龙是南朝刘宋投诚而来，鲜卑族司徒长孙嵩听了向拓跋焘告状，认为崔浩讥笑北魏风尚。第二件事，拓跋焘要求崔浩编纂北魏拓跋发家史，因为要给皇室成员看，学习拓跋氏的历史，所以要直笔实录，不要隐瞒。崔浩于是组织人员，历时十年，编成《国史》，还把《国史》刻在马路石碑上，供行人观看。这时鲜卑贵族向拓跋焘告状，说《国史》将拓跋鲜卑的杀戮、内斗和不堪都写出来，是故意“暴扬国恶”。
君臣关系十分微妙
可以看出，上面两件事，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一个是夸自己家的晚辈亲戚长得英俊，一个把自己的作品刻在路边显摆一下。但是都被人上纲上线，告状告到皇帝那里。按照以往行事风格和道理，崔浩有尊贵地位和皇帝信任，这些事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更不会谨慎害怕、进退失据。那为何崔浩出现了上述的惶恐局面，连连叩头？
很简单，这两件事，拓跋焘都有一个反应：大怒。
崔浩曾经因为他的主张和专断，使得许多人丢了官爵、性命、财产、尊严，曾经惹怒了太子、贵族、朝臣、僧侣，被告状了多次，但他毫发无损，因为皇帝拓跋焘力保崔浩。但是这两件小事，崔浩却颜面尽失、口不能言，甚至还因为《国史》之事，丢掉性命，牵连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姻亲，被夷灭九族。
崔浩从淡然自若到呆若木鸡，只差着一个拓跋焘的态度。
崔浩是鹰犬式的能臣，可以匡扶社稷、出谋划策，但是他的所有荣誉地位都是皇帝一人给的。所以，万千刀枪奔他而来，并不慌张，皇帝一句责问，他就慌张口不能言。皇帝可以把小功劳大肆宣传，也可以对大功劳充耳不闻，皇帝可以把大错误掩盖低调处理，自然也可以拿着小错误兴师问罪。
皇帝的态度是评价朝臣崔浩的唯一标准。
对朝臣只有一个衡量标准
崔浩与前秦的王猛一样，都是可以开国立制的能臣，如果缺少这两位，可能北魏与前秦根本无法完成北方的统一。可即使如此，他们又脆弱无比，天堂或者地狱，不是取决于他们的本领和声望，而在于皇帝的一念之间。崔浩一言不慎，惶恐跪地，王猛遭苻坚猜忌，丢下万千军马，跑到苻坚面前解释。
专制皇权制度下，官员是没有尊严的，他们的荣辱得失都在一瞬间，他们被认为是皇帝的私产和工具。除了本身是世家大族成员，像东晋门阀政治一样，可以形成对皇权的制约，其他的情况下，臣子在皇帝的绝对权力面前只能诚惶诚恐。
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封建社会里的文臣武将，权力来源于皇帝；下级官员，权力名义上来源于朝廷，实际来源于上级官员。无论有什么样的异化和脉络，历朝历代官员的权力从没有来源于民众，所以，古代社会官员从不在乎民众的态度和评价。说的客气点，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说的不客气点，官员治理百姓“若驱牛羊”。
功劳再大，也架不住皇帝生气
王权与帝制存活几千年，民生艰苦就有几千年。帝制下的官僚体系就是皇帝和贵族搜刮民间的“合法组织”，家天下的各级官员就是皇帝和贵族的工具。作为工具的官员，任是德高望重，还是才略通天，终究还是可以摒弃的工具。没有尊严的工具，自然也就无法判断是非，就算能判断是非，也无法按照是非裁度。只要还吃皇粮，就要为皇家做事，做事还得小心翼翼。
魏征、狄仁杰、包拯、海瑞这样敢犯颜直谏的人毕竟少数，因为这冒有很大的风险，搞不好丢官掉脑袋，所以一般“聪明”的官员是不会去冲撞皇帝的。又因为皇帝有许多“近臣”，可以探听官员的言行，官员不光在皇帝面前要谨言慎行，还要对身边随时可以告御状的同事和气谦让，日子久了也就形成了利益集团，自然也就官官相护。
崔浩是聪明人，知道朝廷和权力的关键所在，可他也太过自信，谁也架不住天天被告状。太武帝拓跋焘是个明君，但再开明的君主，也有打雷刮风的时候。在民主政体下，受到冤屈或者不公待遇的人，尚且可以等天朗气清的时候再官复原职。在专制政体下，崔浩式的官员们，无论怎样的求助哀嚎，一旦 “天颜震怒”，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唯一依靠的坚石，此时成为了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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