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剛剛起步之時，西方的殖民國家通過對海洋的探索開闢了諸多新航路，並且也發現了曾經並未被人所知的新大陸。但此時的中國依然處在明清的封建帝國末期，對於世界秩序的構建尚且沒有基本認知，更遑論對世界秩序的主動參與。
海洋時代，中央之國的等級劃分與發展末路
當然，明清時期的中國人並沒有刻板的把所有的外國人都視為單一的無差別的整體，而是有著自己十分理想的世界秩序。認為所有的一切都是中華帝國的統治，只有中國才代表真正的世界文明。天子才配做上人間帝王的至高寶座，其他國家雖享有治理其國家之權，但也必須按照儒家的等級觀念，作為兄弟之邦，並位列中國皇帝之下等待冊封。而不願意接受傳統儒家封建等級制度的國家和人則被視作更低級的等級，也就是蠻夷國度。
但是這種中心地位實際上並不被所有外國人所承認，對於當時的中華文明圈，日本天皇以及帖木耳之類的蒙古大汗都不承認這種從屬地位，也對中國使臣趾高氣昂的態度十分不滿，但是很多域外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為了獲得在中國通商的特權隨即承認，這使得中原人的理想規劃擁有了幾分可信度。這種中央之國的傲慢也一直存在於帝國末期的社會各個階層。
回顧明清封建時期的中國與西方國家外交的歷史，我們很容易就會發現帝國當時對他們的貶低和責難。不論是西方還是周邊國家所想要的都是自由貿易，但是明清帝國時期則要以一種中央之國的心態建立朝貢貿易，一切都有等級，一切都有受到官府的嚴格約束，這給雙方都帶來了巨大麻煩。其實中國人很少與歐洲人打交道，雙方之間的貿易更多的還是依賴於中間商完成。除了海洋之外，陸上絲綢之路沿線的驛站也是雙方的重要連接點，但是由於明朝並未能真正消滅北方的蒙古，所以陸上絲綢之路時斷時續，最終不復存在，唯一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因為明朝時期開始禁止海上貿易，除非攜帶外幫貢物，否則不得靠岸的命令，而並未能真正繁榮發展起來。
域外大陸貿易的衰落與海洋探險的開始
除了明清帝國自身的原因外，15世紀土耳其征服中亞以後陸上的聯繫也更加困難。奧斯曼帝國封鎖了敘利亞海岸線，歐洲的商人不得不另尋出路。在當時歐洲大陸邊緣地帶有一股新的海洋力量悄然興起。也正是他們開闢了通往東方的新路線探索了非洲的海岸，發現了美洲，好望角並勇敢地進行了世界航行，極大的改變了整個世界的貿易史。
第一個通往東方的國家葡萄牙，與東方的繁榮
最初的成功者便是葡萄牙，是這場海洋探險的先鋒。由於葡萄牙小而精幹的海洋力量使得它們奇蹟般的擊敗了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艦船以及阿拉伯各國的聯合艦隊，並最終抵達印度。在亞洲海岸線建立自己小而強的據點和堅不可摧的根據地。初步的貿易以後，葡萄牙人很快發現他們沒有必要向蘇門答臘島以東的地區繼續前進。因為早在西班牙人到達這裡海域數百年前，這裡就已經形成了自成體系的亞洲貿易體系，而且十分繁榮。
葡萄牙人並不必要去人為的擴張自己的商業圈，只需要融入這個業已經存在的商業貿易體系就可以獲取比別人更多的利潤。傳統的亞洲貿易體系港口中滿是商船，全是中國的絲綢，瓷器，檀香木，蘆薈，燕窩等等豐富物產。這給葡萄牙人帶來了鉅額的商業利潤。但由於葡萄牙人希望能夠得到官方及政府的承認，名正言順的開拓貿易，因此他們尾隨這些反行的商船於1515年到達中國東南沿海。當時的明朝並不待見這群西班牙人，原因並不僅僅是排外思想，因為在當時明朝政府看來這些人與在邊界肆虐的海盜並沒有什麼區別，而且當葡萄牙水手剛剛進入中國海域時，就曾襲擊過毫無防備的漁村。這在明朝人看來與日本倭寇，並無二致。
