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嘉靖年间的明军抵抗倭寇都捉襟见肘,却能在万历年间战胜丰臣秀吉的数十万正规的日本联军?

灵安


在传统中国人眼中,在明朝的时候官军为何不到日本去灭了他们,当时的日本人口并不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斗很严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还能多次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在倭寇侵扰的时候,已经严重威胁到明朝的东南沿海,而万历三大征中的朝鲜之征,却差点撼动明朝国本,简直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想要搞明白这个问题,还是要一分为二,能够好理解一点。

嘉靖年间明军为何难以抵抗倭寇?

从综合国力上来说,无论是嘉靖年间,还是万历年间,明朝都是完全碾压日本的,但是在嘉靖年间,军队久疏战阵,军纪败坏,作战能力低下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至于为何能够出现这样情况,根本上的原因在于文官政治、兵役模式、补给困难、组织形势落后等等都有原因,这里面的每一个原因讲解起来都够写一个万字论文,总体而言,明朝的文官政治限制了武将的发挥,这是农牧政权面对强盗集团所无力的一面。

然而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在于,侵扰东南沿海的倭寇,实力并非很强悍,往往一小撮倭寇就能横扫东南沿海大片地区,在入侵的初期对明军的作战中,甚至达到百战百胜的地步。

抛开上面制度性的因素,我认为明朝抗击倭寇初期不断失利在于防守方向存在偏离,对于中国来说,历朝历代统治威胁都来自于北部的游牧民族,宋朝因此而亡国,明朝因为打败蒙古而建立。

明成祖时期,迁都北京,意味着天子守国门,将北方打造成一个军事抵抗区,让南方成为大后方。东南沿海压根就没有防御的构想,以传统守旧的国人来说,来自海上的威胁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才会让倭寇入侵初期如入无人之境。

从倭寇方面来说,倭寇的战术、组织形势和武器更为先进。

尽管中国一直自诩发明了火药,然而在火药传入西方之后,逐渐超过中国,到明朝中叶的时候,从西方出口到日本的火枪已经超过了明军,先进的火枪让日本完善了组织形势和战术战略。

大多数入侵的倭寇都是以三十多人为一个小部队,他们各司其责,每个人都有在队伍中的任务,因此在打仗时候能够配合的相得益彰,在登陆中国后,这样的小队能够灵活快速的进行侵扰,使得明朝官军根本无法对应,当明军组织完成后,倭寇已经不知去向。

也就是说,明军只能算作是侵扰,而算不得是侵略,倭寇发动的作战规模始终有限,而他们的海盗式的作战模式,十分符合东南沿海地区。

万历年间,明军为何又能战胜丰臣秀吉的日本大军?

在嘉靖年间,抗击倭寇的斗争中,明军吃了很大的亏,但是在战斗中也增加了明军的实力,在和日寇作战过程中,明军也在不断学习和进步。

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要属戚继光了,戚继光的横空出世,不但在器械上学习倭寇,在其创造的“鸳鸯阵”上也是学习了倭寇,采用小股力量分工合作的队伍模式。(说鸳鸯阵学习自倭寇,是我个人认为,并没有得到相关史料支撑)

在戚继光的率领下,中国南方的军队已经能够完全战胜倭寇,后来戚继光的戚家军被调往北方戍边,作战实力完全超过北方的正规军精锐,在对待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屡战屡胜。

戚继光死于万历十五年左右,在戚继光的训练下,明军有了一个较为显著的提升,到日本丰臣秀吉侵入朝鲜的万历二十年前后,戚继光去世仅仅五年。

以上就当我多给戚继光点面子,以下具体来谈一谈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

戚继光去世的那年,正好是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时,在准备了五年之后,丰臣秀吉调动大军渡海入侵朝鲜。

在朝鲜对日作战的第一阶段,日本打败朝鲜军,朝鲜因此向明军求援,辽东本来就是明军的重要军区,在朝鲜求援后,明廷让辽东明军开始向朝鲜进兵。

在辽东明军入朝之后与日军的第一次作战中,就因为久疏战阵而失利,被打了回来。

在意识到日军入朝作战的真实意图后,明廷由辽东主导,变更为中央主导,并且开始调集大军准备跟日军做大规模战役,当时明廷甚至规划调集七十万人对日军进行一次超级打击,然而因为后勤不足,最终采取了梯次进兵。

