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諭中原檄》是指元朝末年吳王朱元璋於1367年在應天府（今江蘇南京）出兵北伐時所頒佈的檄文，相傳由宋濂起草。檄文歷數元朝統治之昏暴及人民流離之慘狀，斷定元朝已喪失天命，失去統治中國的資格；接著說明朱元璋乃是天命所歸的新主，必將削平群雄、掃蕩胡塵、一統華夏，因而在檄文中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口號，成為朱元璋北伐的綱領。該檄文以“天命”為中心，同時兼帶華夷之辨的民族主義，理直事明，氣勢磅礴，順應民心，有力配合了北伐軍事行動，為明朝的建立奠定基礎。該文的影響亦十分深遠，不少漢民族主義者都對該文推崇有加，其中“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亦演變為清末革命黨的口號。
檄文全文
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以內，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眾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讎，絜家北走，陷溺猶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揹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羶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故茲告諭，想宜知悉。[1]
《諭中原檄》大體可以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敘說元朝自建立以來倒行逆施的昏庸統治，第二部分敘說北方各割據政權各懷鬼胎拖累無辜百姓，第三部分敘說朱元璋建立政權雄厚的實力以及公正仁義的建國方針。最後一部分敘說了明朝的民族方針。
驅除胡虜，恢復中華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以內，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
說中國自三皇五帝以來，漢族皇帝統治天下，都是中國之主統治四周的蠻夷，從來沒有蠻夷能入主中原統治天下的。自從宋朝傾覆，元蒙古成為中國之主，是時代的必然，雖然元朝開國時君明臣賢，但是依然有有識之士，認為華夏衣冠不正，傳統不在。
元朝雖然是蒙古人建立的異族政權，和中國自古以來傳統的漢人政權不同。但朱元璋的明朝大體也接受元朝曾經是中原之主，並在建立明朝之後積極修撰《元史》。 但本來理應和唐宋一樣的大一統王朝，為何如此不得人心，短短不到百年就覆滅呢？
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
這裡從根本上揭露了元朝自上而下，統治者的腐朽黑暗的統治。說元朝的臣子經常違背朝綱，為了皇位骨肉相殘，君臣離心。並且做弟弟的玩弄兄嫂，做兒子的寵幸父親的小妾，這些極其違背倫理道德之事，在元朝確實上上下下習以為常的平常之事。中國傳統的三綱五常，華夏之美淪落得一乾二淨。元朝統治者離心離德的反動之舉，深深傷害了中華大地的人民，已經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
自古以來胡人建立的王朝沒有超過百年氣運的，所以天道循環，聖人應運而生。要帶領受到壓迫的人民，驅除胡虜，恢復中華。要綱陳紀，救濟斯民，建立新的社會秩序，重建仁義道德的社會。
我們都知道，元朝建立後，為了達成自己享樂的目的，瘋狂加徵賦稅，掠奪財富。甚至連前朝南宋的皇墓都被盜的一乾二淨，堂堂皇陵，珍寶被搶，屍骨卻淪落到散佈荒野。最令人髮指的是，元朝有一高僧竟然將南宋理宗的頭顱割下來作為乘酒的器皿，殘暴不仁，由此可見。為了打壓漢人和維護統治，將天下人分為四等，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蒙古人和色目人居於統治階級，漢人和南人是被剝削和壓迫的奴隸階級。這深深傷害了古代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替代殘暴腐朽的蒙元政權，重塑中華民族氣節，是歷史的必然，更是歷史無可替代的選擇。
割據政權，不得人心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眾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雖然南方的割據政權基本上都被明王朝消滅了，但是北方還有數個割據勢力，比如佔據中原的王保保，關中地區的李思奇，他們都是假借元庭冊封的官名，行狐假虎威，為非作歹之事。妄想著通過合縱連橫，佔據險關要塞，以達到自己榮華富貴的目的。再次申討以韓林兒為首的紅巾兵，以邪教聚攏人心，不尊重大勢，肆意橫行，實在是自尋死路。但討伐這些軍閥不要緊，苦的卻是飽受戰亂之苦的中原百姓。所以他們這些軍閥都不可能成為華夏的統治者，因為他們沒有仁政愛民之心。
王者之師，重塑正統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讎，絜家北走，陷溺猶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揹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羶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
