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五柳先生”的陶渊明可以称得上是逸诗人的鼻祖，他秉承着柔、淡、雅的隐逸文化风格，对田园生活有着特别的向往。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寄情山水，超凡脱俗的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泊名利，恬静自然的艺术风格。那么就结合诗歌对陶渊明的归隐作一个探讨。
一、本性驱使他归隐
读过陶渊明诗的朋友也许就会发现，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本身就不符合陶渊明的本性。如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十分坦诚的讲了自己就任县令，只是为了生计，最后的辞职则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得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意违心的去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
在《归园田居》中又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就将自己对仕途的厌恶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最终选择了辞职归隐，彻底的抛离了尘杂繁事，一头扎进深了山里。
二、社会现实造就他归隐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然最后选择了辞职归隐，但他少壮时，却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
在《饮酒》、《杂诗》中他曾说过：“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可见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要归隐的想法，出生在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他也曾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但是他处在东晋末年那个动荡的社会：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地引起血腥的杀戮和残忍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社会上层造成了严重的不安全感。这让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
而且，在这种权利争夺中，一切卑污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承真纯的陶渊明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原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彻底归隐这三十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如他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感叹：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
诗中蕴含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哀，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隐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
自从归隐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走出来的公子哥，可不是一把农耕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苦付出，却换来了“草盛豆苗稀”的结果，最终也没能过上富足的小康生活。
义熙四年的一场大火更是将他全家烧的一丝不剩，这年夏天，诗人正洋溢在“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生活里，不料被这场无情的大火全部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戚朋友接济，没过几年，便在饥饿和疾病的缠绕下悄然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总的来说，他的归隐生活并没有让他得到物质上的富足，但是在陶渊明看来，内心的纯净，做事无愧于人性才是真正的享受，既然无法改变这个世界，那就洁身自好，做好自己。而现实中的我们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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