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2月5日，有了英帝国撑腰的日本，变得“强大”起来，毅然决然地同俄国这个大块头断交，并彻底撕破脸，发起军事行动。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日本及主子大英帝国看不惯俄国霸占朝鲜半岛和中国辽东半岛，闷头吃独食，决定进来分一杯羹，甚至抢夺控制权。
这场战争横跨西伯利亚，是东亚第一次涉及两个现代化国家武力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因此也被称作“第零次世界大战”。日本如愿以偿地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世界列强队伍中站稳了脚跟。
这场恶狗夺肉的非正义战争，中国东北的黑土地成了两个“恶汉”陆上交锋的战场，已经摇摇欲坠地清王朝也是无可奈何。可怜的东北以及朝鲜人民深受其害，蒙受劫难，生命及财产损失无法估量。
“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
这是日本人在奉天（沈阳）创办的《盛京日报》对我东北人民在日俄战争中真实状况的“回忆录”，可谓生灵涂炭，目不忍视。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到处都可以看到流离失所的难民，几十万之众。
中华民族的领土和主权惨遭蹂躏，民众痛不欲生。战争双方的伤亡士兵都有他们的红十字会救治收敛，而在枪炮中的东北同胞只能是四处躲命。清廷接应难民的船队竟然被俄国以“各口已经封闭，不准别国船只驶进”为由拒之。
在我们的土地上打仗，还不允许我们撤出难民，这一切已经软得不能再软的清政府，唯有忍气吞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子民受苦受难。此情此景，时任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敦和站了出来，他决心要为拯救战火中的东北同胞干点事情。
沈敦和早年肄业与英国剑桥大学，这位“不独为军界之干材，也是外交界、慈善界、企业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日俄发动战争伊始就揪心着东北同胞，对列强的霸凌行径义愤填膺。
1904年3月3日，上海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堂，沈敦和、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20余人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他们自掏腰包凑了10万两白银，作为启动资金。当时《申报》称“普济善会，特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耳”。
为了能够进入战区开展救护工作，沈敦和说动了德、英、法、美等国在华代表，联合四国在3月10日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华董们又凑了白银5万两，社会募捐来20万两，清廷也以光绪的名义拨了内帑10万两，就这样一场解救东北难民的行动开始了。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一年多里，131177名难民在万国红十字会的帮助下逃离虎口，日俄战争结束共有46.7万人得到救助。设在牛庄 （今营口）的战地医院，救治伤员2.6万人，2万人在医院资助下返乡。这一切的付出，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的红十字会员们，全部是义务劳动，没有一毛钱的报酬。
日俄停战，沈敦和的慈善活动并没有止步，一直到离世，他都坚定地走在这条路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公共租界发生鼠疫，沈敦和与英工部局据理力争，提出“治安不可扰，主权不可损，医院成立不可缓”，募集资金并在英租界成立中国公立医院，医护人员昼夜不停，2400户华人，10天检验完毕。
辛亥革命爆发，炮火连天，双方伤亡的士兵和被战火祸害的武汉民众迫切需要救护，沈敦和的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迅速出击。武汉三镇战区3434人在他们手中治愈，南京战区500余伤兵得到救治。随着战事向北延展，红十字会跟进设立了许多临时医院，前后救护万余兵民。
武昌起义的枪声终结了大清王朝，民国政府成立，沈敦和的“大清红十字会”命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并在1912年得到国际红十字会的正式承认。
1919年４月底，北洋政府为加强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控制，免除了沈敦和的副会长职务。但是人民没有忘记他，就在他被免职的第二天，红会常议会就决定“发起为沈君立碑或制铜像以志纪念”。
虽然没有了职务和身份，但是沈敦和依然没有停歇，他一如既往地投入到当时上海突发的时疫中，并控制住了疫情。此后，他又担任湖北义赈会会长，为灾民鼓与呼，为赈济而劳碌奔波。
1920年7月５日，64岁的沈敦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他为中国红十字运动所作的历史性贡献，足以写在中国红十字发展史首页，并一直影响到今天，乃至未来。
最后且以时人对他的评价来作为结尾，缅怀这位中国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中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
“前后十六年，集款二百数十万元，分会一百四十余处，连年天灾人患，胥赖红十字会拯恤，虽有各善士慷慨乐输，但非沈公任劳任怨，曷克臻此？中国向无红十字会，日俄之战，东省人民惨遭兵祸，若非沈公首肯任事，当时红会又何由成立？是中国之有红十字会，实创自沈公也”。
閱讀更多 古今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