1592年底,李如松率领4.3万人在平壤击败日本拥有1.8万人第一军团,重创一万多日军,取得平壤大捷。

平壤大捷后,为了扩大战果,明军展开追击,在碧蹄馆处与日军展开混战,关于此战胜负一直有争议,整体上来说,互有伤亡,在后续的陆战中,朝鲜也击败日军,尤其李如松烧毁日军粮仓后,使得日军缺粮,最终给予日军极大的打击。

当然,陆战的胜利并不是根本,最终还是要看海军作战,在唐浦海战、固城海战和栗浦海战后,日本水师受到极大打击,而经过闲山岛海战后,日本水师受到重创,完全丧失了制海权。

1593年6月,日本因为海战失利,供给不足,军队爆发瘟疫等原因与明军议和。

1596年丰臣秀吉在准备充分后,再次调动14万陆军,2.2万水军再度入侵朝鲜,明军派遣八万人入朝,中日再次爆发大战。

明军与朝鲜军民一同合作,最终彻底打败日军,尤其是在鸣梁海战中,击败日本,重新掌握制海权,锁定日军败局。

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日本士气受挫,开始准备撤退。

关于这场战争,《明史•日本传》记载:“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国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

虽然有些夸张,但是总体来说,明朝能够取得该次战争的胜利,也实属不易。


史论纵横



嘉靖帝与万历帝是一对奇葩的爷孙组合,他们多年不上朝,军事作为上却是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其中就有很大不同,首先嘉靖帝是通过党争的状态来控制朝政,但还是使奸相严嵩专权多年,国家开始在根子里烂了,而且倭寇主要在于掠夺,类似于今天的游击军,机动性太高,明朝军队对于倭寇当然有点力不从心。万历帝是通过小事不管大事严抓来控制朝政,他前有父亲明穆宗的隆庆新政革除嘉靖帝时期的弊端,改革军队的基础,继位后又有千古一相张居正的改革变法使国力加强,加之抗倭援朝是两国之间的正规军队作战,并非游击战,战胜日本军队也是情理之中的。

嘉靖帝在位45年是明朝第二在位时间长的皇帝,在位前期励精图治,后期躲于深宫之中沉迷于修道,嘉靖帝多年不上朝还大权在握的秘诀在于,他是通过拉拢抬高一个再打压一个,使下面两方总是处于对立的,自己居中而受益。虽然效果不错,但这种方式也埋下了明末党争的萌芽。

嘉靖帝多年不上朝还重用奸相严嵩,导致了朝政腐败,国家衰落起来,其边事废弛,军饷被吞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在军力不振情况之下,出现了南倭北虏的大患,而南倭就是倭寇在东南沿海的侵袭,明帝国军队战斗力本就是直线下降,一边要面对北方蒙古一边还要面对倭寇,而且这些倭寇主要在掠夺骚扰,好似游击战一般,当然是力不从心。


在平定倭寇期间戚继光和俞大猷等名将崛起,为之后明帝国军事不振的局面注射了新鲜的血液。

嘉靖帝之后是明穆宗隆庆帝,这位皇帝在位短短六年,在历史上声名不显或者说评价甚低,其实隆庆帝的新政还是很不错的,在政治上他继位后革除了嘉靖帝时期的政治腐败和经济积弊,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通过京察等方式整顿了吏治,抑制了土地兼并,使国家开始稳定,发展了经济。

在军事上,隆庆帝整饬武备,赏罚分明核实功罪,加大了军队的训练,巩固加强了长城防御能力,边境的地方官员也都换为精明能干的官员,还提高了官员待遇,军队战斗力上去了边防也开始稳定了。

为了加强军队战斗力,其中的措施之一就是通过名将戚继光训练蓟州、昌平、保定等北方要地士兵,戚继光也驻守了北方边境多年,在戚继光的培训之下,明朝北方军队的战斗力又上升了。


明穆宗隆庆帝在位时间与儿子明神宗万历帝在位前期又被称之为隆万中兴,可见隆庆帝还是还有作为的,而他的新政也使晚明的军队重新拥有战斗力。

明神宗万历帝继位后前十年基本上是张居正大权在握,张居正在隆庆新政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变法,这场变法在后世评价很高,客观上为明朝续命几十年。

