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中國人似乎更習慣歌頌群體意識明確的宏大敘事，我們活在對「集體」的崇拜和廕庇之下。疫情當前，集體的力量固若金湯，而每個為集體奉獻了力量的個人也教人尊敬。作家楊好在今天的文本解讀中，選取了出版於 14 世紀的傑作《十日談》。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傑出代表，人文主義作家薄伽丘，在 1353 年前後寫就了被後世譽為「歐洲第一部現實主義著作」的《十日談》。書中的故事來自佛羅倫薩城瘟疫浩劫的「親歷者」和「倖存者」（儘管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他們以「說書人」的身份講述著黑死病肆虐下的悲劇或笑談。薄伽丘借用「他者」的口吻，以人間故事質疑、對抗天主教會疑。藉由文藝復興中閃爍的人本之光，我們希望它能折射至幾百年後的現世：對個體情緒和需求的尊重，以及保持對公共體系漏洞質疑的權利。
瘟疫，戴著一幅完全讓我們無法琢磨，卻時刻引發著驚恐的模糊面孔，在未可知的日常生活中無聲潛伏，繼而伺機爆發。信息時代帶給我們最大的答案也許就是用延綿不絕的焦慮開啟焦慮循環。從 1 月 22 日晚上開始，我下載了一個時刻更新全國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人數數據的小程序。很快，疫情的信息渠道鋪天蓋地。恐慌，擔憂，感動，憤恨，焦急，懷疑……所有由此產生的情緒都伴著強大的無力感一湧而上。正因為我們沒有人能從中脫身，所以可能的傳染才具有強大的不確定性。
最早用虛構方式開啟瘟疫焦慮循環的大概是六百多年前的《十日談》。這幾天把它又翻了出來，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從頭到尾」，是說從引子開始看起，一直到最後的跋。儘管在閱讀過程中不斷閃現當下現狀與幾百年前的大文本無數重合的瞬間，薄伽丘在引子和跋的敘述裡一直提醒著閱讀者：這是一個劫後餘生的故事。《十日談》，是在兩週內用十天時間講述的一百個故事，講故事的人是佛羅倫薩城的七位女青年和三位男青年。他們剛剛經歷了佛羅倫薩城裡黑死病的肆虐浩劫，這幾個人僥倖活了下來，他們在空蕩蕩的城市裡相遇後，一起逃到城外的小山上，用每天講一個故事的方式遣興，或者換一個詞，去面對被打亂的日常生活。講完了這一百個故事，也就是兩週之後，這群人重新回到了生病後的城市。 是的，《十日談》其實是在現實中虛構的虛構：這一百個故事是虛構的，講故事的人們也是虛構的，這不是一場實錄。雖然後世很多傳染病學家和社會學家確實會參照薄伽丘在《十日談》裡對「黑死病」的描寫作為當時社會病理學的真實參考，也確實，薄伽丘在引子的開頭形容了擊敗佛羅倫薩的「黑死病」，但真正讓我們感到害怕的是，
六百年前的狀竟在現著我們的今天：城裡各種汙穢的地方都派人掃除過了，禁止病人進城的命令已經發布了，保護健康的措施也執行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終於出現了，災難的情況立刻嚴重起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觸，就染上了病……不要說走近病人，跟病人談話，會招來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觸到病人穿過的衣服，摸過的東西，也立即會染上了病。
衛生，人傳人，隔離，詭異迅速 —— 傳染病擊潰人類的方式似乎並沒有變化，傳染的恐懼和瀰漫也似乎沒有改變。薄伽丘還寫到，傳染的不斷擴散不僅僅是疾病本身的緣故，正是因為人們之間的迴避與被激發的自保而產生的極度個體防範導致死亡從局部蔓延到整體，城市瀕臨陷入無人監管的絕境。
到此為止，《十日談》若僅僅止於實錄描寫，就不是《十日談》了。其實《十日談》大概在 1353 年左右寫完，也就是「黑死病」結束後薄伽丘才動筆寫的這本書，而書中這一百個故事有很多是他之前記錄積累下來的故事。短篇小說也好，所謂「最早的現實主義批判」也好，有趣的是薄伽丘將自己記憶中的「黑死病」作為了早已蓄勢待發的一百個小故事的背景，還找了十個從「黑死病」手下死裡逃生的青年男女作為虛構和假裝的敘述者。那疾病和虛構之間到底有什麼聯繫呢？
這一百個小故事有一些像中國的《三言二拍》：我們在閱讀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這些故事是由「說書人」講的，所以這些故事基本是按照完全順序的講述方式，也沒有多少描寫和形容，就是馬上說清一段經歷，一個結局，一個道理。這樣的敘事特別像道德說教，往往是在講應該做什麼，但是《十日談》裡關於故事道德的維度卻異常多元。這些故事隨著每天的不同主題也在變換，比如喜出望外的故事，憑著機智如願以償的故事，有情人戰勝一切的故事，妻子欺騙丈夫的故事，互相捉弄的故事等等。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故事都是和神父或者教會相關，往往是神父受到懲罰或者是悔過，當然，我們也可以按著文藝復興那套邏輯去解釋 —— 薄伽丘所處的時代，正是教會權利與人性解放交替的時代，薄伽丘是藉故事的口表態罷了。
