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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事件”是1936年2月26日发生在日本的一起军人政变。
关于“二二六事件”的发生的背景，有两点不得不说：一是“天皇机关说”，二是“皇道派”和“统制派”的之间的斗争。
首先是“天皇机关说”。这是一个基于《大日本帝国宪法》（战前宪法）提出的法学理论，提出者是美浓部达吉。同许多认为“天皇至上”的人不同，美浓部认为国家的统治权属于国家——即政府——本身，而天皇虽是最高统治者，但应当处于宪法的管制之下。也就是说，美浓部达吉主张将天皇视为组成国家权力机构的部门之一，而非一个超越国家权力机构的存在。
在“天皇机关说”提出的1935年当年，关于这一理论的争论席卷日本全国。不少右翼政客和军官都对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提出不满，甚至认为美浓部达吉的思想是“反国体”。同时，由于当时的冈田启介内阁对“天皇机关说”采取的是原则上不反对的态度，继而遭到了持续的攻击。
而这样的争论最终上升到政治冲突的层面，就是由于前文提到的第二点——“皇道派”和“统制派”的之间的斗争。
这两派都是日本军队的内部派别。“皇道派”强调应由“天皇主权”（天皇高于宪法存在）实现内政外交的“革新”，其精神领袖是荒木贞夫，较有名的成员有真崎甚三郎、村中孝次等，其行为有“下剋上”的痕迹；而“统制派”则强调“革新”必须按照军人的组织程序，在体制内展开，其领军人物是林铣十郎，著名人物有永田铁山、东条英机、武藤章等。据称，“皇道派”最初制定的“国家革新案”，“具有一种暴力革命的色彩”。
事实上，这两派对于“天皇机关说”，都没有采取认同的态度，只是在反对的基础上，激进和更加激进的差别而已。比起论争，他们更在乎派别利益、军队主导权、政府部门人选等更加实际的东西，至于对“天皇机关说”的论争，无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罢了。
（荒木贞夫）
人事问题是两派斗争的焦点。1933年，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提出组成有首相、大藏大臣（财政大臣）、外务大臣和海军、陆军大臣组成的“五相会议”，协调国家工作。但是在这个会议上，荒木贞夫基于“苏联威胁论”提出的扩军要求遭到否决，这就意味着“皇道派”的“革新”受阻。接着，荒木贞夫辞职，林铣十郎取而代之；同时，永田铁山被任命为陆军军务局局长。这样一来，“统制派”就在军队和政府内部获得了压倒性的地位。
以此为背景，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的相泽三郎中佐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永田铁山劈死在办公室，进而激化了两派的矛盾。尽管林铣十郎在时候引咎辞职，继任的川岛义之陆相被要求协调两派矛盾。但两派斗争至此已是水火不容，遂在翌年爆发了“二二六事件”。
事件的导火索，是“统制派”主导的陆军中央欲将由“皇道派”主导的第一师团调往中国东北，使后者产生了将要被排出统治中心的紧迫感。2月26日佛晓，步兵第一、三联队的近1500名士兵在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人的率领下，袭击了首相官邸、侍从长官邸、陆相官邸、内大臣私邸、教育总监私邸、藏相私邸、前内大臣牧野伸显住所及警视厅。
（蹶起军人的袭击路线）
袭击导致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杀，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受重伤。在首相官邸，首相冈田启介躲在女佣的屋里逃过一劫，首相的妹夫松尾川藏被当成首相杀死。之后，首相在女婿兼秘书的迫水久常的帮助下逃脱。
（高桥是清（左）在袭击中被杀）
在政变军人大砍乱杀的同时，又以“陆军步兵大尉野中四郎及其同志”的名义，向川岛义之陆相递交了《蹶起趣意书》，痛陈“国体临危”、政府官员及元老重臣“几度颈血喷溅，仍旧毫不忏悔反省，依然为私权自欲所驱，热衷苟且偷安之事”，继而要求罢免和清楚"统制派"军人，重用“皇道派”的荒木贞夫等人。
内阁在次日宣布总辞职。尽管陆相将《蹶起趣意书》呈奏天皇，但天皇感到极为震惊，对侍从武官本庄繁说：“朕将亲率近卫师团就，平息叛乱。”
2月27日，当局发布戒严令，并向所有蹶起军人发出奉敕命令，要他们遵循天皇圣旨，返回所属部队。2月29日，又发布声情并茂的《告士兵书》，彻底动摇了蹶起军人的决心，他们纷纷放下武器，事件基本平息。
最终，震惊一时的“二二六事件”以蹶起军人归顺、为首军官被捕、内阁全体辞职告终。蹶起军人首领矶部浅一、村中孝次等17人被判死刑，其中包括没有直接参与其中的、被称作“日本法西斯主义鼻祖”的北一辉。
尽管作为军人政变的“二二六事件”被平息，但陆军却因这次事件而渐渐进入政治中枢，继而拉开了军人政治的帷幕。
参考文献
冯玮，《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
[美] 约翰·托兰，《日本帝国衰亡史》，中信出版社，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