在明穆宗时期的隆庆新政还有张居正改革变法十年的基础上,明朝军队的战斗力是直线上升,这也是万历年间三大征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万历三大征其一征就是与日本丰臣秀吉的抗倭援朝战役,彼时日本经历了自己的百年战国乱世被丰臣秀吉统一,都是久经沙场的百战老兵,军队战斗力很强,但是与晚明军队交战中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明朝军队很多时候甚至远少于日本军队,最终被明军击败,都没有让其打到中国本土。


万历时期抗倭援朝之所以胜利,其一在于有之前隆庆新政与张居正改革变法的基础其二在于这次交战可以说是国与国之间的军队大战,目的在于控制地盘,并非嘉靖年间那样倭寇游击掠夺骚扰一般,明军当然战胜了日本。

补充一点,万历帝只是多年不上朝,并非不管事,不上朝不代表万历帝不能私下面见大臣处理国事,万历帝只是小事不管但是大事严抓,像抗倭援朝包括在内的万历三大征,都是万历帝亲自拍板决定打不打的,并且还是万历帝点兵选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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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安之


军队不一样。

明军与明军之间,战斗力也千差万别。

嘉靖年间,倭寇主要侵扰的是江南沿海地区。所以抵抗倭寇的,主要是南方的明军。


这些明军,都是卫所兵,由军户组成的。由于承平日久,武备废弛,疏于训练,根本称不上是一支军队,叫做乌合之众也不过分。所以碰到倭寇常常一触即溃。

戚继光正是看到这些明军完全不能作战,逼不得已才重新训练新军。

万历年间,抗日援chao的明军,以北方边军为主。

第一次出兵,明军共计四万余人。其中,辽东骑兵和宣府大同的骑兵有两万多人,蓟和保定兵一万。浙兵三千。另有五千川军作为后续。

浙兵,也叫南兵。是戚家军余部,战斗力十分强悍。

北兵,都是明朝的边军,以骑兵为主,常年与游牧民族作战,也很能打。明军指挥李如松,成长于军旅之中,智勇双全,深知韬略。他的手下养了一支三千人的私家军,都是他的家丁,装备极为精良,战斗力自然也是冠绝当世。

打个倭寇,当然不在话下。


上将嗳福斯


原因很简单啊!嘉靖大倭乱的时候,南方明军的防务非常空虚,甚至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

根据统计,在整个“嘉靖大倭乱”期间,仅有据可查的倭寇入侵就高达一百七十九次。在这么频繁的倭寇入侵事件中,江浙地区是受患最严重的地区。当时倭寇的所有入侵中,有一百四十二次是入侵江浙地区,差不多占了八成。

倭寇挑选江浙作为主要入侵地区,第一当然是因为江浙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江浙地区劫掠可以获得丰厚的收入。第二,这里也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传统航线,加上中国走私商人的参与,使得倭寇对这里非常熟悉。第三,江浙地区作为明朝的腹心地区,江浙地区的军事力量薄弱,城防在当时非常落后,很多新兴城镇干脆连城墙都没有,使得倭寇攻掠城镇显得极为容易。

同时,葡萄牙人的到来,让大量西方火器流入东南沿海,比如著名的长身管火炮——发熕,“铜发熕,每座约重五百斤,用铅子一百个,每个约重四斤。此攻城之利器也,大敌数万相聚,亦用此以攻之。其石弹如小斗大,石之所击触者,无能留存。”诸如火绳枪之类的轻型火器就更不要说了。

与此同时,当时明帝国北部边境上压力巨大。嘉靖年间,每隔几年蒙古便会大举入侵一次,动辄五万、十万、乃至十几万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攻破古北口,一直打到北京,在京畿大掠三月而去。嘉靖三十年(1551年),白莲教教主吕鹤等在山西扯旗造反,失败后上万教徒投奔河套。蒙古势力再次膨胀。

因此,对于明帝国来说,江南卫所兵早已经腐化不堪战,北方的边军不能轻动,福建兵悍勇惯习水战,但是福建本身就在倭寇的入侵范围内,也抽不出什么兵。而被抽调的山东兵又不适应江南水网地带。

