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勇:關於疫情對我國經濟影響的幾點認識與判斷

2020年的農曆春節,註定會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極不平凡的一頁。新冠肺炎疫情的擴散和蔓延,使14億國人為之揪心。

現代生產、生活、交通方式已經將社會連接成了一張大網,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個節點,牽一髮而動全身,更增大了疫情的防控難度。令人欣慰的是,在黨中央的統一指揮和調度下,疫情防控工作得到逐級有效開展,黨員幹部更是成為疫情防控一線的前鋒和榜樣。這充分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全國人民應對這樣大的戰役,它的領導力沒有任何力量可以超越。與此同時,也讓世界再度見證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效率和能力,見證了中華民族的堅忍、凝聚和擔當。

判斷和“預測”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我個人覺得為時尚早,因為它和疫情的持續長短直接有關,這並非單純的經濟學問題,也是醫學和社會學問題。作為經濟學人,尤其是北大學者,更重要的是站在全局角度,做理性的記錄、反思和警示。

從長期來看,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發展的趨勢不會改變。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一直按照自己獨特而前所未有的方式,不斷積累一個大國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各類物質、智力和組織資源,因此我們有足夠的能力來應對危機。疫情不會中斷和阻止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也不會根本上改變中國改革開放之路。如果我們不把握住這個長期趨勢,就會對疫情給中國經濟產生的影響作出戰略性的誤判。

但從短期來看,此次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是不容忽視的。疫情防控是一場全局戰,只有在政府、企業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經濟才能順利脫險。

從政府的角度看,要審慎使用宏觀政策,將政策著力點放在結構調整而不是總量控制上。相對樂觀地講,如果疫情能在未來幾周得到有效控制,它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將主要集中在第一季度,下半年中國經濟肯定會實現反彈。即使考慮疫情持續最長、最壞的情況,我們仍有很大空間來實施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我不建議目前宏觀總量政策針對疫情做出特別反應。事實上,即使沒有疫情,伴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政府“逆經濟風向行事”,採取降息、降準、降稅等宏觀措施,針對性地增大教育、醫療等方面的財政投入,也是大多數經濟學者的共識。然而,“逆經濟風向行事”的最大風險就是政策時滯,如果僅僅著眼於短期成效,出臺強刺激政策,無異於飲鴆止渴,將給今後經濟結構調整帶來困難。因此在特殊時期、特殊條件下,需要著眼於結構性調整政策,通過特定政策手段,針對特定區域、特定行業、特定群體予以扶持,例如提倡發行專項債或專項建設國債。當然,我也一再呼籲,可以藉此機會,像取消農業稅改革一樣,大力減免甚至減除小微企業的稅收,讓它們得以減負和發展。另外,要謹慎防止對金融、資本市場的過度干預。因為疫情是典型的外生衝擊,該期間因“過度反應”做出的“超調”,可能也是理性的反應。隨著疫情逐步控制,經濟活動迴歸“正常”後,資本市場所受衝擊也將逐漸消除。

除對內政策調整外,還要繼續堅持擴大對外開放。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歷史無數次印證了,閉關鎖國是自縛手腳,有百弊而無一利。必須用開放應對發展中的問題,疫情過後,要進一步擴大資本流動,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開放,著力破除行政性壟斷,積極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基礎產業放寬准入,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同時,要防止狂熱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著力降低貿易壁壘,而且其政策幅度要適當大於各界的預期,要適時考慮逐步利率市場化和匯率浮動制,逐步開放資本賬戶。

疫情期間,“看得見的手”發揮到極致有情可原,因為行政力量雖然有時簡單粗獷,應對突發事件卻行之有效。但疫情過後,還是要依靠“看不見的手”,恢復經濟的正常秩序。地方政府在採取結構性調整政策時,應當注意劃清政府、企業和市場的權責界限,著力培育有助於企業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外部環境,決不能使此次疫情防控成為政府越位、擴權的契機。

從企業的角度看,要學會直面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加快自我轉型和革新。

從中短期來看,這次疫情對於中國經濟確實是一次衝擊,但對不同行業的影響各異。疫情對於服務業的影響最大,而且主要體現在短期。這是因為服務業的主體是人,疫情期間由於人員流動受阻,很多服務無法正常提供;但是疫情一旦結束,服務業會有較快恢復。而對於製造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中期。這是因為在企業的終端銷售環節,市場的短期需求下滑,給企業現金流帶來很大壓力;但如果此時前端生產環節不能有效控制成本費用,現金流繼續承壓,將導致疫情的短期衝擊向中期蔓延,後果將會是致命的。

所以企業現在要敢於“做減法”,甚至有壯士斷臂的決心,儘可能保住企業核心團隊;同時,聰明的生產商要和員工、供應商、政府形成命運共同體,共克時艱。須知,上行市場有風險,下行市場才有機會。

通過此次疫情,企業家還應靜下心來思考企業未來。此次疫情著實對中國企業的發展前景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但創新、品牌維護和應對不確定性,本來就是企業家的三大任務;能否將危機轉化為契機,則考驗著企業家的敏銳觀察和精準判斷。

回顧中國的歷史,我們會發現,每當我們國家出現一次大的災難,一些行業就會出現飛躍式轉型甚至發展。不難預測,疫情過後,中國城鄉二元機制下的數字鴻溝一定會進一步填平,智慧城市、數字政府、智能醫療、智能辦公、智能教育等行業的發展進程將會加速。如何滿足老百姓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讓互聯網成為國家治理的一部分,實現官民互動,信息公平,輿論引導,也將成為熱門話題。因此,疫情不僅是對個人的考驗,更是對企業的大考。面對這次事關企業生存的壓力測試,優秀的企業應該用一種工匠精神,把產品當成藝術品當成生命去做,做到最好、最精,春暖花開,無問西東;應該主動進行自我革新和換血,努力向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轉型。

從全民的角度看,要尊重企業、尊重企業家,尤其要尊重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是疫後恢復生產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如果中國40多年的改革是一部蕩人心魄的電影,中國的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就是這部電影裡無可爭議的主角。千里萬里春草色,黃河東流流不息。在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中,民營經濟始終是創造就業和財富的重要力量,是促進發展與合作的主力軍;未來中國市場經濟的深化演進,也有賴於民營經濟的復甦和發展。正所謂“無民不富,無民不穩,無民不強,無民不活”。只有激發民企活力,才能刺激經濟發展。如果我們失去了對民企的信心,甚至特殊疫情期間對他們否定與“抹黑”,中國的未來就面臨著更多的曲折和危險。相反,如果我們堅定了民企和民營企業家的信心,不斷推進改革,完善市場機制,中國的未來會更加美好。

中國在變,越變越美;今日之變,前所未有。

董志勇:關於疫情對我國經濟影響的幾點認識與判斷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學研究主要領域:計量經濟學、數理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行為金融學。

供稿 | 董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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