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83年到1884年，中法两国因为越南问题爆发的战争，使得大清国在战争和外交上都处于被动局面。虽然李鸿章与法国人福禄诺匆匆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但这这个条约，法国政府不满意，于是双方又再次展开了谈判，清廷也只好委托英国人赫德主导谈判。因为越南问题面对中法谈判，赫德很希望清廷在最大程度上作出让步，以便使他的斡旋能够获得成功。当然，他希望清廷妥协，也与法国借1884年袭击清军事件，史称观音桥事件，咄咄逼人有很大关系。在赫德奉命进行斡旋之时，法国舰队已经开进福建闽江口，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在上海声称，如果清廷不接受法方提出的要求，法国将执行谢满禄7月12日在北京提出的最后通牒，及法国以武力占领沿海一二港口作为赔款的“抵押品”。[1]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的洋大人》改写
此间还有一件让清廷尴尬的事儿。根据法国政府的任命，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在1884年7月9日已经达到中国，可是他到中国既不呈递国书，也不到北京交涉，而是滞留在上海。这显然是在制造僵局，总理衙门没办法，只好求助于赫德。让赫德前往上海进行斡旋，充当中法和谈的调解人。赫德在前往上海的路上，他想起七年前，也是盛夏时节，他尾随威妥玛一路追到了上海，“相机挽回”因马嘉理案引起的中英外交争端，使英国从《烟台条约》中获利不少。赫德心中暗暗希望能够通过与巴德诺的共同努力，使他这次介入的交涉再次获得成功。
7月14日，赫德在上海两次会晤巴德诺，寻找打破僵局的办法。7月16日，赫德将巴德诺的要求报知清廷：所有法国军需等费，必须由中国赔偿。中国如果不答应，则法国方面按照本国末议（即哀的昧敦）之文，占据中国某处地段为质，除了加大军事行动外，对于法国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增加的费用，中国也要悉数赔偿，并将中法需要交涉的事宜全行议妥。
法方为什么这样嚣张地利用“观音桥事件”这样细小的冲突来勒逼中国赔款呢？原来是福禄诺从中国返回法国时，曾向法国政府作了一个极端贬低中国国力的报告：“中华帝国财政上已遭到极大危机，因急办无价值的军备上的开销，海关的存款已尽，商务已告停顿；中国银号在破产后都关了门；国营的大公司，开平的煤矿及招商局，均完全破产，政府不能弥补二百万银两的借款；全国各省的半数，均遭受水灾及饥馑摧残；南方发生武装的暴动，反对官吏特别征收税款的办法。”[2]
法国报纸上刊登的画家埃帕克希望中法战争和解的漫画，题为《与中国和解》
福禄诺的报告，给法国的激进分子们这样一种感觉，大清是不堪一击的，只要出动少量兵力就可以让清朝的军队投降，所以才像打了鸡血针似的不惜借“观音桥事件”来挑起事端。
这样，法国则一面继续向清廷勒索赔款，一面做扩大战争的准备，以迫使清廷就范。此刻的李鸿章虽然被指责，但他仍然把希望寄托于外交的努力。他在7月中旬又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怂恿朝廷接受法国人提出的赔款议和条件，说战端再开，形势难料，“战后亦必赔偿，为数甚巨”[3]。
这个奏折使得慈禧太后更六神无主了，总理衙门的官员们也不知所措。1884年7月16日的《申报》报道了总理衙门的忙乱情形：总理衙门的官员们每日里为战与和之事已经无计可施了，根据从北京传出来的消息，清廷的意思“如法仍照前订草约，情愿不索兵费，则可重订约章，或竟将谅山守卒先行撤退；如果坚要赔款，则我国惟有以兵戎相见。”[4]从这个报道也可以看出，清廷在慌乱之中已经认识到战端可能又要重启了。
根据赫德与李鸿章各自所说的情况，醇亲王奕譞指示总理衙门作出这样的答复：一是表示可以撤军；二是撤军的时间表，清廷将派两江总督曾国荃前往上海与巴德诺商谈。
交涉中法越南问题，朝廷本来是授予李鸿章全权的，但《简明条款》的签订，朝廷中斥责李鸿章的声音很大，特别是左宗棠等主战派认为李鸿章丧权辱国。如此情形，慈禧太后、醇亲王奕譞为了避嫌，也不可能让他出面，况且曾国荃也是一个主战派人物，这等于堵住了主战派的嘴。
法国总理茹费理像
曾国荃能改变局面吗？作为曾国藩的亲弟弟，一个舞刀弄枪的人，外交谈判实在是赶鸭子上架，况且，他在交际场合很不善言谈。李鸿章知道他的这些缺点，竟然建议他相机行事，“无论曲直，求恩赏数十万以恤伤亡将士，似尚无伤国体”[5]。曾国荃作为一个武将，实在是没有多少心机，他竟然认为李鸿章的建议有一定道理，听从了他的建议。
听了李鸿章的建议，曾国荃也很希望尽快有个了结，他和赫德一样认为，可以接受法国人提出的赔款要求。在正式谈判之前，赫德就向总理衙门提出建议：第一，清廷先承诺赔款；第二，赔款数目由与中国定有条约的三个国家商定，这三国由中法两国各请一国，再加上由 所请两国公请一国组成；第三，曾国荃所有谈判中的计划和办法都应与他事先“商量”。[6]
对于赔款之议，清廷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观音桥事变中，中国事本理直，不愿向法人赔款，对赫德所提“偿款万不能免，而名目可不拘定”的主张也不以为然，还搬出德璀琳向赫德施压：“德税务司在津襄办定约，中外称其能事，若总税务司不能据理力争，致法人强中国以必不能从之事，一旦开衅，该总税务司平日声名，必因此顿减”。[7]
听到这样的话，赫德既尴尬又无奈，很有些黔驴技穷的意味，但他还是与曾国荃协商，把“赔款”改成给法国伤亡军队的“抚恤”，由曾国荃答应给法方“抚恤”银 50 万两（合350万法郎）。巴德诺以为数太少斥为“笑柄”，清廷听说此事后，严厉斥责曾国荃等人。法国则一面坚持勒索赔款，一面诉诸武力。
谈判陷此僵局，让慈禧太后和掌控总理衙门的醇亲王奕譞都感到左右为难。受命帮助斡旋的赫德也感到精疲力尽，他于7月26日在上海给金登干打电报说，“我在此亦费尽心力，但绝无成功之望”。[8]赫德斡旋的失败，还因为当时英法两国在海外殖民地的问题上矛盾重重，特别是埃及的宗主权问题，使得两国几乎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这样的局面，也为赫德的斡旋蒙上了一层阴影。