另外,倭寇的作战目的是为了劫掠,而非与明廷争夺制海权。所以其在抵达中国沿海后,通常都会抢夺渔民船只而换乘中小船只。所以当倭寇浮海而来,明军虽然一直努力在海上拦截倭寇,但仍然会有不少倭寇登岸。而且倭寇跟很多江南士绅有勾结,喜欢以小股精锐流窜作战,突袭某地警惕性不高的守军,然后屠杀劫掠当地平民,一地破坏完毕立刻转移另外一地。在那个没有现代化通讯手段的时代,这种手段格外格外有效。因为明军大队往往反映不及时,而小队明军往往是外地抽调来的,人生地不熟,往往被汉奸诱入倭寇的伏击圈。

比如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南沙之战后,就有一股倭寇专门避实击虚,突袭当时疫病流行,且战败降职的汤克宽军队驻地,在没能把汤克宽怎样后,便转头进攻防御空虚的通泰县。俞大猷在登陆普陀山时也曾遭倭寇突袭。倭寇对明军登陆的地点时间把握极其精确。甚至,当卢镗刚从福建调至浙江嘉兴之时,就被一股倭寇引入嘉兴城附近可以设伏的地形中伏战败,导致明军阵亡一千一百人。此战倭寇竟然表现得比卢镗更为了解当地地形,明军的军情,各地的人文地理,倭寇都掌握得是一清二楚,显然是当地内奸暗中通风报信的结果。

因此,早期抗倭战争中,明军往往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但这种情况不是因为倭寇多么神勇,而是当时江南明军的防务太空虚,体制僵化,当地又有内奸。

等到戚继光练出三千精锐义乌军,以机动武警的模式,各种追着倭寇打突袭战,倭寇很快就扛不住了。比如宁温台大捷后(宁波、台州、温岭),浙江倭寇基本上就被一扫而空了。而福建一地,戚家军就杀掉了上万倭寇。

等到了万历年间,面对入侵朝鲜的日军,明帝国有张居正改革所积累的大量财富,又有戚继光、俞大猷训练过的精锐步兵,北方边军的精锐骑兵。可以说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对付日军自然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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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明军之所以在嘉靖时期应付倭寇非常吃力,除了战斗力低下的成分在,确实不适应倭寇的战术。

明军采用的战术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大型军阵野战模式,这样的战术模式对倭寇经常出没的东南地区就非常的不适应,明军的阵形往往被复杂的地形切割的支离破碎,而倭寇使用的是武士加上自己郎党的小规模集群突袭战术,这种战术更适应我国东南地区的自然环境,所以他们往往借助有利地形,将明军的阵势击溃。而倭寇的精锐士兵并没有占领一地想法,他们经常仗着对地形熟悉,四处流窜,破坏完一处,又迅速转到另外一处,令人防不胜防,让明军有无处着力的感觉。

而万历援朝战争日军占领朝鲜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下一步就是进攻明朝,明军属于主动进攻的一方,对敌军主力的大致动向是清楚的,就是要正面对战,在这点上又与国内抗倭有所不同。

第二、张居正的全面改革使明军战斗力和国内财政实力有了大幅度提升,这就远非嘉靖朝可比。

嘉靖时期,由于内政不修,明军腐败状况非常严重。就比如说京师驻军虽然对外号称有14万人,但是操练人数也就5到6万人,领取粮饷的时候有人,调遣的时候人就不见了。而军士被世胄纨绔子弟占役的现象十分严重。

今营政废弛,见籍至十四万,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

这样的军队自然是畏敌如虎,碰见蒙古兵当然是两股战战,涕泪横流。

谙达(俺答)之内犯也,兵部核营伍,不及、六万人,驱之出城,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失色。





再说说嘉靖时期的财政,隆庆元年户部尚书马森的奏疏就说到,他经过对太仓的清查,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开支仅够三个月。

太仓见金百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岁支禄粮一百三十五万有奇。……。今计仅足三月。


而张居正改革将整顿武备、改革军事当作了一项重要内容,整肃军队、严明赏罚、核实功罪,并破格提拔了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李成梁等人,让他们掌握更多的实权,正是由于张居正的这些举措才使明君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财政方面更是成就斐然,经过改革国库的充实更是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