艱難進行的葡萄牙人貿易
雖然在三年後葡萄牙人派遣使臣來到中國，但是在北京商討貿易時葡萄牙人在廣州的海軍艦隊司令卻自行封鎖港口，並炮轟明朝艦船，這直接激怒了明朝官員。隨即這個所謂的海軍艦隊司令被明軍打得落荒而逃，而在北京商談兩國貿易的使者死在了中國的監獄裡，隨後朝廷宣佈葡萄牙人的貿易非法，並將其剝奪全部貿易特權，甚至連補給和休整也將其排除在外。為此十分落魄的葡萄牙人只能在海邊的無名小島非法紮寨，躲避著明軍的追捕，努力的維持著與民間的零星貿易。
在不被明朝官府發現並追捕的情況之下，搭起臨時的遮陽蓬，向中國的民間商人和百姓展示自己的物品，以換取白銀和絲綢。40年以後葡萄牙人與明朝之間的關係才逐漸回暖，並允許葡萄牙人在廣州南部香山縣一個彈丸之地，建立自己的貿易據點，這便是之後的澳門。
葡萄牙人為何會得到明朝的認可，並發展貿易
沒有人知道當時的明朝政府為什麼允許葡萄牙人定居澳門，並發展兩國貿易。期間有很多原因，有人說葡萄牙人之所以得到明朝政府的原諒是因為曾幫助明朝政府對抗海盜，也有人認為是明朝政府為了將強盜限制在一個港口好比讓他們隨心所欲的在沿海遊蕩偷偷貿易，更有甚者說葡萄牙人曾賄賂了廣州的海關官員。以上三種情況都有可能。但最終的結果是葡萄牙人成功的開闢了，在東亞的殖民地。
但是葡萄牙人對這一殖民地的管控與之後的意義和概念大為不同。由此葡萄牙人可以頻繁地參與廣州的集市貿易。葡萄牙人也冷靜下來，開始參與有明朝政府所主導的貿易體系，嚮明朝的海防官員們購買貿易執照，被允許一年有一次到兩次的機會到珠江航行，與各地商人貿易往來。
葡萄牙人的貿易鏈是什麼？
葡萄牙人在澳門的貿易，並非直接是明朝與葡萄牙的貿易。實際上葡萄牙人更像是一箇中介者，由於當時葡萄牙人跨越大洋到達了亞歐大陸的東方，但實際上自己所帶物品用於交換屬實有限。葡萄牙人更主要的是進行一次中轉的海外貿易，以中間商的身份獲取鉅額財富。而葡萄牙人所掌握的貿易航線便是由日本到中國的貿易通道。
早在葡萄牙人到來之前中國就與日本進行著金屬貿易。雖然由於豐臣秀吉入侵朝鮮，而兩國交惡，但是最終雙方的民間貿易率先回溫，並且帶動了兩國的官方貿易。雙方的商人也各自到達對方的國土，而葡萄牙人的到來則給兩國之間的貿易帶來極大的發展助力。在葡萄牙人取得諒解以後，葡萄牙人在當時確實是中日貿易絕佳的中間商，其所獲得的利潤是其支付成本的兩倍多，這使得澳門的貿易隨即繁榮起來。一些日本的商人甚至願意把自己的本錢交給葡萄牙人讓他們到廣州代理經營。一大筆資本湧入澳門，葡萄牙人初步嚐到了東方貿易的甜頭。
葡萄牙的東亞貿易的挑戰與衰落
但是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從荷蘭人口中得知西班牙要攻打他們，要以天主教對異教徒的名義發動這場戰爭，而德川幕府隨即對日本國內的外國人進行驅離，葡萄牙人恰巧也在其中。這不得不說是荷蘭人在東方開拓貿易市場的一次貿易戰。並且成功將葡萄牙人的貿易體系打亂。他們未有任何準備，就被日本政府告知喪失特許貿易權並立即離開日本長崎。葡萄牙人賴以生存的東方航線因此而衰落。