上海谈判破裂之后，赫德怀着无奈的心情回到了北京，他因此也对法国怨气重重。7月30日，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
在过去几周，我工作极为紧张，烦恼焦虑，以致身心交瘁，但是仍然一事无成。法国不肯放弃贻款，而中国坚决不肯偿付赔款。停战期限今天已期满，孤拔明天就要开始行动。正义全在我们这边，而目前法国在实力上占优势。如果我们最后是胜利者，我不会感觉奇怪，但这次战争所能造成的灾难将是巨大的，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将由于战争而免不了遭受危险和损失。偿付赔款而避免战争是得策的，我正是为了实现这目标而辩论和活动，但我的同情却属于中国的主战派，他们决心不为威吓和侮辱所屈服。[9]
观音桥事件后，法军要强行进入北圻
而此时，法国要求清廷赔偿没有达到目的，便决定使用战争的手段了。8月5日，法舰开始袭击基隆。得到战报的慈禧太后赶忙召见奕譞，她说到中法局势，竟然先自落下泪来：“不愿再经咸丰故事，但亦不愿大清江山由我而失，由我示弱。”
奕譞见眼前这个专权的女人竟然向他哭诉，感到应该给他奠定信心，就说：“堂堂天朝，兵多人多，是可以同法夷打仗的。”慈禧又说：“要打就打到底。”
与醇亲王会面后，慈禧又召见御前大臣、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九卿和翰詹科道官员一起商量办法，说“和亦后悔，不和亦后悔。和就示弱，不和会割地赔款而且损伤不少，或许引起内乱而且亦赔不起”[10]。
李鸿章在电报中认为应该接受条件，不然战后敌人会索要更多的赔款，左宗棠当即表示了反对，认为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军费。
慈禧太后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认为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左宗棠这匹老马来扭转局面，便含着泪把左宗棠夸奖了一番，然后宣布退朝。慈禧太后接受左宗棠的建议，准备与法国开战。李鸿章很担心大清再次战败，局面难以收拾。他回到天津后，于8月23日致电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要他在枢廷活动，“设法回天”。不料就在当天，法国舰队在马江突袭福建水师，炮轰船厂。8月26日清廷下诏对法宣战。
光绪年间的《申报》
清廷宣布对法作战，慈禧太后此时果断地支持了战争。清廷敢于向法国人宣战，这是令法国人没有想到的。因为在这场索赔与反索赔的斗争中，法国政府过高估计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低估计大清王朝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和讹诈的精神与决心，结果碰了个大钉子。大清宣了战，战争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子呢？慈禧太后心里没底，法国人心里也没有底。
在中法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赫德仍在关注着局势的进展，他对于法国挑起战争的行为开始感到愤恨，以至于他不免也发出诅咒了：“中法和谈，中国拒付赔款的决心，法国的缺乏耐性，并且采用威胁和战争手段，这些使我的调解企图从开始就没有希望，而最后趋于失败。至于法国在基隆、福州的行径，我只能称之为一连串恶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杀！我深信老天将给他们以报应。”他继续谴责法国的野蛮侵略行径，赞佩中国士兵的英勇，并说，“选择战争，法国政府的行动很愚蠢，法国海军的行为太残酷狠毒。法国在福州虽然取得了一次所谓的胜利，但那天真正的荣誉应当归于可怜的战败者（中国），他们虽没有策略足以抵御敌人配合得很好的进攻，但他们奋战到底，并且和燃烧着的、满被枪弹洞穿的舰船同归于尽！ ”赫德还说：“我的错误是错估了中国的持久力量。这里确实还没有丝毫的惊恐和动摇的迹象，相反，作战的决心倒是日益增强。”[11]此刻，赫德对法国人充满了憎恨之情，当然有利益的成分，在他看来，正是法国的要索，使得他的斡旋不能成功。赫德在这种愤愤的情绪中，也在寻找着重新介入斡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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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卢汉超：《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第126页。
[2]廖宗麟：《中法战争史》，第412页。
[3]董丛林：《李鸿章的外交生涯》，第78页。
[4]廖宗麟：《中法战争史》，第408页。
[5]苑书义：《李鸿章传》，第272页。
[6]卢汉超：《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第126页。
[7]王彦威、 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王敬立校，第一册，卷四十二，第13页，总第760页。
[8]中华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47页。
[9]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第三卷，第584页。
[10]苑书义：《李鸿章传》，第272页。
[11]王宏斌：《赫德爵士传：大清海关洋总管》， 第227、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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