所以,张居正的全面改革为万历援朝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和财政基础。

第三、抗倭战争和万历援朝战争,明朝对其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倭寇千里而来只为利益,但是丰臣秀吉可就有灭亡明朝的想法了,为了国家安全,明朝统治者也必定要全力出击,整个万历援朝之战实际上明朝赢得并不轻松,为了战胜日本调集了蓟镇、大宁、宣化、大同各镇,山西、陕西、浙江、四川、湖广以及两京的各路军队,用精锐尽出来形容并不过分,这个待遇倭寇集团可是没有享受到。

我认为这三点就说明了为何明朝面对倭寇吃力,但是却能打赢万历援朝战争的原因。


论史


我们都知道,在明朝时,经常有倭寇来我国东南沿海骚扰侵袭,并且在万历年间日本还派兵攻打大明附属国朝鲜,虽然最终被大明和朝鲜联军击败,但是却没有乘胜追击攻打日本本土,使得日本并未大伤元气从中吸取教训,反而使日本的气焰愈加嚣张,也就有了后来的抗倭英雄戚继光,但是这都没有打疼日本。

在明朝刚建国时,就有日本倭寇经常来沿海侵扰,当时的朱元璋刚刚建国,准备威服四海,于是派遣永嘉侯朱亮祖镇守广东防守倭寇,同时发出国书:一是告诉日本大明取代了大元朝,你们赶紧派遣使者进贡朝拜,二是要求日本严惩倭寇。然而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内乱,无暇去管倭寇,也就没理朱元璋。

朱元璋生气了,在洪武二年又派七人出使日本,对日本国王的诏书写到:“不取缔倭寇,就发兵把你抓来”,结果日本国王也是个驴脾气,直接把使者杀了。

但是由于北方还有北元残余势力,加上此时元朝的附属国还有很多,所以为了安抚招降这些附属国,朱元璋耐下性子在洪武三年又遣使出使日本,结果这次出奇的顺利,使者不仅说服日本严惩倭寇,还带来日本使者前来朝贺大明朝。

朱元璋一看非常开心,热情款待了使者,然而,这个使者仅仅是日本割据政权的立场,而不是日本国王的立场,当时势力日本势力最大的国王由于对于元朝的恐惧,对明朝也没有什么好感,所以这次朝贡也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

朱元璋虽然经常用兵对付北元,但是其实朱元璋在后期对用兵很谨慎,尤其是吸取了之前朝代开疆拓土导致国家衰弱的教训,转为积极防守政策。但是当时还有部分在海外的元朝附属国不服大明(主要是现在的印尼等国),屡有大臣建议征讨都被朱元璋拒绝,而为了防范这些国家和北元接触,朱元璋宣布了实施了海禁,并且在洪武二十年,把没有对大明没有强烈敌意的15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自此终明一朝只有朱棣打了越南,再没有违反此国策的,这反而使得日本在对明政策上有恃无恐,助长了日本人的气焰。


农村莫阿哥


首先是张居正的改革,让明朝财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次是戚继光,李成栋的军事革新,让明朝边军提高了战斗力。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三点,明朝在半岛出动的是最精锐的北方边军为主力,而不是战斗力薄弱的南方卫所和土兵。在半岛战场,明军边军的骑兵和炮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军也没有几十万,基本保持在14万人。明军参战在4-11万人,各个时期兵力不同。另外,明军在半岛战争当中的损失也很大,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比如蔚山大战,明军损失很大。明实录记载,“失辎重无算”。明朝大臣丁应泰说损失2万人。

岛山会战是明军损失第二大战役,攻城不下,遭到日军反包围。董一元攻泗川之战损失则是第三大战役。战争结束以后,明朝最精锐的辽镇,根据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统计兵力从9.5万,下降到了4万人。

但是,丰臣秀吉的日军,也在半岛遭到惨败,损失数字大约在十万人。这也直接导致关原之战,丰臣家大军实力不足,最后被德川家康击败。

而明军辽镇精兵战马损失过大,也导致了,防御薄弱,无法压制住努尔哈赤。导致努尔哈赤的做大。而缺乏精锐部队进行压制,只能从关内调集战斗力稍差的部队出关,到陌生地域作战,最终导致了萨尔浒战役的失败。