自古得天下最正者，非朱元璋莫屬。朱元璋出身貧苦的百姓之家，是家裡的第八個孩子，因為條件艱苦，自小就被送入寺廟長大。他沒有劉邦那樣秦朝正統的官員身份，也沒有楊堅李淵那樣顯赫的豪門世家，更不是劉裕趙匡胤這樣的前朝統兵大將。僅僅是一個布衣和尚，一個普通的難民，卻在亂世之中成就帝業。他要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帝國，建立一套嚴密而又規範的統治秩序。所以朱元璋不滿足佔據江南一隅，他要北逐蒙古，復我河山。他派遣大將軍徐達，常遇春等，統率王師，穩紮穩打，循序漸進，最終終於攻佔北京。恢復了落入異族幾百年的幽燕大地。北方子民等太久了，自唐末五代時兒皇帝石敬瑭為了皇帝之位，自認兒皇帝，割燕雲十六州給契丹。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無時無刻不思念著王師北定，兩宋三四百年，嘗試了多次都沒有成功，無數文人墨客望而哀嘆，無數忠勇將軍揮灑熱血。終於在明朝，由南方來的壯士，重複河山。經過朱元璋，朱棣兩代帝王的開疆拓土，自此，中國的版圖基本奠定，中國疆域的雛形基本形成。正是明朝的努力開發，後繼者清朝在明朝的基礎上，開拓了新疆西北的一部分地區，由此形成了現代中國的版圖。
平等一體，華夷一家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故茲告諭，想宜知悉。
明朝的《諭中原檄》最後一段，說無論是蒙古人還是色目人，雖然並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但他們既然存在，就有存在的必要，只要能恪守中華的法律，禮儀道德，願意成為中華子民，那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和本土人沒什麼區別。
明朝先進開明的民族政策，正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的華夏民族包容開放之心，中華民族自古就是和平友好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朱元璋建立的大一統明王朝，實行帝國境內各民族平等的友好民族政策，這與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滿洲人建立的清王朝有著本質的區別。正真的正統王朝，不會搞一些分級別的民族壓迫政策，不會動屠刀，不會霸佔初夜權，也不興禁錮思想，培育奴性這一套。明朝的民族政策，為現代中國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寶貴的借鑑。正是中華民族的傲氣，正氣，浩氣，中華民族才能在五千年浩瀚的歷史長河之中，依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巔。
作品註釋
1.臨御
2.宋祚傾移
3.罔不
4.足以綱維天下
5.達人
6.冠履倒置
7.綱常
8.大德廢長立幼
9.泰定以臣弒君
10.天曆以弟酖兄
11.子烝父妾
12.恬不為怪
13.憲臺報怨
14.有司毒虐
15.天厭其德
16.信乎不謬
17.聖人
18.一紀於茲
19.戰戰兢兢
20.朝秦暮楚
21.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
22.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
23.眾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
24.捕妖人
25.予本淮右布衣
26.今十有三年
27.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
28.深用疚心
29.復漢官之威儀
30.羶腥
31.蒙古、色目
創作背景
元朝以蒙古族入主中原，經過數十年的統治，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引發了元末農民起義。濠州農民朱元璋崛 起於亂世，定都金陵，自稱吳王，並先後平定了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割據一方的勢力，據有東南。接著，朱元璋於1367年建年號為“吳元年”，決定北伐滅元，一統中國。吳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丞相徐達為徵虜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率軍25萬人由淮河入河南，北伐中原。在這種背景下，朱元璋手下謀士宋濂起草《諭中原檄》，作為北伐的綱領性文件。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登基為皇帝，改國號為“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達的北伐大軍攻入大都，元朝滅亡，明朝確立了對全國的統治。《諭中原檄》作為見證元明更迭的重要政治文獻，亦永垂史冊，廣為傳誦。
《諭中原檄》最開始並沒有註明標題及作者，明代中葉程敏政所輯《皇明文衡》中冠以“諭中原檄”的題目，並署作者名為宋濂，為後世所普遍採用。但據《宋文憲公年譜》記載，宋濂於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四月返金華鄉居，直至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復自潛溪還”；其間至正二十五年八月丁父憂，二十七年（1367年）冬“服闋”，並未有在吳元年（1367年）十月起草檄文的記載。另外宋濂的文集中也沒有收錄此篇，直到清朝宣統三年（1911年）金華府學教授孫鏘編的《宋文憲公全集》才補入《諭中原檄》。因此宋濂是否為《諭中原檄》作者尚存疑。
