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电影《闪光少女》的开场，扬琴少女陈惊暗恋上学校的钢琴王子，却因为自己是民乐系而惨遭拒绝。“扬琴也算是乐器？我和你无冤无仇的，你可别搞我。”师哥的轻蔑反映了“新“与“旧”的文化碰撞。
西方乐器等于“高大上”？中国古典乐器就是“老旧矮”？幸而，如同《闪光少女》一般，一度因为西方文化流行而逐渐衰败的民乐，随着国风文化的复兴逆势重生，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再把民乐“自降身价”。
同时，我们应该感谢，在那些被看低的岁月里，有许多匠人仍然坚持民乐乐器制作，他们的努力让民乐之声不绝如缕，才能在这个新时代里重新闪出光芒。
礼品版小乐器，从左至右分别为：扬琴、二胡、阮、古筝、琵琶、月琴、三弦。
侬好，王厂长
1998年，从部队复员回沪，在上海钢琴公司任副总经理的王国振，在“大雪”这天，走进了以生产“敦煌牌”乐器而闻名的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当他摊开厂里的财务报表，赫然发现当年乐器销售带来的利润只有区区9万元。而靠出租在南京路和七莘路的店铺，厂里一年收入反而有200多万元，王国振蹙起了眉头。
萎靡的销售业绩，并不能掩盖民乐一厂在乐器制作技艺上的出类拔萃。是年9月，“停摆”37年之久的全国民族乐器（古筝、琵琶）制作比赛再次举办。全国14家企业的36件产品进入复赛，民乐一厂一举斩获了前三名12个奖项中的10个。
上海南京路门店里售卖的民乐乐器。
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之精，得益于深厚的社会土壤。清乾隆至嘉庆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日趋繁盛，江南丝竹逐渐成为了“大上海”最为重要的乐种之一。
江南丝竹，是指流行于江苏南部和上海一带的丝竹音乐的统称，主要使用二胡、琵琶、扬琴、箫、笛等丝弦和竹管乐器。民乐一厂主要生产吹管、拉弦、弹拨、打击四大类乐器。1962年，民乐一厂注册“敦煌牌”商标，销量占全国产销的70%，风头无两。
而在王国振打开报表的当年，整个中国的民族乐器红利早已消失。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西方乐器的涌入，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民族乐器的生存空间。学钢琴成为一种潮流，学民乐反倒变得小众。
二胡鞔（mán）皮，鞔皮是决定二胡音质的重中之重。
“当时真是生死存亡，有人提出要降价，和周边的家庭作坊企业争夺市场，我说‘敦煌’不仅不能降价，还要适当涨价。”提起当年的这场“遭遇战”，王国振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的定位很明确，‘敦煌’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文化产品，而且必须是精品优品。”
事实证明，王国振的决策没有错。通过优化产品线、降低生产成本等一系列举措，民乐一厂从次年起开始扭亏为盈。从1998年王国振接任厂长至今，一组数据浓缩了21年来上海民乐一厂发生的巨大变化：2018年，一厂实现营业收入3.63亿元，利润总额达到8 107万元。
三大“金刚”不再“借庙躲雨”
今年4月9日，乐器一厂的“筝父”、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振高先生驾鹤西归。他的嫡传弟子，现任“敦煌牌”古筝质量总监的李素芳，回忆起师傅当年的严厉：“年轻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是女孩子，可能会被照顾。结果，他觉得我木工做得不够好，就当众劈掉！我哭也没用！”
古筝生产场景
二胡生产场景
琵琶生产场景
即使是身处上世纪80年代的生产低谷之中，民乐一厂也没有放松对职工进行技术培训与技能考核。
上任厂长之后，王国振就对经营状况做了全面的调研。当时厂里生产的产品种类繁多，各品种带来的利润也不尽相同。王国振决心告别“眉毛胡子一把抓”，将拳头产品集中在古筝、二胡、琵琶之上，特别是以古筝为重中之重。
限量版“金缕翠钿”古筝