即便葡萄牙人為了彌補這一貿易聯聯繫，派遣當時對葡萄牙而言，最大的貿易使團多達60人，但最終未能挽回。就這樣荷蘭人才成為與日本進行唯一貿易的歐洲人。雖然葡萄牙人在東方的貿易航線被荷蘭人所篡。但是其永久居住的澳門依然是西方國家通往東方世界的入口。之後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歐洲傳教士都通過澳門進入中國，給兩大文明之間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荷蘭挑戰葡萄牙之後，如何呢？
葡萄牙人的海外殖民更多的是建立沿海據點，所以荷蘭人很快就輕易的從葡萄牙人手中獲得了東方的貿易優先權，但是西班牙相比於葡萄牙更具國家實力。荷蘭想要在西班牙手中奪取其東方貿易的航線和利潤，則不得不動用自身的軍隊。尤其是1580年，西班牙兼併了葡萄牙，葡萄牙的海外殖民據點也被西班牙所掌握，這對荷蘭人是巨大的挑戰。為此荷蘭建立了東印度公司以保證自己在亞洲海域的統治地位。
在亞太地區也建立了很多殖民地，構建一個荷蘭自己的東南亞霸業。具體過程較為順利短短數年便征服了整個印度尼西亞群島，而且由於之前貿易戰的勝利，荷蘭是唯一能夠合法的與日本進行貿易的歐洲國家，所以通過日本，荷蘭也進一步擴展了自己在東亞的貿易圈，尤其是與明朝政府的貿易。當時的荷蘭為進一步鞏固自己的貿易特權便把目標投向了臺灣。但是由於明清鼎革使得滿洲人對中原的征服打斷了荷蘭人的原有部署。
鄭成功對臺灣的收復也使荷蘭人喪失了自己最關鍵的一步棋。荷蘭人大為惱火轉而依靠新建立的清政府攜手共同對付鄭成功。荷蘭人人希望以此實現自己的價值，並獲得新建立的清政府許可荷蘭人的貿易特權，但是這必須以提供軍事援助的交換為條件，清政府並未認可，而是通過自己的力量打敗了鄭氏的海軍統一臺灣。荷蘭人並沒有在這之中獲得多大的權利，反而清政府強迫荷蘭人按中國的朝貢體系，效仿周邊附庸國的方式到到北京參拜皇帝，荷蘭人不能接受。
英國的霸業與中央之國的貿易
隨後興起的海洋國家便是英國。英國的海軍霸權是從走私搶掠其他國家的海船發展起來的。逐漸擴張了自己的商圈，並在與荷蘭戰爭勝利以後開啟了遠洋貿易。原先荷蘭的清教徒和英國人曾經聯手對付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但是最終因為海洋利益兩者分道揚鑣，而英國人並未給荷蘭人以任何翻身的機會，很快就在亞洲通過貿易的形式給荷蘭以致命一擊。由此對東方的航路以及貿易則有荷蘭轉向了英國。
雖然英國此時進行著內戰，但不論何派當權，英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以及擴張都並未因國內的混亂而耽擱片刻。到了英王查理二世時期，原有的東印度公司地位逐漸穩固，英國人在東方的貿易也進入了快速發展期。
對於明清之際的中國而言，國內是混亂的。而國外對本國的貿易，其主導者也換了一茬又一茬。雙邊的貿易一直並不穩定，即便進入平穩發展期，英國對清朝的貿易也必須依靠賄賂港口官員維持穩定。滿洲人依然繼承了明朝的做法封鎖海岸，禁止海洋貿易，以穩定邊疆安全。當時英國的任何船隊行駛到中國的港口都會判定為走私，他們必須支付大筆錢款去賄賂地方官員以爭取地方官員的認可和同意。這種不穩定的貿易帶來了很大變數，英國人希望將其固定下來，以獲得持久的貿易機會。
英國人曾經想要通過鄭成功為其補給武器和裝備，保證自己的利益，但是最終清政府收復臺灣。英國人壓錯了寶，不得不重新來過。但僅在兩年之後，康熙批准了海外貿易，但是對其貿易地點和規模進行了嚴格的限制。這對於剛剛崛起的英國而言，已經是極大的獎勵。當時的英國已經成為歐洲經濟發展繁榮的國家，所以本土對於奢侈品的需求日益升高，在獲得清政府的貿易批准以後，英國人主要將絲綢瓷器藥材等高成本高附加值的商品輸入到本國，但是對於英國十分自信的羊毛製品中國人卻並不感冒，最終英國只能以白銀作為貨幣維持雙方的貿易穩定和所需。