內容概要
《諭中原檄》的核心觀點即朱元璋政權的口號是“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但其對象並非是整個中華，而是“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換言之即華北漢人。朱元璋政權在此之前從未公然以華夷之辨標榜，在發佈《諭中原檄》前一年所頒佈的《平偽周榜》中，朱元璋政權還痛斥投靠元朝的張士誠對元廷不忠；而在與北伐同時進行的南征中，明軍檄文也沒有以“恢復中華”相號召。可見《諭中原檄》中提出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僅是針對中原之民進行的政治宣傳。究其原因則是由於華北漢人被女真、蒙古等異族統治兩百多年（幽燕一帶更是處於異族統治四百多年），其華夷觀逐漸淡漠，甚至發生顛倒，反而認為南方為蠻夷，因此朱元璋政權才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向華北漢人灌輸華夷之辨的民族主義意識，以防止華北漢人“反為我讎，絜家北走，陷溺猶深”的狀況發生。[2]
具體而言，《諭中原檄》的政治訴求可歸納為三點，即“天命移轉”、“文化道統”與“招降勸誘”。首先該文並未否定蒙元的正統地位，甚至讚賞元初“君明臣良”的局面，但後來元室子孫不肖並且“天厭其德”，使天命移轉。然後又從種族和文化兩個層面來論述“天命”該由何人承受，從種族來說，“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而且“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因此必須是中國人（漢人）為真命天子；從文化來說，通過批判北方的“數雄”即李思齊、王保保等軍閥，指責他們不講綱常道義，“為生民之巨害”，甚至“反就胡虜禽獸之名”，因此只能由以“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為己任的“聖人”——朱元璋來承接“天命”。最後又勸華北漢人不要跟著元朝走，號召他們共同響應朱元璋北伐，同時又招撫蒙古人、色目人，以達到擴大自己陣營、分化孤立元廷的目的。
流傳經過
《諭中原檄》被記載於官方文獻《明實錄》中，同時也被《續資治通鑑綱目》、《皇明文衡》、《皇明詔令》、《皇明詔制》等20餘種公私文獻所收錄。在其流傳過程中，其版本屢遭刪改，反映出時局及人們觀念的變化。
明朝自1449年“土木之變”以後，邊患日益嚴重，反蒙情緒在朝野逐漸深化，影響到了元朝的正統地位。在明成化年間成書的敕撰史籍《續資治通鑑綱目》中，收錄了《諭中原檄》一文，但已被刪減許多，如“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憑陵跋扈，遙制朝權……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等承認元朝正統性或可能透露出朱元璋與紅巾軍關係的句子，這一刪改版被參與編修《續資治通鑑綱目》的程敏政編入《皇明文衡》中，並以“諭中原檄”為題、宋濂為作者，使後世都因襲這一版本；而另一參與編修《續資治通鑑綱目》的官員丘濬所編《世史正綱》也收錄了刪改版，並在其基礎上又刪掉了“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一句。從這些對《諭中原檄》所做的手腳可以看出明中期以後華夷之辨的意識逐漸濃厚的現象。
到了滿洲人入主中原的清朝時期，由於《諭中原檄》中含有“以北狄入主中國”、“胡虜無百年之運”等文字，又成了政治上的一大忌諱。後來《皇明文衡》等書籍在被清人收入《四庫全書》時，其中所載《諭中原檄》又都被四庫館臣心照不宣地刪去了。其中一個四庫館臣的審查意見是：“查此錄系明陳九德刪次……中間惟宋濂《諭中原檄》及他文內詞意偏謬者應行刪毀外，其餘尚無干礙，應請毋庸全毀”。[4]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及乾隆皇帝對《續資治通鑑綱目》所作御批中，也刪節或篡改了《諭中原檄》中涉及華夷之辨的大量內容。當然《諭中原檄》亦未被清廷編修的《明史》所收錄。
到了清末，由於革命黨人排滿的需要，又將朱元璋視為民族革命的先驅，對《諭中原檄》大加推崇，如革命黨人劉成禺說：“自明太祖傳檄驅胡，漢遺民得重見漢官威儀者，傳誦弗衰，幾與六經媲。尊嚴漢族，光復武功之盛，即斯可見，而流風遺韻，沁漬於人心。讀是檄者，每不勝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獲，啟迪後人者深也。”[5]《諭中原檄》中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依據也變為革命黨人的口號，如孫中山在1894年和1905年創建的興中會和同盟會的綱領中都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句。
賞析評價
明人高岱在其著作《鴻猷錄》中收錄了《諭中原檄》後，評論道：“我聖祖諭中原一檄，詞嚴而義正，理直而氣昌，雖《大誥》、《牧誓》何加焉！”
清末革命黨人劉成禺評價《諭中原檄》說：“自明太祖傳檄驅胡，漢遺民得重見漢官威儀者，傳誦弗衰，幾與六經媲。尊嚴漢族，光復武功之盛，即斯可見，而流風遺韻，沁漬於人心。讀是檄者，每不勝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獲，啟迪後人者深也。”[5]
歷史學家吳晗對該檄文有如下評析：