深度军事


明朝的倭寇有多猖獗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一支一百多人的倭寇小分队从浙江绍兴登录,然后突袭会稽县,并且赶走当地百姓,自己在这里住了下来。绍兴知府带兵围剿,这些人竟然连夜制作木筏渡河逃跑了。

逃到哪里去呢?从杭州劫掠到於潜,昌化地区,史书用四个字形容当时的场景:内地大骇。一百多人的队伍,经过不断消耗只剩下几十人,却能吓跑徽州府五百民兵,击退把守界山的三百守卫,还与旌德的一千多名明朝正规军打的不相上下。最后他们杀死江宁镇的三百名官军,还想进犯南京城。这些人没有妄想症,他们真的凭着几十人,想到南京城里转转。

而万历年间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日本入侵朝鲜,明朝派兵支援。很多时候明军人数不多却能把准备充足的日军打败,比如平壤一战中明军阵亡796人,阵伤1492人。斩获日军首级1285级,夺得马匹2985匹,救出朝鲜百姓1225名。这样的成绩,放到哪里都可以称为大捷。

嘉靖统治时期明朝东南沿海被日本几个流寇搅得家家不宁,万历皇帝却可以调兵遣将重创日本正规军。不到百年的时间,明朝对日战争为何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第一,打铁还得自身硬,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嘉靖和万历的口碑都不怎么样,但是二者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嘉靖是小聪明,他擅长做的事就是 “制衡”。只要臣子能分出派别相互争斗,自己能坐稳皇位,嘉靖就很高兴。因此在他统治时期,明朝各地贪腐盛行,军备废弛,想要找出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很不容易。

嘉靖去世隆庆称帝,整个明朝政局焕然一新。隆庆皇帝任用贤才改革弊政,明朝综合实力倍增。而万历呢?很多人印象中这都是一位荒唐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在哪里都说不过去。真实的万历并非如此,他确实二十几年不上朝,但不上朝,不代表不见臣子,更不代表什么事都不管。支援朝鲜就是万历亲自决定的,可见这位皇帝并非完全不问政事。

另一个重要砝码就是张居正。变法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不仅当时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死后是褒是贬,也要随着政局的需要而改变。张居正推行的变法,历史给予肯定态度。前有隆庆新政,后有张居正变法,万历本人也并非昏聩之辈。因此这时的明朝,军事力量吊打嘉靖统治时期。

二,优秀指挥官。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想要拥有优秀的军事指挥官,真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万历皇帝,十分幸运的拥有一大批。当时明朝边患不断,戚继光、俞大猷等一批优秀将领在战场上迅速成长,带领明军深入朝鲜的李如松同样身经百战。这些人不畏战,手下还有一批配合默契的将士,自然能增加胜算。

第三,很多时候,流寇比正规军更难打。

正规军一招一式有迹可循,只要将领经验丰富,后方补给充足,总体而言不会吃大亏。可是流寇不同,这些人的目的是烧杀抢掠,行为做事毫无章法。逼紧了,躲进深山老林不出来,明军怎么可能找得到。风声过了,选个守备松懈的地方打家劫舍,轻轻松松就制造紧张氛围。是不是比正规军更难打。

并且正规军威胁的是国家安稳,比如丰臣秀吉出兵朝鲜,若是朝鲜沦陷,明朝势必唇亡齿寒。因此不管事的万历皇帝也要亲自出面调兵强将,整个明朝都会高度重视。而嘉靖年间的流寇呢?百十来人的小分队,即便都是刀口舔血的人,即便基层守备不堪一击,他们也没有能力颠覆明朝统治。因此这些流寇只是说着吓人,朝廷完全没放在心上。很多时候,对待事情的态度不同,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第四,朝鲜协助

明军深入朝鲜与日本作战,是应朝鲜的请求来帮助的。因此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明朝军队有同盟者。而日本呢?他们是远道而来的侵入者,所有军需都要从遥远的日本运送过来,还要时时提防朝鲜人民的反抗。因此这场战争,明军得道多助,日本失道寡助。