但如果還是回到薄伽丘設置「黑死病」背景的原因，也許有一個新的解釋生成：傳染病刺激了社會生活的改變。
除去為了預防傳染病人類所做的顯而易見的集體行為，在傳染病到來的時候，社會生活其實像一個巨大的人體免疫系統一樣高效工作，將整個系統的優點和弱點同時極速集中地暴露了出來。此時，權威在承受高度注意力的同時也在經受高度檢驗。 我們今天面對傳染病，雖然不斷髮展的科技時刻警惕並抵禦病毒蔓延，但信息時代卻讓我們每個人處理個人信息的機制變得越來越複雜了，白噪音無所不在。有一點也很致命，我們因傳染而產生的反反覆覆的恐懼和希望。正如斯賓諾莎所說的那樣，人陷於困境，又往往無能為力，所以才輕信。
輕信希望或是輕信死亡，這兩者最終導致的結果出奇地相似，這是一種《十日談》式「劫後餘生」的典型個人倫理。是的，在《十日談》的末尾，這十個講故事的青年男女又回到了佛羅倫薩城，他們又將面對橫屍遍佈的空城，他們講的一百個故事無法改變城裡的現狀，卻敲打了後瘟疫社會倫理的悄然改變。這一百個故事裡面那麼多的人物，這些人物之間共通的最大特點其實還不是對教會的諷刺，每當瘟疫疾病來臨的時候，當政者一定會受到免疫系統集中式的審視，這就如同人體自衛現象一樣。
每一次瘟疫，確然地，人們一定會將世俗和日常再次作為心靈解藥。在恐慌期間和隔離期間，每個人的孤獨所需要的安慰劑是最日常的秩序，這就是這十個男女在佛羅倫薩城外的小山上所講的那麼多的故事最終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有那個時代悄聲的性啟蒙。只有親密關係的恢復和活力，能在傳染肆虐的時候帶來人類生命潛意識裡不斷繁衍的快感，這是瘟疫期間最大的心靈安慰劑。對了，十四天裡除了「十日談」，另外四天有一半時間在唱歌，另一半時間是不做任何事情的安息聖日 —— 薄伽丘的時代，虛構和想象的故事以及不講故事時候的娛樂極大地平復和緩和了希望的日常危機；我們的時代也是一樣的，只不過我們面對的虛構和想象除了各種形式承載的故事，還多了實時播報的信息以及社交媒體，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最大虛構。這個「虛構」自然不是編造的意思，更多的，是一種處境和時刻，是在或主動或被動的自我隔離中，確保自己的另一種應激反應事出正確，得到默許。
心靈的另一面由此產生的還有偏見。當然，偏見無處不在，即使在沒有瘟疫和傳染病的時候，偏見依然是不可能從人類社會消失的惡疾之一。尤其當瘟疫到來時，偏見會帶著不同的種族，民族，社會，道德問題一哄而上。14 世紀開始就是這樣：當時整個歐洲都籠罩在「黑死病」的陰影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死亡率是很不相同的，一些地區似乎能逃脫致命的傳播，而另一些地區似乎會更嚴重，而且正如《十日談》在開頭部分注意到的一樣，即使是基督教修道院或者是社會上流人士，也無法逃過此劫，有的甚至在死後遭到強盜入室洗劫財富。但是，與基督教相比，猶太人的死亡率明顯要小很多，這當然與猶太人由於宗教而看重的衛生醫學習慣有關係，然而這樣可能的區別在當時就變成了猶太人與魔鬼合謀的說法。沒有感染的由於偏見成為被誣陷的加害者，而感染源頭在哪裡也稱為偏見的繁殖場。薄伽丘說這場黑死瘟疫的源頭「在東方」，諷刺的是，在 15 世紀之前，幾乎 95% 的美洲土著是被歐洲殖民者所帶來的天花，麻疹，流感，鼠疫這些傳染病殺死的，18 世紀英國殖民者又將瘟疫病菌帶去了澳洲，同時，這些原著民地的瘧疾和其他病菌也不斷迴流西方。
疾病的流行從來不是單向的，也從來不是魔鬼的詛咒。疾病的流行就像一張彈性無邊的大網，籠罩著全體人類，沒有出口以供任何人逃脫。
「我承認，天下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薄伽丘在跋中寫道。此時我們意識到，創造了虛構十日百故事的薄伽丘也活在「黑死瘟疫」的劫後餘生中，他是恐懼與希望的親歷者。《十日談》裡的最後一個故事講的是薩魯佐侯爵娶了農家姑娘為妻，為了試驗妻子的賢德，佯作遺棄她考驗她，最終在考驗過後尊稱並肯定妻子為農家姑娘的故事。翻到最後一個故事的時候，誠實地說，讀者一定已經習慣了《十日談》的節奏和轉折，最後的結束是大團圓，
也是一個平等對話與社會生活的日常寓言。而當此刻真實發生的困難險阻似乎就要過去的時候，是否就是我們期盼的「大結局」？或者依舊是「天下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策劃：《T》中文版編輯部撰文：楊好開篇撰文：王楚瑜設計：子慜編排：L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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