“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統的傑作，代表幾千年來儒家的正統思想。這篇文字的中心思想有兩點：第一是民族革命，特別強調夷夏的分別，特別強調中國應由中國人自己來治理。過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現在要‘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了，這兩句響亮動聽的口號，比之紅軍初起時所提出的恢復趙宋政權，已從狹隘的恢復一個已被遺忘的皇家，進而為廣泛的恢復民族獨立，進步何止千里！以此為號召，自然更能普遍地獲得全民的擁護和支持，尤其是打動了儒生士大夫的心。第二是復興道統，亦即舊有的文化的思想的系統之恢復。文中指出‘禮義者御世之大防’，也就是說‘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朝廷者天下之根本’是綱是紀，這一套正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多少年來維持統治的金科玉律。大之治國，小之修身，從政治到生活，都套在這一個模子中。蒙古人入主中國，開頭君明臣良，還能夠綱維天下，中期以後，這模子被破壞了，弄得亂七八糟。如今北伐，目的在‘立綱陳紀，救濟斯民’，重建舊模子，恢復這個世世相傳的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這比之紅軍初起時所宣傳的彌勒佛和明王出世的空幻的理想世界，已進而為更切實的具體的文化的生活習慣的正常化，自然高明得多，能廣泛地獲得那苦於社會動盪的小民的擁護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士大夫的深切同情。
罵元朝，說他破壞傳統文化，說他政治貪汙腐化，營私毒虐，是個壞政府，上天已經厭棄他了。
罵元朝將軍，河洛指擴廓帖木兒，擴廓原來是漢人，名王保保，為母舅色目人察罕帖木兒養子，元帝賜以蒙古名，是抬舉他算蒙古人的意思。關陝指李思齊等四將軍。罵擴廓用外族名字，以夷變夏，跋扈要君。罵李思齊說他製造內亂，不忠於國。這兩批有實力的人都要不得，不能作華夏之主。那末，誰應該來治理中國呢？下一段指出當然是出身‘淮右布衣’的朱元璋。淮右布衣這一身份，以後極為元璋所喜愛，有時也稍變花樣，說成‘江左布衣’、‘淮西布衣’，等等。無論對內對外的詔令文告，有理無理都要插進這一句，成為賣弄成就的口頭禪了。
妖人當然是指韓林兒。此地插進這一稱呼，等於禿子罵和尚，用意是撇清，告訴北方人民，我在罵妖人，可見我決非妖人，我說‘妖人已滅’，更可見我決非妖人。你們也許有怕紅軍的，我並非妖人，你們不必害怕。這說法表白他正面是講禮義的，不同於元朝，也不同於紅軍，反面替自己洗刷，勾銷了過去十七年來他是紅軍頭目這一事實。
臨了，說明要‘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掮出逐虜雪恥的使命。
最後，為了緩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聲明只要他們知禮義，加入中國文化系統，也就承認是中國公民，和中國人民一樣看待。
前一年討張士誠的檄文，只是消極地踢開紅軍，空洞地罵元政府。到這時候，才鮮明地具體地積極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口號，和保持傳統文化的政綱。這是元璋幕府裡儒生群的再一次勝利，也是朱元璋的再次轉變。
這一宣傳文告的作用，使北方儒生士大夫放心了，因為已經不再是被毀滅的對象了。北方的農民也明白了，吳軍之來，是為了恢復秩序，安定生活。官吏們不害怕了，只要投降就可保全。蒙古、色目人也不像以前那樣死命作戰了，因為檄文說只要願為臣民，就可得到保護。除了蒙古皇帝和貴族，全被宣傳感動了。投降的，放下武器的，以至倒過槍尖來殺韃子的，一天天加多，北伐軍因之得以順利進軍，在很短的時間內，收復已經淪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土地，平定西北，統一全國。”[7]
國學大師錢穆評價該檄文說：
“於（元明）易代之際，而正式提出中國夷狄之大辨者，今可考見，惟此一文。然其於元之統治，既曰天授，嗣稱天厭，僅論其命，未伸吾義。又曰：當降生聖人，而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又若退避不敢自居，何也？至雲：予恭承天命，始自居為天降以安中國之聖人矣。然又曰：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仍自隱約謙讓，不欲明白以天降之聖自居。氣和辭婉，從來檄文，殆少其例。此非在當時無正義嚴辭可陳，實由群士仕明，鮮能深明夷夏之大義，又不深知民心之向背，敵我之勢，至此猶若不能確切自信，此乃七八十年來異民族統治積威之餘，士大夫內心怯弱而後有此現象，固不得責備於景濂（宋濂）一人也。”[8]
學者蕭公權評論《諭中原檄》說：
“及朱元璋起兵，始根據民眾仇元之心理，明揭攘夷之口號。……此檄詞旨激揚，實為二千年中創見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國最先表現之民族國家觀念。檄中雖仍襲古義，以文化區族類，然其‘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安之’一語已與民族主權之意相近。而‘中國居內以制夷狄’之一語更略似帝國主義者優秀民族之說。此皆由九十年異族凌辱之痛苦經驗中醞釀以出，代價雖高，結果則甚大也。”
閱讀更多 國學文化鑑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