第五,作战地点并非日本熟悉的海上。

日本的军事能力并不强大,若是没有那片海,只怕这个小岛国早就被中原王朝打下来了。远的不说,元朝威武之师征讨日本,就是折在那片海上。东南沿海屡次受到日寇骚扰,同样是因为这些流寇海战经验丰富。而这次出兵朝鲜,日军并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以我之长攻己之短,明军的胜算自然更大。

综合以上几点原因,明朝被流浪日寇骚扰百年不得根治,却能在万历年间打败日本正规军,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答疑人:今日头条年度历史自媒体《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约撰稿人:帘外西楼


夜狼文史工作室


简单说有几点原因:

1 :战争性质不同。抗日援朝战争是策划周详的长期性大兵团作战。倭寇战争是突发性小战役。

2 :战争主体不同。抗日援朝战争是正规军大兵团作战,作为万历三大征之一,名将云集,士兵精悍。东南沿海的倭患主要是小部分倭寇带领更多的本地强盗跟地方武装和武装农民之间的战斗。

3 :战争目的不同。抗日援朝战争是保家卫国,争夺东亚老大地位的国运之战。后者只是抢掠民间百姓的牛皮癣。如果不是动到了江浙钱粮大省的根本影响到了帝国收入,同时海上海盗影响到了帝国的出口贸易,恐怕戚继光俞大猷等人还不会在那待那么久。

4 :战争背景不同。嘉靖作为一个兼职道士,朝政腐败,且明朝重兵良将均驻守北方,南方并无精锐之师。万历有隆庆朝打底,又有初期的张居正牛人治理,在万历初期的时候明朝的国力比之他爷爷在时是有所恢复的。且东北明军战力强悍,李家父子带兵有方。李如松如果在日本那绝对会被写成战国军神。

5 :战争战术不同。抗日援朝战争虽然面对丰臣秀吉精锐之师,但是明军有坚城厉炮,得益不少。东南倭患则不同,倭寇来去如风,江浙地广人稠,倭寇就像游击队,很难聚而歼之。且倭寇十之有七八是中国本地人,又可以逃到海上,实在不易对付。




观世情明世理


因为嘉靖年间在东南抗倭的,和万历年间赴朝作战的,基本不是一处的明军。


嘉靖年间抗倭的兵力,除了东南各地的正规军兵之外,还有当地的各种民兵,以及从山东调来的山东兵,从广西、湖广等地土司处征调的狼兵、土兵。并不包括在北方防御蒙古等北族、战斗力最强的边军。


东南各地久无战事,军队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而且有些兵力是水兵,并不擅长陆上作战。


各地的民兵,或是由当地的士绅、耆老募集的地主团练武装,或是将现成的矿徒、盐徒、沙民等带有军事性质的民间力量编练为兵。这些力量中虽然有一定的军事传统,但兵源素质良莠不齐,只善于聚众械斗,如戚继光评价处州民兵,虽然是矿工出身,“素习争斗”,但纪律不严,只能打一场硬仗,再用就失去气势了。


狼兵、土兵是西南地区土司的军队,纪律比较严明,但他们也不擅长对付倭寇,与倭寇作战时胜时负,难以依靠。


明方早期统帅张经、胡宗宪在统帅这些四处调集来的军队时,并不趁手。嘉靖三十四年张经坚持等到土兵到来,才敢进剿倭寇。因此给人留下了明军“捉襟见肘”的印象。三十五年倭寇围攻桐乡,胡宗宪调集的军队也畏葸不前,胡宗宪无奈之下采取招抚、挑拨的计谋,才说动倭寇头目徐海撤军。


而戚继光手下的义乌兵,则是他在围攻岑港之战失败后,吸取教训,到义乌县招募民丁,从头开始训练出来的一只强军。戚继光利用这只部队,在对倭寇的作战中连战连胜。


后来,戚继光被调到北部的蓟镇。他不但带去了自己训练义乌兵时积累的经验,还抽调一只义乌兵到蓟镇作为示范。这样,在抗倭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队伍和作战方法,进一步增强了边军的战斗力。


万历援朝战争中,明军也曾以戚继光之法招募浙兵,同时从九边抽调了不少兵力。可以说这场战争中各路明军的水平是比当初嘉靖大倭寇时期高出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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