英國與中央之國的接觸與摩擦
當時清政府還未並未明確限定一口通商，多地貿易使英國也在談判中佔到一些優勢，畢竟一個商人在一個港口提價，英國可以通過另一個港口的貿易去彌補這一差價，保證自己的利潤。但是很快英國人發現清政府以及其商人採用一種近似壟斷的方式，協調了各個港口的貿易規則。英國人依然變得無利可圖，而這一貿易規則也並非國家規定，而是清朝皇帝的諸皇子們利用自己皇族的特權，在東南沿海的港口上，強迫地方官員承認自己的壟斷權，通過這一權利皇帝皇子獲得了大筆財富。而英國人不得不為此支付，更多的利潤。
但這並不影響英國人對清王朝的整體貿易利益，英國依然選擇在廣州建立自己的貿易體系和法規，並努力地和地方官員打交道。當時清政府的對外貿易體系並未建立起來，一旦出現貿易糾紛和貿易問題，他們很難找到常年居住於海上的外國商人，因此為了不使自己受到損失清政府經常將當地的商人做保商，一對一的負責對外貿易。如果外國商人出現一系列的貿易問題，政府即便找不到外國商人，也可以由保商先行負責。
這往往使廣東地方的商人，尤其是沒有官方背景的商人苦不堪言。往往他們在遭到官府的剝削以後英國人並不承認損失，所以最終保商破產的人越來越多，時間一久英國人也發現這並不利於她們的長久貿易，於是希望通過各種方法扭轉和緩解這一局面。他們多次向廣東巡撫和兩廣總督情願希望他們能夠插手此事，但此時的清政府已經明確禁止地方巡撫不得參與海關監督和涉外事務。
一些內務府的官員也趁機利用皇帝的寵幸，被任命為廣州海關的總稅務司。英國人求告無門，被迫巡迴輾轉多處而沒有任何效果。到了乾隆年間的1760年以後，清政府再一次加強了對海外貿易以及港口的管理措施，廣州一口通商，並建立13行。英國人自己的貿易再一次受到打擊，他們的人身也受到了限制，並且對這一更嚴厲的管控貿易的措施和體制極為不滿。
但是他們卻無可奈何，為了維護僅有的貿易聯繫，他們必須與腐敗官員和阿諛奉承的商人打交道。地方各級官員也都以貪腐為能事，所以他們沒有任何申訴的可能。也正是這一貿易困境，所以馬格爾尼使團才在1793年，這個合適的年份到達當時的大清國，為乾隆祝壽，希望清政府遵循自由貿易的原則，但是使團的表現和成果大失所望。雙方之間大部分的爭論都停留在禮儀上。
清朝官員堅持認為英國的使臣必須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而馬格爾尼認為中國人不應當將英國人視為蠻夷，是片面之舉。最終以單膝下跪重複三次，雙方的爭論才暫時告一段落，但是這次以後雙方都已經精疲力盡，沒有那個慾望和想法解決，其他議題，並未有任何成果。但是英國並未就此放棄，而是在1816年嘉慶皇帝當政時派遣阿美士德使團再一次來到清王朝。但此時這一使團遇到的困境與馬格爾尼十分類似，甚至他們連嘉慶皇帝的面都沒有見到就因為官方禮儀不歡而散。
總結
這時的中央之國與世界的聯繫是被動的，一直是域外國家主動航行，在附近建立貿易據點，掌握原有貿易航線的主動權，並且海洋國家相互爭奪的時間。大明和大清確實很強大，這些新興的歐洲國家不敢輕舉妄動，希望自由貿易卻又不得不遵守中央之國保守的貿易管束，在沒有任何官方明確的貿易體系下，只能通過對沿海官員的賄賂保證貿易的進行，而這也看出，明清帝國末期，行政機構的貪腐與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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