生产阵线的调整，也是因为民乐一厂卧虎藏龙了一大批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1958年建厂之后，古筝制作师缪金林、二胡制作师王根兴、琵琶制作师高双庆等大师相继入厂，为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保护和传承打下了坚牢地基。
在手工艺生产方式与生存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如何培养新时代的传承人，同样成为了摆在王国振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制作乐器的技术难度大、习艺周期长，再加上近年来一批老技师相继退休、辞世，传承工作愈发显得紧迫。
“百鸟朝凤”古筝
“制琴的不是工人，而是匠人，是文化人，是受人尊敬的高端人才。”2011年，乐器一厂成为特有工种技能培训鉴定工作的试点单位。对于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员工，厂里还会安排经验丰富的制作师轮流带领。“手艺人也要生存，作为厂长能做的，就是不断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和工作待遇。”
在愈发激烈的民族乐器市场中，民乐一厂能够“我自闲庭信步”的资本，就潜藏在每一个制作师的身上。
“金线”之下，民乐闪光
“十一”期间，朋友圈还沉浸在新中国70华诞的“刷屏”之中，“敦煌”联手漆艺家翁纪军推出的系列乐器就已经悄然上线了。
限量版“涟漪”古筝
一款名为“女娲补天”的古筝，在传统大漆的工艺上加入敷箔、螺钿镶嵌及莳绘工艺，将玫瑰檀胎体的古筝表现得雍容华丽；而“涟漪”系列的琵琶，采用类似传统犀皮的工艺，将数层金漆与多种蓝色漆反复进行髹涂、磨显，再辅以滴洒金漆、金箔点缀，仿佛水纹扩散。
实际上，这并非“敦煌”第一次携手大师推出限量版乐器。
限量版“金缕翠钿”琵琶
制作乐器，木材是首要条件。除了最常用的泡桐木作面板外，高定乐器还会使用老红木、小叶紫檀、玫瑰檀、花梨木等珍贵木材，用于琴筒、琴杆、面板、背板等主要部件的制作。好的材料还需制作师的一双妙手，经过锯、刨、锉、压、胶、铲、钻、磨、刻、漆、镶等多道工序之后，才会成为一把实用与美观兼具的乐器。
限量版“涟漪”二胡
2010年，一把卖出30万元价格的二胡引发民乐圈热议。二胡主体木料取自明清时期的老家具；琴筒使用的音膜是一张保存了十几年的上等蟒皮，色泽与花纹俱佳；头饰和托板则是来自厂里50年前的象牙存料，雕工精细。
在王国振眼中：“每年推出几款高档乐器，可以满足收藏端市场的需要。同时嫁接其他非遗项目，还可以让乐器更具文化生命力。”
限量版敦煌飞天琵琶（背）
与普通消费者戏称“买不起”的高定乐器相比，“敦煌”也有几百上千元的“亲民”作品。在年轻人聚集的B站上，“敦煌”旗下的上海馨忆民族室内乐团，用民族乐器演奏迈克尔·杰克逊的《犯罪高手》，让人耳目一新，有“90后”留言道：“为了国乐，硬币双投！”
无论是制作高端乐器，还是打造“网红”乐团，都与王国振反复提到过的“文化营销”这根“金线”密不可分。“金线”之下，是王国振推动民乐复兴的市场逻辑：“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来说，传统是根基，创新也要立足传统，这样才能唤起人们对民乐‘本体’的兴趣，真正建立起懂民乐、爱民乐的粉丝群体。”
民乐一厂的网红产品：缩小版的小乐器，虽然不过巴掌大，也可以演奏出音乐。
让文化与消费者之间产生链接，是王国振多年来着重发力的方向。从建立沪上第一家职业民族室内乐团，举办“敦煌杯”乐器演奏和制作比赛，到投资制作民乐纪录片《中国乐器》，出版《筝艺》《弓弦南北》等专业书籍，再到在海外建立敦煌艺术教室，与谭盾、王潮歌等艺术家合作，推出适合演出的仿敦煌壁画乐器——都是在通过培育市场，来反推企业生产的发展。“敦煌”每年对“文化营销”的投入约占总营业收入的3%～4%，而最终收获的远比投入的更多。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厂长王国振在检查古琴花板。
从1998年入厂至今，“超期服役”的王国振已经过了法定退休年龄。“我争取还干个几年，再带一批传承人出来。后来者要是评价我，说王国振这个人为民乐一厂做了点实事，我就问心无愧了。”
閱讀更多 中華手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